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初，李渊从地方太守的任上被调回朝中担任卫尉少卿。其时正逢杨广发动第二次高丽战争，李渊赶赴怀远镇负责督运粮草军需。旋即爆发杨玄感叛乱，李渊又被紧急调回弘化（今甘肃庆阳市）担任留守，并主持潼关以西十三郡的军事。
很显然，从大业中期开始，李渊已经成为隋炀帝杨广深为倚重的心腹大臣之一，所以能不断获得从地方到中央的各个重要职位。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李渊的政治和军事能力得到了深入的历练，同时问鼎天下的雄心也在不断膨胀。史称其“历试中外，素树恩德，及是结纳豪杰，众多款附”。也就是说，李渊一直在这几年中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干部队伍、建立自己的势力集团，为日后夺取天下作充分的准备。
可是，杨广不是瞎子。
尽管李渊很谨慎，但是他的行为还是引起了这位大隋天子的怀疑和警觉。有一次杨广在行宫，故意传诏李渊前去觐见。李渊托病不去，杨广顿时大为疑惧。当时李渊的一个外甥女王氏是杨广的嫔妃，杨广就问她：“你舅舅为何迟迟不来？”王氏回答说李渊病得很厉害。杨广深深地看了王氏一眼，似问非问地说了一句：“会不会病死啊？”这句话很快就传进了李渊的耳中，李渊大为惊恐。皇帝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他希望李渊死！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皇帝随时下一道诏书，李渊就可能富贵不保，甚至人头落地。
怎么办？是索性起兵造反，还是就这么坐以待毙？
李渊知道，虽然隋朝天下已经烽烟四起、人心思乱，但远不到分崩离析、轰然倒塌的地步。所以，此时起兵绝对不是时候。杨玄感就是前车之鉴！
怎么办？李渊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之中。
然而李渊并没有痛苦很久。在隋帝国的政坛上混了这么多年，这点应变的智慧还是有的。他最后想出的办法是——自秽。没有比自秽更好的保命办法了。
于是从大业九年的秋天起，差不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李渊终日沉迷酒色，并且大肆贪污受贿，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已经堕落了——从一个精明强干的朝廷重臣堕落成一个酒色财气的庸臣和昏官了。
李渊“堕落”的消息很快就通过朝廷的情报网落进了天子的耳朵。
杨广笑了，他悬了许久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一个酗酒、纵欲、贪财、好色的中年男人，还有多少觊觎天下、逐鹿中原的野心和能力呢？
所以杨广特别喜欢现在这副模样的表兄李渊。
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四月，终于重获天子信任的李渊被任命为山西、河东（约今山西省）讨捕使，负责镇压当地叛乱。在龙门（今山西河津县），李渊身先士卒，仅率少数骑兵便大破变民首领毋端儿的数千部众。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年底，李渊在历任右骁卫大将军、太原道安抚大使等职务之后，终于被擢升为太原留守。
太原（郡治在晋阳，即今山西太原市）是帝国北部边陲防御突厥的一座军事重镇，城高池深、兵强马壮，储存的粮饷可支十年。隋炀帝交给李渊的任务是让他镇守此地，负责清剿周边地区的叛乱，并与马邑（今山西朔县）太守王仁恭共同防御突厥。
可对心怀异志的李渊来说，这座太原郡无疑将成为他开创帝王大业最理想的根据地。因为它不但是一座给养充足、战略地位十分突出的军事重镇，而且还是五帝时期圣君唐尧的发祥地，恰与李渊唐国公的爵衔相契，所以自从以安抚大使的身份进驻太原后，李渊就已经“私喜此行，以为天授”了。（《大唐创业起居注》）
所谓“天授”，也就意味着叛隋起兵、争霸天下的时机已经成熟。
为了这一天，李渊已经等待好几年了。
早在大业九年初，李渊前往怀远督运军需，途经涿郡的时候，就曾与他的朝中密友、隋炀帝近臣宇文士及进行过一次有关“时事”的密谈。宇文士及是隋朝重臣宇文述之子和驸马，身处隋帝国的政治中枢。所以李渊和他的此次密谈，其意义自然非同小可。关于此次会谈的内容，史书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从武德初年李渊对裴寂所说的一句话中窥见端倪——高祖笑谓裴寂曰：“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旧唐书·宇文士及传》）
众所周知，裴寂是大唐的开国元勋、晋阳首义的第一功臣，连他都要排在宇文士及后面，可见李渊在大业九年与宇文士及所谈的“天下事”，实际上就是“问鼎天下”之事。
不久后杨玄感叛乱爆发，李渊被调任弘化留守，遂按下起兵之意，静观事态变化。其妻兄窦抗力劝其起兵，说：“杨玄感已经抢先一步了！李氏名应图谶，应该趁势举义，这是天意啊。”
但是李渊拒绝了，因为时机还不成熟。
李渊深深懂得第一根出头的椽子先烂的道理。
果不其然，仅仅两个月后杨玄感便兵败身亡。
大业十一年，李渊前往山西讨伐叛乱，他的副帅兼好友、善观天象的夏侯端再次劝他说：“金玉床摇动，此帝座不安……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但主上晓察，情多猜忍，切忌诸李，强者先诛。金才既死，明公岂非其次？若早为计，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矣！”（《旧唐书·夏侯端传》）
