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桓公对此喜不自禁，郜大鼎运到曲阜后，派人将它安放在大庙之中。这一举动遭到朝中大臣的反对。大夫臧哀伯（臧僖伯的儿子）劝谏说：“将作为贿赂的大鼎放在大庙，以此向官员和民众炫耀，百官必定以此为榜样。国家的衰败，是由于官员的邪恶；官员的邪恶，是由于索贿受贿成风。郜鼎放在大庙里，还有比这更明显的贿赂吗？昔日周武王打败商纣王，将九鼎迁到自己的首都，尤且受人诟病，现在您竟然将代表弑君叛乱的器物放在大庙，究竟是想干什么呢？”
这番话很有道理。可是，臧哀伯还没来得及想明白，鲁桓公不也正是通过弑君才上台的吗？用这番道理来教育鲁桓公，岂不是变相地掌他的嘴？
挑战权威的尺度：有礼、有据、有节
现在，从地图上看，郑国周边的几个国家，东边的齐、鲁是铁杆盟国，宋国已经化敌为友，成为友好邻邦，南边的陈国是姻亲，许国是附庸，西边的周王室则风雨飘摇，不足为患。
北方的少数民族北戎曾经于公元前714年，也就是齐、鲁、郑三国同盟谋划进攻宋国的那一年，趁着中原动荡，从今天的山西省平陆县一带出兵，南侵郑国。
寤生起兵抵抗入侵。半个世纪之前犬戎大军血洗镐京的记忆仍留在人们的脑海中，对于北戎军的战斗力，寤生不敢等闲视之。他私下对公子突表示了自己的担忧：“戎人以步兵为主力，而我军以战车为主力，我很担心戎兵穿插于我战车之前后，扰乱我军阵势。”
战车是当时中原各国的主要的军事装备，一辆战车加上一定数量的步兵，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战车具备冲锋的力量，而步兵起到掩护的作用，攻防兼备，类似于现代的坦克加步兵组合。
但是，在实际作战中，往往出现这样一种状况：战车冲锋的速度过快，将步兵远远扔在后面，前后脱节，不能相互照应。另外，战车不是骑兵，不能灵活转身，必须跑到开阔地才能掉头，一次冲锋过后，战车找不到自己的步兵，反而被敌人的步兵围攻，在当时也是屡见不鲜。
寤生久经沙场，对于战车的弱点当然了如指掌。他担心，戎军步兵的战斗力强于中原的步兵，如果郑军战车的一次冲锋不能有效击溃戎军，则很有可能被戎军分割蚕食，导致全军失败。
对此，公子突回答道：“戎人轻率而无秩序，贪婪而不团结。如果打了胜仗，就在战场上为了争夺战利品互不相让；如果打了败仗，只顾各自逃命互不相救。我军可以派出一支部队作为诱饵，与戎军接触之后，扔下少量装备，佯作逃跑，戎军见有利可获，必定追击。我军事先埋伏下三路伏兵，待戎军主力进入伏击圈便迎头痛击。戎军先行者遇伏，必将四处逃散，而后继者自身难保，更不会相救。如此，我军可获全胜！”
兵法并不深奥，用孙子的话来说，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寤生的担忧，正是基于对自身缺点和对敌人优势的认识；而公子突的回答，切中了戎军的弱点，并根据其弱点提出了应对之策。
寤生采纳了公子突的意见。这一战打得干净利落，一如公子突所料，北戎军前锋遭到伏击之后即刻崩溃，郑军大将祝聃率军冲出，将北戎军截为三段，各个击破。北戎军全军溃败，只有少数人得以逃脱。
这一战之后，北方少数民族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对郑国威胁。
环顾四周，寤生的江山一片太平。
就在寤生春风得意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下令由右卿士虢公全权代理王室政事，从而将左卿士郑伯完全架空，实际上也就是将他驱逐出王室政局了。
周桓王与寤生之间积怨已久，是众所周知的事，然而，周桓王选择在这个时候对寤生动手，让人难以理解。
首先，郑国现在正处于全盛时期，国力强大，政治清明，军事过硬，外交如鱼得水，连齐国和鲁国这样的大国都争相讨好郑国，昔日的宿敌宋国也变成了朋友，陈国变成了姻亲，北戎被打得落花流水。毫不夸张地说，寤生虽然没有称霸，实际上已经领袖群伦，成为中原国际事务的主导者，比之后世的齐桓公、晋文公也毫不逊色。
