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演论》序（《天演论》：英人赫胥黎著《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前两章的译名。“天演论”即“进化论”的旧称。）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同治间进士。近代著名教育家兼作家，曾国藩死后成为桐城派的中心人物。曾充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历官直隶深州、冀州知州，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光绪二十四年(1898)京师大学堂创立，被聘为总教习，未就任，即赴日本考察教育，归国不久病死。著有《桐城吴先生全书》。
严复所译《天演论》在辛亥革命前后曾有过广泛影响，吴汝纶为该书作序着重说明了此书的意义，指出《天演论》中“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卫其种族”之说，可以使读者“怵然知变”。同时作者对严复的译文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因为严复“雄于文”，因而才使“赫胥氏之指趣得严子乃益明”。吴汝纶此序对扩大严译《天演论》的影响，起过一定作用。
严子几道（严子几道：严复(1853—1921)，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今闽侯县)人，曾留学英国学海军，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等，曾大量翻译西方科学著作，中日战争后，积极主张变法维新，是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既译英人赫胥黎所著《天演论》以示汝纶，曰：“为我序之。”天演者，西国格物家言也（格物家：即自然科学家。中国传统哲学主张“格物致知”，“格物”即深入研究事物原委，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后借此指自然科学。）。其学以天择物竞二义综万汇之本原（天择：即进化论所谓“自然选择”。物竞：即进化论所谓“生存竞争”。万汇：万类，天地万物。），考动植之蕃耗。言治者取焉，因物变递嬗（递嬗(shàn)：次第发展演变。），深研乎质力聚散之几（质力：物质发展的动力。），推极乎古今万国盛衰兴坏之由，而大归以任天为治（任天为治：消极地听凭自然的发展为治理之法。）。赫胥氏起而尽变故说，以为天下不可独任，要贵以人持天（以人持天：积极地掌握自然发展规律而使之为人所用，进而与天争胜，以人胜天。）。以人持天，必穷极乎天赋之能，使人治日即乎新，而后其国永存，而种族赖以不坠。是之谓与天争胜。而人之争天而胜天者，又皆天事之所苞（苞：通“包”，包括。以上两句意思是说，人与自然相争而战胜自然，也包括在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之中。）。是故天行人治，同归天演。是为书奥赜纵横（奥赜：深奥微妙。），博涉乎希腊、竺乾、斯多噶、婆罗门、释迦诸学（竺乾：佛，佛教，此处指僧人。斯多噶：流行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六世纪的古希腊罗马的一个哲学学派。婆罗门：婆罗门教，印度古代宗教之一。释迦：释迦牟尼，佛教创始人。），审同析异而取其衷（衷：中正不偏。），吾国之所创闻也。凡赫胥氏之道具如此，斯以信美矣。
抑汝纶之深有取于是书，则又以严子之雄于文，以为赫胥氏之指趣得严子乃益明，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凡吾圣贤之教，上者道胜而文至，其次道稍卑矣，而文犹足以久。独文之不足，斯其道不能以徒存。六艺尚已（六艺：即六经，《礼记》、《乐记》、《尚书》、《诗经》、《周易》、《春秋》。），晚周以来，诸子各自名家，其文多可喜，其大要有集录之书，有自著之言。集录者，篇各为义，不相统贯，原于《诗》、《书》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干，枝叶扶疏，原于《易》、《春秋》者也。汉之士争以撰著相高，其尤者，太史公书继《春秋》而作，人治已著；扬子《太玄》拟《易》为之（“扬子”句：西汉扬雄著《太玄》一书，体例模仿《周易》。全书以“玄”为基本思想。“玄”即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根源。），天行以阐。是皆所为一干而枝叶扶疏也。及唐中叶，而韩退之氏出，源本《诗》、《书》，一变而为集录之体（集录：指作家文集。），宋以来宗之。是故汉氏多撰著之编，唐宋多集录之文，其大略也。集录既多，而向之所为撰著之体，不复多见。间一有之，其文采不足以自发，知言者摈焉弗列也。独近世所传西人书，率皆一干而众枝，有合于汉氏之撰著。又惜吾国之译言者，大抵弇陋不文（弇(yǎn)陋：晦涩粗陋。），不足传载其义。夫撰著之与集录，其体虽变，其要于文之能工，一而已。
