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毛泽东的信中，陈毅推心置腹：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需要公开检讨的话，“这个检讨我来做”。信中还特别说明：“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此间四军同志也盼望你回队。希望你见信后，坐担架赶快回来，就任四军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以及前委的希冀。”
陈毅在致信毛泽东、请毛泽东回来、找前委委员谈话、统一认识的同时，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前委的决定，开始筹备红四军九大，以广泛传达“九月来信”，改选前委，让毛泽东重新回到前委书记领导岗位上来。
1929年11月23日，红四军打下汀州。在汀州，红四军狠狠地发了一笔洋财，全军6000多套冬装五天内就穿上了身。大家喜气洋洋，情绪也恢复起来。
更可喜的是，三天后，毛泽东在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昌陪同下，回到了红四军。
那天，三纵队一部正好驻在街上，看到阔别几个月的党代表回来了，纷纷涌上街头，欢笑流泪，一直簇拥着把毛泽东送到军部。
朱、毛、陈会见，自然是一团欢喜。
朱德说：“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早就盼望你回来。”
毛泽东说：“八大时因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现在我撤销这封信。”
当晚，陈毅自掏腰包备下酒菜，宴请“秦晋大国”。樽箸之间，陈毅非常诚挚地谈了到上海以后对毛泽东、朱德这两位战友的新的认识，并且当面作了要“打倒陈毅主义”的保证，并转达了周恩来、李立三等同志对毛泽东健康情况的问候。
朱德也诚恳地说了对于部队极端民主化的感想，觉得部队组织松懈确实是问题。毛泽东也表示诚恳接受中央的批评（“九月来信”对朱毛都有专节的批评）。
三人越谈越是畅快，彼此隔阂，一扫而空，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鸡叫二遍，仍在畅谈。
11月28日，在毛、朱、陈都出席的前委扩大会上，大家踊跃发言，气氛融洽而热烈。会议一致通过三项决议：一、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的封建残余制度。
光明磊落的陈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打倒了自己的“陈毅主义”。朱德的豁达大度，宽人严己，促进了红四军领导阶层的团结。
朱毛二人又紧紧地走在一起了。
十二、古田会议，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1929年12月28日，在陈毅主持下，在福建上杭古田的廖氏宗祠，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为了这次大会能顺利进行，陈毅做了多次传达说服工作，以解除很多人对毛泽东的成见。他和前委委员们谈话，和许多党支部的负责同志谈话，到部队作调查研究开座谈会也随时宣讲，还在队前给部队讲话，介绍此次上海之行在党中央的情况，还有意识地转述他所听说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极端民主化对有些红军部队带来的危害，为九大的决议预先作好铺垫。在许多场合，他都讲道：七大没有开好，需要公开检讨，“这个检讨我来做！”
在九大上，陈毅正式向大会传达了中共中央9月28日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作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并且主动承担中央对前委扩大会和七大所作批评的责任。
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到会代表对两个报告，特别是政治报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的意见。陈毅分工在大会上作了反对肉刑、反对枪毙逃兵的专题发言。经过讨论和充实，大会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这个中共党史上大名鼎鼎的《古田会议决议》，后经中央肯定，成为全国红军的建军规范。
《古田会议决议》由毛泽东、陈毅、朱德共同起草。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其他八个部分，分别由陈毅和朱德起草，其中也包括了周恩来在“八月指示”中和“九月来信”中的许多观点和意见。
《古田会议决议》的九个部分分别是：1.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2.党的组织问题；3.党内教育问题；4.红军宣传工作问题；5.士兵政治训练问题；6.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7.废止肉刑问题；8.优待伤病兵问题；9.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问题。其主要内容为：
(一)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这就规定了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红军执行无产阶级革命政治任务，争取中国人民大众获得解放的事业，必须坚定地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这是红军保持其无产阶级性质的根本条件。强调必须确立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强固党的组织。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一切工作，在党组织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还要发动地方党对红军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达到军政一致、军民一致。
(三)阐明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古田会议决议》认为：红军的一切军事行动，都是围绕党的政治中心任务进行的，必须接受党的政治领导。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古田会议决议》指出必须加强官兵的政治训练，明确规定了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委员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
(四)规定了军队内部、外部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又必须克服极端民主化倾向。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上级的决定必须坚决执行，党内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同时正确地开展思想批评。凡地方政权机关已经建立的地方，军队就不能包办和干涉地方工作。加强对敌宣传工作，优待一切放下武器的俘虏。
(五)强调对红军进行无产阶级政治思想教育以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教育方法有办报、办训练班、看书看报、个别谈话、开党内会议和政治讨论会，还有上政治课、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教授方法、集合讲话、游艺、改良待遇和对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