其次，自公元前715年周桓王任命虢公担任右卿士以来，寤生对王室的态度一直是礼让有加，甚至可以说是逆来顺受，有事例为证：公元前712年，周桓王向寤生提出，要以王室的温、原、絺（chī）、樊等十二座城邑交换郑国的邬、刘、蒍（wěi）、邗（hán）四邑，这是一笔看似有利于郑国、实际上带有欺诈性质的交易，因为周桓王开出来的这些土地，虽然都在王畿之内，实际上并不是王室的资产，而是畿内贵族苏氏的传统领地。苏氏占有这些领地，可以追溯到周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周武王封苏忿生为司寇，同时将这些土地赐给了苏氏家族。现在周桓王要用苏氏的领地交换郑国的土地，开出的是一张空头支票，不但对苏氏不公平，也对郑国不公平。而事实上，王室将郑国的四邑划走之后，郑国也没能从苏氏手中得到天子许诺的十二邑。有人对此评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道德的准则，是礼义的常规。拿着并非自己拥有的东西去送给别人，难道还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吗？”
虽然吃了一个哑巴亏，寤生对王室的态度仍然恭顺。这种恭顺，一方面是因为政治上的日趋成熟，虽然他至今没能如后世的管仲一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实际上他已经明白，王室虽然衰微，却仍然是一张不可替代的王牌。在很多事情上，如果打着王室的旗号去做，就很顺利；如果得不到王室的支持，甚至被王室暗中拆台，就障碍重重，处处遇敌。因此，他很看重自己那个周王左卿士的身份，不希望因为些许土地就与王室闹翻。
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王室这门近亲的感情也越来越接近，同宗同种的归宿感越来越强烈，甚至有了一丝叶落归根的人间晚情——他毕竟老了，如果在黄泉路上遇到周朝的列祖列宗，他希望自己能够坦然面对。
然而，周桓王似乎将寤生的逆来顺受视为人到晚年的软弱，偏偏在寤生笑得最和煦的时候，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全天下人都静静地等着看热闹。
寤生的反应，却是再一次保持沉默，只是取消了当年朝觐天子的计划——这在当时只能算是很微弱的一种抗议，要知道，普天之下，偶尔来朝见一下天子的诸侯都已经很少了。
有理不打笑面人，寤生做到这个份上，周桓王如果及时收手，事情还不至于不可收拾。但是，他紧接着发出另一道命令：整顿军备，讨伐郑国！
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以来，所谓王室的军备就是一只纸老虎，这是普天之下都知道的。否则的话，公元前720年郑国派人到王室的领地割禾夺麦，王室也不至于闭城自守，任其自由行动。现在，事隔十三年，郑国的军力比往日更胜一筹，而王室的势力一如继往地向下沉降，此消彼长，天子难道有把握打赢一场侵略战争吗？
毫无疑问，他没有把握。
既然没有把握，为什么还要主动出击？答案是：周桓王想赌一把。但是他要赌的不是战争的胜利，而是赌那个姬寤生究竟敢不敢放手与自己一搏。
他毕竟是天子啊！
寤生这些年来逆来顺受，连续吃亏都不吭气，不就因为他是天子吗？不就是想在天下人面前树立一个尊王的良好形象吗？现在天子带兵打过来了，他还能够怎么办？
寤生如果奋起反抗，那就是对天子不忠，煞费心思树立起来的良好形象必定轰然倒塌；如果俯首听命，那就得听从天子的发落，承认自己的错误，乖乖跑到雒邑去朝觐天子，这在天下人面前也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周桓王将一个两难的题目交给了寤生。