今议者谓西人之学，多吾所未闻，欲瀹民智（瀹(yuè)：开通。），莫善于译书。吾则以谓今西书之流入吾国，适当吾文学靡敝之时，士大夫相矜尚以为学者，时文耳、公牍耳、说部耳（时文：八股文。文牍：公文。说部：小说。）。舍此三者，几无所为书。而是三者，固不足与于文学之事。今西书虽多新学，顾吾之士以其时文、公牍、说部之词译而传之，有识者方鄙夷而不之顾，民智之瀹何由？此无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往者释氏之入中国，中学未衰也，能者笔受（笔受：照别人口授记录。），前后相望，顾其自为一类，不与中国同。今赫胥氏之道，未知释氏何如，然欲侪其书于太史氏、扬氏之列（侪(chái)：同辈，并列。），吾知其难也；即欲侪之唐宋作者，吾亦知其难也。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骎骎(qīn)：疾速。），然则文顾不重耶（顾：乃，是。）？
抑严子之译是书，不惟自传其文而已。盖谓赫胥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卫其种族之说，其义富，其辞危（危：有力。），使读焉者怵然知变，于国论殆有助乎（殆：大概，恐怕。）？是旨也，予又惑焉。凡为书，必与其时之学者相入，而后其效明。今学者方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而严子乃欲进之以可久之词，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吾惧其舛驰而不相入也（相入：相投合。舛驰：背道而驰。）。虽然，严子之意盖将有待也。待而得其人，则吾民之智瀹矣。是又赫胥氏以人治归天演之一义也欤？
光绪戊戌孟夏桐城吴汝纶叙（光绪戊戌：光绪二十四年(1898)。）。
严复先生译完英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给我看，说：“为我作序吧。”所谓天演，是西方自然科学家的主张。这学说以自然选择、自然竞争两种内容综述天地万物的本原，考察动物植物的繁盛消弱。讲治理国家人事者吸取了这学说，因自然界的变化发展，深入研究物质变化动力聚散的精微之处，穷究古今各国盛衰兴败的因由，而总归于听任自然变化为治国之法。赫胥黎起来完全改变旧说，以为不能听任自然发展为唯一原因，强调要以人掌握自然变化的规律。以人掌握自然规律，必定要穷研自然赋予人的能力，让人治理国家的办法日见新变，然后这国家才会永存，而民族赖此不衰。这就叫与天争胜。而人与天相争又能胜天，又都包含在自然的规律之中。所以自然的发展变化与人治理国家，都属于天择物竞的进化论范畴。赫胥黎写《天演论》一书深奥微妙的议论贯穿其中，广涉古希腊、僧人、斯多噶学派、印度婆罗门教、释迦牟尼等的学说，审视分析异同而取其中正，这些都是我国第一次听说的。全部的赫胥黎道理都如此，这真是美好啊。
但我深有得于此书，则还因为严复先生强有力的文辞，以为赫胥黎的著作旨意因为得到严先生的翻译而更加明确。所有我们圣贤的教导，最好的是道理好又文辞美，其次是道理稍差，而文辞尚能足以使其保持长久。唯独文辞不好，那么他的道理不能单独存在。六经是最好的，周朝末年以来，诸子百家各能自名一家，他们的文辞大都令人喜欢，这些著作从大的方面看有集录的书，有自己著述的言论。集录的书，各篇有各自旨义，互相没有统贯的思想，它们的体例源于《诗经》、《尚书》。自己著述的言论，思想内容建立有一个主干，具体论述则枝叶茂盛，它们的体例源于伏羲画卦、周文王作辞的《易经》和孔子写的《春秋》。汉朝士人争相以撰著为高，其中最突出的是太史公司马迁继承《春秋》写成的《史记》，社会人治之事在书中得以表现；扬雄的《太玄》模仿《易经》的体例写成，自然界的变化发展在书中得到阐述。这都是所谓立一干而枝叶茂盛的书。到了唐朝中叶，韩愈出现，他本自《诗经》、《尚书》，把每个人的著述变成了集录成文集的体例，宋朝以来都尊奉韩愈的办法。所以汉代多是专门的著述之作，唐宋多是集录成集的文章，这是大概的情形。集录文集既已多有，而原来的个人撰著的专书，就不再多见了。偶尔出现，文采不足以自我张大，有见识的人摈弃不把它放到著述之列。唯独近世所传播的西方人的书，全都是立一干而有繁枝，与汉朝的撰著体例有所相合。但又叫人可惜我国的翻译者，大都文字晦涩粗陋没有文采，不足以表达西方人的原意。个人撰著与集录文集，其体例虽有变化，但重要的是在文辞上要讲究，这要求是一样的。
现在的评论家认为西方人的学说，多是吾国前所未闻的，要开发民智，莫过于善译西方人的著作。我则认为现在西方著作传入我国，正当我们的文学败坏之时，读书人互相崇尚以为学有专长的，不过是八股文，公用文书、小说。去掉这三种，无所谓书。但这三者，原本就不足以算做文学创作之事。现在西方的书籍虽然多是新学问，但我们的读书人以他们八股文、公文、小说的语言翻译传播，有见识的人正在鄙视而不愿看，用以开发民智如何能成为途径？这没有别的原因，是文辞修养不足造成的。文辞如严几道，才有资格可以谈论翻译西方书籍。从前佛教传入中国，中国文学尚未衰败，有修养有能力的人依照别人口述记录下来，前后关照，所以译文能自成一体，不与中国文章相同。现在赫胥黎的学说，不知与佛教关系如何，但要让他与太史公司马迁、扬雄并列，我知道是很难的；即使要让他与唐宋作者并列，我也知道是很难的。但经严先生一加修饰，他的书便很快地与周末诸子百家不相上下了，那还能说文辞不重要吗？
只是严先生翻译《天演论》，不只是传播它的文辞而已。大概认为赫胥黎以人能掌握自然、以人治的日见变新以捍卫民族的学说，含义丰富，言辞有力，使读者警觉而知变，对于强国之论或有所助益吧？不过对这宗旨，我还有疑惑。凡著书，必须与当时学习的人相投合，然后效果才会明显。现在学习的人以八股文、公文、小说为学问，而严先生竟想献给他们可以久传的言词，与周末诸子百家不相上下的书籍，我怕是背道而驰与读者不大投合。虽然如此，严先生的意思大约是将有所等待吧。等待而得其投合之人，那我们人民的智慧就开通了。这或许又是赫胥黎以人治归于进化的又一含义吧？
光绪二十四年初夏桐城吴汝纶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