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之前，社会完全不关心儿童，只是交给家庭来照管。儿童拥有的唯一保护就是他父亲的权威，这是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罗马法律的遗风。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文明得到了发展，人们为成年人制定的法律做出了许多改进，但是对儿童却还是没有任何这样的保护措施。儿童接受了他出生的家庭所能负担的物质、道德和智力方面的帮助，如果一个孩子家境贫寒，社会不会认为对他有任何责任，他在物质、道德和智力的穷困之中长大。社会并不要求父母做好准备，为他们的孩子提供良好的照顾。国家在起草制定官方文件时是那么严格，对微不足道的礼节都那么谨小慎微，并迫切希望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加以管控，却一点也不关心未来的父母保护孩子的能力，以及为孩子提供良好发展条件的能力，也没有为帮助这些父母承担起他们的责任提供任何准备或指导工作。即使现在，所有希望组建家庭的男人和女人所必须做的事情，也不过是获得一张结婚证并举行一个结婚仪式而已。
从所有这些现象当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长期以来，社会对大自然委以人类建设者角色的小小劳动者始终漠不关心，相反，在成年人总是得到大量好处的同时，儿童却一直处于被放逐和被遗忘的状态之中。
只是到了19世纪中后期，医生们才真正开始关注儿童，开始认识到他们是社会的牺牲品。那时的儿童甚至比今天的儿童受到更加严重的抛弃，没有专家或医院是专门为儿童提供服务的。当统计研究显示出很高的婴儿死亡率时，人们才如梦方醒。数据表明，即使家庭中有许多孩子出生，但是能存活下来的也相对较少。小孩子的夭折似乎很自然，家庭成员用这些孩子很快去了天堂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于是许多婴儿因为父母的愚昧无知或疏于照料而死去，他们的死被认为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当人们开始意识到要为这些孩子做些事情时，一场旨在唤起父母觉醒的影响深远的运动开展起来了。父母们得知，他们给予了孩子生命，但这还不够，他们还应该利用科学的新发现把孩子们从疾病和死亡中拯救出来，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去学习和应用儿童保健知识。
然而，儿童并不仅仅是在家庭中受苦，他们不得不忍受社会通过学校强加给他们的苦难。长时间地俯身在书桌前学习怎样读写，导致脊柱压缩和胸腔狭窄，这使他们更容易罹患肺结核；长期在光线不充足的条件下读书会导致近视；而且长时间被限制在狭小拥挤的空间里，使他们的身体普遍虚弱。
而他们遭受的不只是一种身体上的苦难，还有一种精神上的苦难。被迫学习带来了恐惧、厌倦和神经衰弱，他们变得灰心丧气，天生的快乐被忧郁的心情取代。
一般来说，家庭几乎完全不考虑这些问题，父母只是希望孩子学得越快越好，这样他们就不用在教育上花费更多的钱了。他们对孩子学习本身并不关心，也不是为了提高孩子的文化修养，他们只是在履行一种需要花费金钱的社会义务，他们感兴趣的事情不过是孩子应该用尽可能少的时间获得一份社会通行证。
当时所做的调查揭示了一些有意思的事实，许多孩子拖着疲倦的身体来上学，在那之前他们要先完成任务，有些孩子到校之前要走几里路去给顾客送牛奶，还有些孩子在街上卖报纸，或者在帮家里做事，所以，他们到学校里来的时候又累又饿。而这样的孩子经常会因为不专心和不理解老师所讲的内容而受到惩罚。老师由于职责所在，更多还是出于权威身份，力图通过训斥来唤起这些孩子的学习兴趣，他强制孩子服从的方式是威胁或羞辱，在同学面前用指责他们缺乏能力或意志薄弱来让他们丢脸。这样，儿童过的日子就成了在家里被剥削，在学校里受惩罚。