当然，周桓王之所以悍然动武，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周桓王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将才，也有一定的指挥能力（这一点很快可以得到证明），但是长期以来，他都没有机会一显身手，因此从他内心深处讲，他是很愿意发动一场真正的战争，显示一下自己的军事才能的。
讨伐郑国的部队匆匆组成。周桓王亲自率领中军，也就是王室的嫡系部队；虢公林父率领右军，主力是蔡国和卫国的军队；周公黑肩率领左军，主力是陈国军队。如果将王室视为联合国的话，这次参与河雒风暴行动的联合国军大概就是由赤道几内亚、津巴布韦和爪哇等几个国家派出部队组成的吧。
卫国与郑国多年为敌。蔡国自当年参加东门之役，与郑国之间就存在不友好的回忆，一直未能消解。而陈国作为郑国的姻亲，之所以也派出军队参与讨伐，是因为不久前陈桓公去世，公子佗杀死了世子免而自立为君，陈国人心涣散，因此公子佗想通过效力王室而获得承认。
面对来势汹汹的王军，寤生没有作太多的思想斗争，下令动员部队，起兵抵抗。
两军在濡葛（今河南长葛）相遇并发生战斗，因此这一战又被称为濡葛之战。王军摆出的是传统的左中右阵型，以中军为主力，左右两翼为掩护，四平八稳，整齐有序。这也是中原各国当时普遍采用的阵型，比较适合以车战为主的战争环境。一般来说，战斗打响之后，双方的主力部队将以最快的速度冲向敌阵，利用战车的冲击力撕破敌人的防御，击垮敌人的斗志，而两翼的掩护部队进行左右包抄，乘虚而入，扩大战果，最终以三股合力将敌人击溃。
但是，郑国军中有一位战争天才，那就是寤生的儿子公子突，他反对用传统的阵势迎击王军。公子突对寤生说：“从王军的阵型分析，其弱点是左翼的陈军，因为陈国刚刚发生内乱，民心涣散，军心自然不稳。我们如果先打击陈军，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击溃。陈军崩溃后，天子的中军受到影响，必然慌乱，而且波及右翼的蔡军和卫军。蔡、卫两军屡次败于我军，斗志不强，见势不妙，也会跟着陈军逃跑。这样的话，我军就可以集中力量进攻天子的中军，三面夹击，一举击破。”
公子突的建议，实质上是加强郑军左右两翼的力量，特别是加强左翼的力量，率先击破王军右翼，然后击破王军左翼，最后才围攻王军的中军。
寤生听从了公子突的建议，派世子忽为右翼，祭仲为左翼，自己则在原繁、高渠弥的护卫之下，率领相对薄弱的中军，摆出了所谓的“鱼丽之阵”。
关于鱼丽之阵是个什么玩意儿，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鱼丽就是鱼鳞，战车和步卒层层相附，互补缝隙，称之为鱼丽之阵；有的说鱼丽就是鱼网，鱼丽之阵的确切形态，是左右两翼向前张开，处于进攻态势，而中央部队相对靠后，处于防守态势。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后一解释似乎更为准确，因为战斗一开始，郑国的左右两翼就率先发动进攻，中军则坚守阵地，以待时机。
果然如公子突所料，陈、蔡、卫三国军队一触即溃，周桓王的中军也随之混乱。乱军之中，郑国的猛将祝聃张弓搭箭，瞄准周桓王，一箭射中了他的肩膀！
周桓王以他的个人英雄主义为这次失败的讨伐挽回了一点面子。虽然左右两翼都已经溃逃，他本人又身受重伤，但仍然咬紧牙关伫立在战车上，指挥部队坚守中军阵地。临危而不乱，可见天子并非无能之辈，确实是有一定的指挥能力的。
战场上纷纷乱乱，血肉横飞，王军士兵在郑军的攻击下不断倒下。周桓王如同一尊石像，既不躲避飞来的冷箭，也不理会左右护卫的劝说。那一刻，他的脑子里出现的是祖辈们坚定的身影，大庙里那些写在一块块木牌上的显赫名字，仿佛都变成了活生生的人物，在他背后默默地注视着他。
