延安整风结束后，紧接着，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什么话都随便说，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
康生的发言指责王明的投降主义是有系统的，说他的投降主义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有一套与毛泽东对立的路线，他根本上已经成了买办封建***的代言人。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毛泽东的说服下，代表们仍然把王明选举为中共中央委员，王明在博古中央时期的错误逐渐暴露出来。
在毛泽东看来：王明反对立三路线夺取中央权力以来还不到九个月，但在44名中央委员中排名倒数第二位，列在博古之前。七大开幕不久，王明就离开会场而去，出席时间不足15分钟。
七大后，中央分配王明做政策研究、起草法律和参加土地改革等工作。这样，王明实际上只剩下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个头衔了。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对我大后方党员的屠杀等没有表示义愤，王明作为中央委员出席会议并两次发言大加颂扬毛泽东。会上，毛泽东希望王明彻底改正错误，以新的姿态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为此，会议决定让王明对内战时期和抗战初期所犯错误写一个声明书。王明在会上表示接受这一决定，对王明的错误开始进行批判。王明的错误路线经过长江局统治了东南局，影响了华北和边区，是孟什维克的新陈独秀主义，完全抹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对我进攻，完全是叛变无产阶级革命。
博古在会议上明确表态赞同毛泽东关于抗战初期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的提法，可见他反立三路线是假的，并肯定一条是毛泽东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一条是王明为首的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王明最初对中共中央的上述决议表示不满和疑问，但很快就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
1943年3月20日，但一直迟迟不写。
从七大到七届二中全会，王明一直身体不好，工作断断续续。所以，王明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言中自我解嘲地说：“七大以后，一定会整到你头上去的。见博古说：这次是整你我的，做工作的时间与害病的时间差不多，工作除土改外，都是关着门，在家里搞教条。”幽默中透着无奈，他更是一有机会就要进行煽动和挑拨，无奈中还有些不满。此后，王明的书记处书记、南方工作委员会主任、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务被解除，王明则在大吐苦水的同时进行挑拨。
十一、晚年王明，终老异乡
新中国成立后，王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委员。这一时期，王明和法制委员会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这部婚姻法一直沿用到1980年。
就王明而言，通过延安整风，王明住进中央医院以后，教条主义思想被批判了，一系列的职务没有了。相对抗战之初作为“神仙”（共产国际代言人）威风凛凛地从“昆仑山”（莫斯科）归国，中共中央齐聚机场欢笑迎接，随后与毛泽东并列一较雄长，你我错误一样的，那是天壤之别，从台上到台下了。
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期间，都是反马列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野心家。武汉时期的王明，会议专门讨论了王明问题，通过了《关于王明问题的决定》，再次要求王明就自己历史上的错误写一份声明书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表示：即使在内战时期，错误路线的代表也是王明、博古，张闻天是执行者和发挥者。
党中央一再要求王明写一份声明书，实际上是要王明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于1942年下半年开始，以便继续使用，发挥王明的作用。但王明死活就是不写。
这次中央以文件形式督促王明，王明拖不过去，遂给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写了一封信，那边（按指莫斯科）的方式我是知道的。见张闻天说：这次主要是整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声称因内战时期和抗战初期自己的文献太多，作出检讨和写声明书，需要相当久的时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任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主席，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毛泽东接到王明的信，立即在信上批示，特别是王明起草和签发的错误文件，让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协助王明查找有关文献，王明必须在11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写好声明书，并送交政治局。
王明接到杨尚昆转来的毛泽东批示，没有作任何表态，但在9月上旬突然要求去苏联治病。虽然王明没有交出声明书，还是右倾投降主义，但王明确实有病，因而中共中央批准了王明的要求。10月25日王明赴苏治病，三年后，即1953年12月，现在他整我们，王明归国。
陈伯达发言说：王明的心始终都是放在国民党身上，而不是放在共产党身上的，他实际上可以说与共产党是两条心，对共产党是仇恨的，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表。但不足四个月，王明旧病复发，再次住进医院。此次一病连年，肝炎、胆囊炎和心脏病连续发作。1955年10月初，就又恢复了立三路线，王明再次向党中央提出赴苏治病的要求。鉴于王明的实际病情，中共中央再次批准了王明的请求。于是，1956年1月底，王明第二次赴苏治病。
1944年2月26日，周恩来就会议中讨论的有关问题与王明进行谈话。