这些早期调查揭示出了这么多不公正现象，开始引起了一定的反应，学校做出了各种各样的改革。现在，医生和教师共同为学生的健康而工作，学校健康工程的推广和实行在所有文明国家中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它们标志着社会救赎儿童的工作迈出了第一步。
如果回顾一下这一可喜觉醒之前的情况，我们可能会发现，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没有任何证据承认过儿童的权利或对儿童的重要性做出过正确评价。然而，耶稣为了把人们从无知中唤醒，并为他们指出通往天国之路，曾经怀抱着一个孩子宣告说：“如果你们不能成为这些小孩子中的一个，你们将不可能进入天国。”不过，成年人对这个诚挚的告诫置若罔闻，继续一意孤行地以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抚养孩子，把自己当作孩子的完美榜样。他们的愚蠢似乎是不可救药了，这种普遍无知和人类自身一样古老，无疑是人类灵魂的一大谜团。
从远古时期到我们自己所在的今天，教育已经成为惩罚的同义词，教育的目标就是让儿童服从于成年人，他用自己取代了大自然，用他自己的愿望和好恶代替了自然规律。这种态度可以在《圣经·箴言》中找到支持，父亲可以从中读到，如果他放下棍棒就会宠坏孩子。在数千年的时间里，这种情况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们用不同的方法来惩罚儿童。在私立学校经常有固定的惩罚模式，可能包括在孩子脖子上挂一个羞辱性质的标志，把驴耳朵戴在孩子头上，让他们在碰巧路过的任何一个人面前受到侮辱和嘲弄。还有一些让他们承受身体惩罚的方式，包括强迫孩子面壁站几个小时，或者赤裸双膝跪在地上，或者当众受到鞭打。有一种新式的经过改良的惩罚方式，起源于家庭和学校要联合起来进行教育工作的理论。孩子在学校受了惩罚之后回到家里必须向父母坦白事实，这样父亲就可以在老师的惩罚基础上，再对孩子加以责备和处罚。而且孩子还要被迫替父亲捎一张纸条到学校，向老师说明他已经知道了儿子所犯的过错。
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发现他不可能保护自己，他能向哪个法庭求助呢？他甚至连已被判刑的罪犯都能享受的上诉权也没有。在这样的困境中，哪里有一个能用爱来安慰孩子的庇护所呢？一个也没有。老师和父母联合起来对孩子施以惩罚，他们相信，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纠正孩子的行为。对受到惩罚的孩子进行的多项研究表明，即使在我们今天的时代里，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孩子在家庭中没有受到过惩罚。他们受到侮辱和责骂，被大人拳打脚踢、打耳光，还被关进小黑屋，大人还会用更严重的惩罚来威胁他们，他们被剥夺了少得可怜的娱乐休闲活动，比如和别的孩子一起玩，或者吃饼干和水果，这是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忍受这么多苦难时唯一的避难所和仅有的补偿。他们还被强迫不吃晚饭就上床睡觉，就这样度过一个因悲伤和饥饿而痛苦难熬的夜晚。
虽然使用这种惩罚手段的现象，在受过教育的人当中迅速减少了，但是它们并没有完全消失。父母还是用严厉和威胁的语气对孩子大喊大叫，成年人认为他们拥有惩罚儿童的天赋权利，母亲认为打孩子耳光是一种职责。
尽管对成年人肉体上的惩罚已经被废除了，这被认为是一种对人的尊严的侮辱和一种社会的耻辱，但是，还有比辱骂和殴打一个孩子更粗暴无礼的事情吗？人们对这件事情的觉悟无疑是迟钝的。
文明的进步不再依靠个人的努力或人类心灵中燃烧的热情，它就像一台毫无知觉的机器在前进，其动力是社会无情向前发展的巨大客观力量。