夏侯端所说的“切忌诸李，强者先诛”，指的就是那则流传天下的政治歌谣《桃李章》让杨广深为忌恨，因而大肆诛杀李姓之人，时任右骁卫大将军的李金才就是因为隋炀帝的猜忌而惨遭灭门之祸。
应该说夏侯端的分析还是很中肯的。当时李渊确实处境不妙，虽然通过“自秽”成功地掩藏了心迹，但是杨广对他的猜忌仍然存在，稍有不慎就会重蹈李金才的覆辙。
但是李渊还是忍了下来，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实力还远远不足以扫灭群雄，颠覆隋朝社稷。
所以，他仍然需要蛰伏、需要隐忍。
时间终于到了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站在晋阳城头的李渊望着千里黄云、北风吹雁，一股澄清宇内、舍我其谁的豪迈之情猛然在胸中激荡。
他仿佛看见天命正在向自己遥遥招手。李渊万分感慨地对次子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而今我等能得此地，绝对是上天的恩宠和赐予。予而不取，祸将斯及！”
在幽暗的深渊中蛰伏了许多年的这条大唐巨龙，终于缓缓地昂起了头颅。大野苍茫的太原上空，正隐隐滚过一阵惊雷。
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相遇
李渊与元配夫人窦氏共生有四男一女：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玄霸，四子李元吉；一女是平阳公主，女婿是隋东宫千牛备身柴绍。其中除三子李玄霸早亡外，其他的三男一女一婿全部参与了李渊起兵叛隋和开创大唐王朝的整个进程。
而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人，首推李世民。
公元599年1月23日，即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李世民出生于武功（今陕西武功县）的一座别馆，也就是李氏家族在此地的一座别墅。相对于李渊来说，李世民的出生就多出了一层神秘色彩。史称其出生时，有两条龙在他们家门口嬉戏喧闹，整整闹了三天才离开。其情形类似于我们今天开业典礼时为了增添喜庆气氛请来的舞龙队。唯一的差别是：人家那是吞云吐雾的真龙，而且还是不请自来的，纯属义务演出、友情捧场；我们舞的则是假龙，而且还要给人家舞龙队递茶、递烟、包红包。
李世民四岁时，又有一个神秘的相士来到他们家，对李渊说：“公是贵人，定有贵子！”一转眼又看见了李世民，这位相士顿时双目炯炯地说：“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旧唐书·太宗本纪》）
李渊又惊又喜。喜的是他们父子二人均有天命，来日必将贵有天下；惊的是此事一旦泄露，必定惹来杀身之祸。李渊狠狠心，决定把这个不知来自何方的相士杀了。可就在他愣神的间隙，那个神秘人物忽然消失无踪。从此，李渊便以“济世安民”之义为次子取名李世民。不知道李世民在此之前是否有过别的名字，但是从这个时候起，这个寓意深远的名字就将伴随他的一生，并且注定要载入史册、彪炳千古了。
关于李世民的少年时代，各种相关史籍的记载都很简略。
贞观初年，李世民曾对时任尚书左仆射的萧瑀说：“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贞观政要》卷一）
贞观年间，李世民在写给魏徵的一道手诏中说：“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全唐文》卷九）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虚岁四十三的李世民在武成殿大宴群臣，曾回忆自己的过去说：“朕少在太原，喜群聚博戏，暑往寒逝，将三十年矣。”（《旧唐书·太宗本纪》）
综合上述各种史料的零星记载，我们基本上可以还原出少年李世民的一个大致轮廓。乍一看，这是一个典型的贵族子弟，而且还颇有些纨绔子弟的嫌疑。因为他“好弓矢”、“喜博戏”、“尚威武”，可偏偏就是不喜欢读书；能把弓矢、骑射之术玩得异常精妙，可对先王之道、圣贤学问却“茫若涉海”、两眼一抹黑！
这不是纨绔子弟是什么？
比起那个“好学，善属文”，七岁就能吟诗作赋，才华横溢、风华绝代的杨家二公子，这位李家二公子简直可以说是不学无术、冥顽鄙陋。然而，就是那位才华横溢、风华绝代的杨家二公子，却亲手葬送了一个繁荣富庶、四海升平的帝国，并把自己钉上了“无道暴君”、“二世而亡”的历史耻辱柱。而这位“不学无术、冥顽鄙陋”的李家二公子，反而开创了一个万邦来朝的“天可汗”时代，并最终缔造出一个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唐盛世！
这看上去似乎有点奇怪。
可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杨广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当然更谈不上是一个称职的统治者。他身上强烈的诗人气质和虚荣天性严重障蔽了他的政治理性，他对完美的病态追求和毫无节制的浪漫主义激情，让他的执政生涯始终贯穿着浮华二字。或许是在江都任总管的十年让他过多地熏染了浮靡绮丽的江南文化，或许是他的天性原本就与之契合，总之，与其说杨广是一个政治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个“政治美学家”。而当一个帝王的人格特征与他的职业要求背离时，就注定他只能成为一个蹩脚的统治者。此外，杨广那种恃才傲物、好大喜功的一贯秉性又导致了一种致命的自负，使他在逆境中的坚韧性和抗挫折能力几乎为零。所有这一切共同驱使他最终走上了失败和灭亡的道路。