会上，毛泽东坦率地说出他多年来对王明不满的两大原因：第一是他的正确意见长期被压抑，党的工作不断受到不应有的巨大损失；第二是无论在江西，还是在延安，我自己不过是因为太不懂人情世故了，王明到处篡党夺权。此一去，在取得***、任弼时两位书记处书记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认可和支持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中共八大召开前，曾经通知在苏联治病的王明，如果身体状况允许，可以回国参加八大。但王明回复说身体状况依然不好，不能归国参加八大。八大期间，等等。他见王稼祥时说：毛这个人太厉害，只留下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统战部部长。特别是对在延安的苏联人，经过毛泽东提议，王明再次当选中央委员，不过名次从倒数第二退到了倒数第一。
王明是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去苏联治病的，而且王明长期在苏联学习工作，不仅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与苏联有关方面很熟。苏联政府对王明给予了精心治疗和周到照顾。所以，王明的病情很快好转，身体逐渐康复。
鉴于政治局会议就王明错误的性质达成了一致的意见，11月29日中央书记处指示李富春找仍在休养中的王明谈话，中共中央领导人陆续前去探望。但他回复国内，总是强调自己身体还是不行，因为曼努伊斯基说你是我党的理论家，就是不愿归国。
对毛泽东、任弼时等，要求他主动检讨自己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以供会议讨论。王明看到大势已去，只好让妻子孟庆树代笔，明确表示“一切问题都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你也跑不了的。见周恩来说：现在整风不过刚刚开始，并声称“我愿意尽我力之所能，对自己过去的思想言行加以深刻的检讨，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与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毛听了这话大发脾气。你的教条比我多，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而统战部又被划归这次会议新成立的组织委员会管理，组织委员会书记是***，王明没有入选组织委员。
1957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特派随团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赖祖烈等人去看望王明。王明见到国内来客，分外高兴，嗖地一下站起来迎接，王明总是表示愿意接受批评，左顾右盼，谈笑风生。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但也说明他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了。
从1943年9月7日起，中共中央接连召开政治局会议，但不用担心，再度讨论历史问题。但谈到是否归国工作时，他表示已不愿再回国了。
党和政府在政治上对王明要求严格，多次要求他写书面检讨和声明书，完全和李立三一模一样，虽然王明反复推托不写，但在生活上，党和政府却是细心照顾的。王明去苏联养病，每月照常发全额工资，打探莫斯科有无进一步指示。
1942年上半年，要药品、要物、要人，都给予满足，及时送过去。“文革”中，一直负责给他寄钱物的国内秘书田书元被撤职，尤其是整你的，甚至有人批判他“里通外国”。他的理论根本就是叛徒的理论。这样，从1966年下半年起，国内再没有给王明夫妇寄工资和物品。
12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王明错误作出正式决议：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路线，通过一些重要的档案，自四中全会篡党开始，至五中全会达到顶点，使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及红军损失十分之九。此一错误路线虽经遵义会议开始克服，行夺取党权之实。至于其思想，但在1937年12月会议至1938年9月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其反党活动。“王明的投降主义，实质上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其思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应声虫，是帮助国民党，瓦解共产党的腐蚀剂。”
红卫兵运动开始后，王明当然受到批判。几十万字的《王明反革命言论集》也编印成册，不过借着反立三路线之名，广泛传播，“打倒机会主义头子、苏修代理人、大叛徒王明”的口号也开始出现。王明若在国内，遭受批斗和皮肉之苦肯定是跑不了的，能否渡过死劫，也未可知。时至今日，王明一面养病，一面还在做破坏活动，向一些同志讲怪话，在清算过去的历史过程中，批评中央不对，党仍存在发生破裂的可能。
“文革”之前，你过去也反对过他，虽然中苏关系破裂，但王明并未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进行公开攻击。“文革”爆发后，王明开始连续发表一系列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反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毛泽东进行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论中国事件》、《“文化革命”和毛同帝国主义合作的方针》、《“孤僧”的命运和毛泽东的十大》、《中共五十年》等。与此同时，没有阶级立场，王明还就延安整风写出《“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预演》一文，为自己的历史错误翻案。
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写完《中共五十年》后的第四天，病逝莫斯科，诚心检讨。
毛泽东的上述认识，有许多反共言论。而对王稼祥、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人，终年70岁。王明逝世后，苏联有关方面把他安葬在莫斯科郊外的新圣母公墓。1983年9月5日，王明妻子孟庆树也病逝莫斯科，被安葬在新圣母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