《古田会议决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军方面的经验教训，划清了无产阶级军队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中国红军，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不仅为红四军党和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红军的建设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成为人民军队建设的伟大纲领。
九大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为前委委员，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为候补委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至此，七大之前开始展开的矛盾和争论，终于得到一个圆满的解决。
古田会议之后，陈毅向前委书记毛泽东谈了自己的工作问题，并说了中央组织部的同志征求他意见是否到鄂豫皖或广西的事。
毛泽东不假思索地说：“你哪里也不用去，就在这里。”
不久，陈毅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红六军党代表，该军军长是黄公略。
十三、历史的启示
“朱毛之争”以冲突开始，以团结告终，而且是以更紧密的团结告终。“朱毛之争”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思想成长的过程，也是老一辈革命家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朱毛之争”的完美结局，使红四军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大进一步，堪称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一个典范，并且从此有了一个无产阶级军队建军的纲领。党的绝对领导与无产阶级政治建军问题的圆满解决，奠定了此后二十年人民军队胜利的基础。
在这场通过争论逐渐确立无产阶级军队建军纲领的过程中，所涉及的每一个人物，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朱德、陈毅、彭德怀（兼红四军副军长），甚至林彪，都做过不懈的努力与探索，都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作出了贡献。但相较而言，毛泽东的眼光最远大，贡献也最巨大。朱、陈、彭等人，都是从军纪层面来认识和处理军队建设问题的。而毛泽东，是从政治制度、政治路线和建军思想的高度来探索并实践的，是以在制度上“保证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的认识来推动和运作的。尽管毛泽东的认识同样存在着种种偏颇或偏差，但他的认识和实践高度，不仅是在当时红四军领导人中，就是在各根据地中，也是罕见的。作为中央领导人的周恩来、李立三，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指示，及时发现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正确，及时给予强有力的支持，从而使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得到贯彻执行和发扬光大，充分显示出成熟的政治家的敏锐眼光和是非判断能力。
毛泽东是这场风波的中心人物。“吹尽黄沙始见金”，正是从这时开始，毛泽东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逐步为党内同志所认识乃至后来达到一致认同，从而成为一位集中国革命之大成的伟大革命家。他在对敌斗争和党内纷争中，始终保持相对清醒的头脑，高屋建瓴且脚踏实地，牢牢地把握住“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这个重中之重，把一支近乎于“乌合之众”的队伍，整合成为一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而且还在他的主持下，确立并完善了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路线和制度。在人民军队的初创阶段，的的确确非常非常了不起。
朱德在红四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这缘于他豁达大度、无私无畏的革命家的胸怀，缘于他对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创造、红四军战斗力的形成的贡献和作战指挥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在“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的重要性还没有被大家所深刻认识时，朱德在红四军官兵中比毛泽东更易于让人接受。毛泽东撂挑子和陈毅不在之时，他正是以这种威望团结住了全体官兵，一方面仍然在当地做了一些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对当地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在紧要关头，在部队遭受挫折后及时转移，将部队带回了闽西，保存了红四军的基本实力，保持了红军的战斗士气。在认识到毛泽东在政治路线上的正确时，又能心无芥蒂，坦诚相见，并尽心竭力为毛泽东的归来扫除障碍作好铺垫，后来还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起草《古田会议决议》，竭诚推崇、宣传和率先垂范毛泽东的建军主张和思想。这种气度和雅量，堪为解决党内矛盾的典范。毛泽东后来对朱德有个很著名的评价：“意志坚如铁，度量深似海。”真是十分贴切说到了家的。后来在张国焘与中央闹分裂，留在张国焘那里的朱总司令正是靠这种既坚持原则又忍辱负重的风度，征服了红四方面军众多将士——他们其中有许多还参与过对朱总司令围攻、“声讨”甚至刁难，后来却终生保持着对朱总司令的由衷爱戴和景仰之情。
陈毅令人肃然起敬的磊落坦荡充分体现在他代周恩来起草中央“九月来信”，以及回到红四军纠正自己的错误，自己打倒“陈毅主义”之中。勇于承认错误，勇于纠正错误。没有陈毅不带任何偏见的客观汇报，没有陈毅准确领会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李立三的正确指示且熟悉红四军的各种情况撰写的九月来信，没有陈毅在红四军上上下下细致耐心的工作，古田会议可能不会如此成功，毛泽东的复职可能不会如此顺利。作为这场争论的见证人之一的谭震林，在1954年4月2日的华东局扩大会议上曾发言说：红四军七次大会到九次大会之间是中国革命很重要的关键，虽然期间陈毅犯了错误，但是如果没有他到上海把中央的精神带了回去，中国今天究竟怎么样就很难说。从七次大会到九次大会的开始，对红四军的贡献，除了毛主席之外主要是他。
古田会议半年后，当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红四军时，毛泽东、朱德分别同他谈了这次争论的经过，并作了自我批评。涂振农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写道：“据我在那里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地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的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过去军政关系的确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同时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这种磊落无私的高尚品质，在任何时代，都值得我们认真的回味和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