与杨广恰恰相反，李世民身上那种活泼强悍的尚武精神，那种质朴的、原生态的生命动能其实正是继承了关陇集团的优秀传统。在那个一切都要靠武力和实力说话的年代，李世民并不是从书本上学习那些大而无当的所谓“先王之道”，而是从父母亲的性格遗传和言传身教中潜移默化地得到了那些开创王道霸业所需的秉性和特质。《旧唐书·太宗本纪》中说：“太宗幼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从李世民日后在历史上的种种作为和表现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并非修史者的溢美之词。少年李世民的这些内在气质和性格特点，一方面继承了鲜卑民族的勃勃血性和强势基因，另一方面也与关陇集团那些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成功者所具有的人格特征相契合。
同样作为关陇集团的后人，杨广背叛了传统。而李世民则继承了前人，也无愧于他身上流淌的鲜卑血液。就像陈寅恪先生所说的：“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故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我们可以说，对于即将到来的那一场场改朝换代的战争以及一幕幕惊险残酷的政治博弈，这个机智果断、骁勇强悍的年轻人早已做好了上场的准备，并且充分具备了角逐的资格。
换句话说，李世民注定要与这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迎面相遇。
大约在大业十年（公元614年），十五岁的李世民娶了隋右骁卫大将军长孙晟的女儿。众所周知，这个长孙家的女儿就是后来初唐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长孙皇后。她知书达理、深明大义，尽心辅佐而绝不干政，在李世民登基御极、治理天下的过程中默默无闻地作出了很多贡献，不愧为成功男人背后的伟大女性，也无愧于“母仪天下”之称，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典范性和楷模意义的皇后之一。
长孙家族是北朝的豪门显宦，其先祖出于北魏皇族拓跋氏，因在魏宗室中建功最伟，且居宗室之长，故改姓长孙。到了长孙晟（shèng）这一代，其地位依然显赫。他是隋朝的重臣和名将，从青年时代起就深受隋文帝器重，此后长年经略突厥，曾向隋文帝提出远交近攻之策，从而成功离间突厥各部，使其最终向隋朝称臣。在隋帝国的国防事务和外交战略上，长孙晟可谓贡献良多、功勋卓著。大业五年，长孙晟病卒。大业十一年，隋炀帝被突厥围于雁门，曾向左右感叹道：“向使长孙晟在，不令匈奴至此！”（《隋书·长孙晟传》）
长孙晟死后，年仅八岁的长孙氏和哥哥长孙无忌一起被舅父高士廉收留抚养。高士廉出自北齐皇族，其祖父高岳是北齐的实际开创者高欢的堂弟，封清河王，官至左仆射、太尉；其父高劢（mài）是北齐乐安王，也曾任左仆射。高士廉从小博览群书，尤其在文史方面颇具造诣。在他的熏陶下，长孙氏和长孙无忌自然都喜欢上了读书。史称长孙无忌“好学，该博文史”（《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而长孙氏也是“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旧唐书·文德皇后长孙氏传》）。
长孙氏十三岁时，由于高士廉对李世民非常赏识，知道他不是久居人下之辈，所以就把长孙氏许配给了李世民。从此，高士廉和长孙兄妹的命运就与李唐家族，尤其是李世民紧紧绑在了一起。
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隋炀帝杨广被突厥围困于雁门，下诏命各地勤王，虚岁仅十七的李世民就应征入伍，并向主将提出了“赍旗鼓以设疑兵”的策略。虽说此后突厥退兵、雁门围解是四方勤王之师大举云集的结果，并非李世民此计的功劳，但这一策略足以表现出李世民过人的军事才华。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李渊出任太原道安抚大使时，把李建成和李元吉安置在河东，唯独带着李世民到了太原。我们不知道李渊这么安排的具体原因是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李世民已经成为李渊军事上的得力助手。这一点在随后打响的李渊讨伐甄翟儿的战斗中就表现得极为明显。
当时外号“历山飞”的变民首领魏刀儿北连突厥、南寇燕赵，其势甚为猖獗。甄翟儿是他的部众，率两万余人屯驻西河郡（今山西汾阳市），并时常袭扰太原，曾在战斗中击毙隋朝将领潘长文。大业十二年四月，李渊与李世民率步骑五千余人前往征讨，在西河的雀鼠谷与甄翟儿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李渊命精兵张开两翼，而让羸兵居中，大张旗鼓，布置出一个迷惑敌人的大阵。此举与李世民当年的那个策略如出一辙，很可能就是他提出的建议得到了李渊的采纳。
随后，李渊亲率数百名精锐骑兵深入敌阵，迅速冲乱了敌军的阵形，但是变民军仗着人多势众，很快就把李渊团团包围。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李世民“以轻骑突围而进，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于万众之中。适会步兵至，高祖与太宗又奋击，大破之”（《旧唐书·太宗本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