社会就像一列巨大的火车，以令人眩晕的速度驶向某个遥远的目的地，而构成社会的个人可以比作在火车包厢中沉睡的乘客，他们沉睡的良知是真正进步的最大障碍。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有那个令人忧心的对比，即运输工具的不断提速与人们心灵的日益僵化的对比。社会改革的第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就是去唤醒处于沉睡状态的人们，促使他们倾听正在召唤的声音。这在今天是绝对有必要的，社会应该去认识儿童，应怀有满腔热忱努力地去引导他们，让他们从所处的巨大而危险的深渊中走出来。儿童的社会权利必须得到公众承认，这样才有可能为儿童建设一个适合他们需要的世界。社会所犯下的最大罪行就是浪费了本应该用于儿童的财富，却用这些钱去做会损害儿童和破坏社会自身的事情。
社会就像一个挥霍祖先遗产的儿童监护人，成年人为自己花钱，建造他们想要的东西，而显然他们的财富中应该有很大一部分注定是属于儿童的。这一事实天生就存在于生命本身之中，即使在最低等的昆虫身上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为什么蚂蚁要储存食品？为什么鸟类会寻找食物并带回鸟巢？大自然没有给成年人提供这样的榜样——把一切都拿来供自己挥霍，却把后代抛入苦难和不幸之中。至今我们还没有为儿童做些什么，他们只是身体还活着，仅此而已。由于挥霍浪费，社会才会有对金钱的迫切需要，这时它就从学校里捞钱，特别是从初级学校里克扣，那里可是生命种子的庇护所啊。社会从这些学校里捞钱，是因为没有声音来为他们抗争，这是人类最恶劣的罪行和过错之一。社会甚至没有认识到，当它用这些钱去制造战争工具时导致了双重毁灭，这种毁灭在阻碍了生命成长的同时带来了死亡，而这两者是同一个过错的结果。因为社会没有为保护生命正常发展做出任何努力，人们已经在以一种非正常的方式长大成人，因此成年人必须组织起来，不是为他们自己，而是为了他们的孩子，他们必须以儿童权利的名义发出呼吁。习惯性的失明让他们看不到这种权利，但是一旦这种权利被确认，就永远不会再受到质疑。如果社会一直是儿童不可信任的监护人，那么现在它就必须让事情得到正确处理，把儿童的继承权归还给他们。
父母的使命
儿童的父母不是他的创造者，而是他的监护人，他们必须保护儿童并深深关注儿童，就像一个承担着极大责任的人。为了他们崇高的使命，儿童的父母应该让大自然植入他们内心的那份爱得到净化，他们应该努力理解这种爱是更深层情感的自觉表达，不应该被自私和懒惰污染。父母们应该关心当今大量的社会问题，为全世界儿童的权利得到承认而斗争。
近年来，人们已经谈论了许多人权问题，特别是工人的权利问题，现在该是谈一谈儿童的社会权利的时候了。承认工人的权利是一件对社会具有极大意义的事情，因为只有通过人们的辛勤劳动，人类才得以生存。如果说工人生产人们的消费品，成为无数物品的创造者，那么儿童生产的就是人类自身，因此他的权利更有必要得到承认。显然，社会应该给予儿童最大的关怀，这样才有可能从儿童那里得到回报，收获新的能量和潜力。
人们的良心应该受到深深的触动，他们忽视并遗忘了儿童的权利，不承认儿童的价值、力量和真正天性。
父母们拥有一项重要使命，他们是唯一可以联合起来，为改善社会一起工作，来拯救他们的孩子的人，他们必须理解大自然赋予他们的这一使命。父母给予孩子生命，就这个意义而言，他们拥有最重要的社会义务并掌管着人类的未来。如果他们不做这些应该做的事情，他们就会成为像彼拉多一样的人。
彼拉多能够拯救耶稣，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一群受到古老偏见控制的乌合之众要求剥夺救世主的生命，而彼拉多却没能有效地阻止他们。
如今父母的做法像彼拉多一样，他们任凭孩子受到社会习惯势力的伤害，似乎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没有为孩子们做抗争的声音，如果有这样的声音就可以保护他们。那是爱的声音，是爱的力量，是属于儿童父母的人权。
正如爱默生所说，儿童就像弥赛亚，他堕入尘世是为了引导人们重返天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