他终于觉得自己像一位天子，或者说有着天子般的尊严了。他不明白，接下来的年代已经不再是天子的年代，而是权术家、阴谋家、政客、外交家、军事家的年代。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出现一种叫做改革家的人物，他们几乎将这个世界变得面目全非……而这位受着传统的周礼教育长大的尊贵人物，势必在历史的大潮中被席卷而去。
但至少在当时，他这种悲壮的姿态，即使在寤生看来也是值得尊重的。当祝聃前来促请发动全军进攻，一举消灭王军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地下令：“退军。”
“退军？”祝聃几乎要从车上跳起来。
“没错。”寤生说，“以多欺少不是君子所为，何况对手是天子！我们打这仗只是为了自卫，能保住祖先的江山社稷，就已经满足了。”
他把祝聃的耳朵揪过来，低声骂道：“你这头蠢驴，刚刚那箭已经够悬了，你难道还真想置天子于死地，让我在天下人面前落得个大逆不道的骂名？”
当天夜里，寤生派祭仲代表他到天子的军营中慰问天子和诸位王室大臣。
打一巴掌，再给颗糖，是郑庄公用来对付天子的最有效策略。如果不给巴掌，光给颗糖，天子就不太受用，会主动找上门来讨要那巴掌，然后郑庄公再给颗糖，才能将此事了结。
公元前707年发生濡葛之战，是春秋时期由王室主导的唯一一次军事行动。自此之后，王室偃旗息鼓，断绝了征伐的念头，即使是到了齐桓公、晋文公的年代，那些新兴的霸主们主动前来讨好王室，抬高王室的地位，请天子出面领导他们讨伐征战，王室也仅仅是象征性地派出小股部队，不再掺合诸侯们的战争游戏。
寤生成为了这次战争的绝对赢家，不只是战场上的胜利，更是政治和外交上的胜利。毛泽东曾经说过：“郑庄公这个人很厉害，在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中都很懂得策略。”毛泽东本人在国际斗争中的策略，用六个字可以概括，那就是“有理、有利、有节”。而寤生在濡葛之战前后的表现，正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典范。
首先，濡葛之战不是他主动挑起的。虽然天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损害他的利益，他都保持了一颗平常心，处处忍让，仅仅采取了有限抗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这是有理。
其次，在濡葛之战中，他采用公子突的战术，大胆创新，推出鱼丽之阵，将王军打得大败而归，再一次打出了郑军的威风，这是有利。
最后，在濡葛之战中，他没有乘胜追击王军，而是网开一面，放了天子一马，又在战后派祭仲前去安抚天子那颗受伤的心，进退有度，获得天下人的好感，这是有节。
后世的专制统治者和御用文人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往往将濡葛之战视为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的一场战例。然而，《史记》的记载很客观，明确指出，这场战争不过是“庄公与祭仲、高渠弥发兵自救。”
既然是自救，而且也没有防卫过当，应该没有什么好批评的吧。
郑庄身后，一山不容二虎
公元前709年，鲁桓公即位的第三年，齐、鲁、郑三国同盟进一步得到加强。这一年秋天，鲁桓公迎娶了齐僖公的女儿文姜，成为了齐僖公的女婿。
齐僖公显然对这桩婚事十分重视，亲自送女儿出嫁。但是这种高调的做法，在当时却是十分失礼的行为。《左传》对此作出了解释：
第一，但凡诸侯国的公主出嫁到“敌国”（即地位相等的国家），都应该派大臣送亲。如果这位公主是现任国君的姐妹，则派上卿送婚，以表示对先君的尊重；
第二，如果出嫁的是现任国君的女儿，则派下卿送婚。如果公主出嫁到大国，即使是现任国君的女儿，也要派上卿送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