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这段对话将孔子与几个弟子的性格与思想境界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孔子推行仁义，恢复周礼，在当时得不到世人的认同，甚至因貌似欺负过匡人的阳虎而受到围攻。于是弟子中子路发出怨言，认为孔子不周世用，不受世人信用；子贡则劝孔子稍降其志；唯有颜回恭维老师，认为是世人莫能容老师，是老师的光荣。孔子在烦恼中听到后大为高兴，甚至有如果颜回发财后自己要替他管账的调侃。可见孔子有时候也难以免俗，喜欢听恭维话，而颜回也有奉迎之嫌。《论语·先进》中记载：“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同时，这段话中也见出孔子弟子中，各人对于仁者的理解并不一致。子路认为为仁者应当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而孔子则认为相反，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就是典型。仁者恰恰体现出“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的精神。孔子的精神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仁者精神。这种仁者精神，是后来中国文学与文艺批评的核心精神。“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就是这种思想的表现。颜回所以得到孔子的赞赏，是因为他能够安贫乐道，初衷不改，达到了仁者不忧的地步，上升为今人所说的孔颜人格。孔子说：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孔子阐发了颜回人格体现出来的儒家心目中的坚定的仁者之心与意志实践，已经上升到超越功利的自觉与自由的境地，而此种境地，与文艺审美的自由境地相通。它需要磨炼。孟子说：“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离娄下》。）也是赞美颜回的这种人格精神。《论语·颜渊》中还记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教育学生，克己复礼为仁的工夫要从自我努力做起，不要依赖外力。这样，就将人格的升华从外转向了内在的道德修养境界。这种人生境界，正与人格的高尚与精神的脱俗相呼应。孔子认为只有人类才有这种超越生物本能的人性内涵与光辉，后来的孟子则张大了其中人性自觉的意义，形成了审美人格的学说。《论语·雍也》中还有两个地方记录孔子与学生就人格修养进行对话：冉求曰：
“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孔子批评学生冉求不肯努力去实践道，回答樊迟什么是仁时，谈到仁者先难而后收获，都是突出仁者的升华。他在其他地方也多次谈到这一点。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论语·子罕》。）孔子的学生曾子传述老师的话时也以此自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可见，这是一种精神意志与人格毅力的磨炼与升华。而孔子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只有在颜回这样的人格境界中才能看到，从而构成了儒家美学与文艺学观念的核心价值范畴。
二、《论语》对话中彰显的人生与审美孔子对于学生的教育，最高的境界是审美人生的境界，而这种境界需要学生的领悟。对话的目的往往在于启发学生去感受与领悟。《论语·公冶长》中记载：“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何晏集解曰：“章，明。文采形质著见，可以耳目循也。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也。深微，故不可得而闻之也。”也就是说，孔子所言之文章即那些有形的思想学问可以得闻，而那些属于性与天命的超验境界，则不可得而闻，往往要靠领悟与意会。而审美与人生的境界就是这种境界。
孔子将自己的人生境界，在与学生对话中含蓄地点出，具有特定的场景性。他在一个地方与学生对话中谈到自己的胸怀时提出了关于仁者的道德追求：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
孔子认为仁者在于使不同年龄的人各得其所，是一种爱人的具体体现，也是一种人文情怀。注重从最普通的伦常出发，去超越自身，实现仁的精神境界，这是孔子与儒家文化的特点。而生活是变动不居的，因此，在对话中，通过不同场景的激发，会引起人的内心隐密情结的展示，从而达到审美激活的效应。即使是孔子，在特定情境下，也会说出内心的感怀。比如《论语·先进》中记录了孔子在另外一个地方与学生的对话与感发：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孔子在与其弟子探讨人生志向时，虽对子路、冉求等人出将入相的志向有所嘉许，但是他最欣赏的还是曾点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那种超越世态的审美化的人生方式。它与老庄提倡的逍遥游精神相互呼应，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审美人生态度与心理境界。孔子的这番心曲，没有学生的激发恐怕是不能够说出来的。因为在平常时刻，孔子的内心总是为道德理想所掩盖。而在特定的场合下，经过学生的刺激与感应，孔子终于说出了心里的话。而审美精神的可贵亦在于这种当下性与兴感。这种境界，作为一种生命气象成为宋明理学甚至一般士大夫的最高追求。在群体中盛行追求“孔颜乐处”。宋代理学开山周敦颐仅仅教二程“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据说后来程颢“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宋儒将“孔颜乐处”推重到成为考试题目。胡瑗曾以《颜子所好何学论》为题试诸生。陈献章最喜欢说成“鸢飞鱼跃”，有时也用“孔颜乐处”、“曾点气象”来表达：“天命流行，真机活泼。水到渠成，鸢飞鱼跃。得山莫杖，临济莫渴（当为喝）。万化自然，太虚何说？绣罗一方，金针谁掇？”（《示湛雨》。）这些都说明孔门对话中彰显的审美人生境界对于后世的影响。
孔子论诗，与学生讨论时亦讲究这种即兴似的举一反三，引譬连类。孔子的时代，《诗经》是诗歌的经典作品集，也是对学生进行各种教育的入门教科书。孔子对《诗经》发表的看法，是经过深思熟虑，而不是率兴而发的。《论语·阳货》记载孔子对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在这段话中，强调学习《诗经》对人们的陶冶性灵与认识、教育之作用。孔子强调这四者最后的目的都是服从于“事父”、“事君”的需要，说明孔子的艺术观与传统的礼乐教化观有着密切的联系。对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的解释，历来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南宋朱熹注曰“感发志意”；另一种是西汉孔安国注曰“引譬连类”。这两种解说实际上是相通的。“兴”是一种个体化的情感活动，而孔子将人们对《诗经》的欣赏，首先视为情感之“兴”，这说明孔子是一位深通教育的哲人。
从孔子与弟子论诗的资料来看，孔子对弟子的启悟也是从“感发志意”着眼的，通过对话而彰显诗的意蕴。比如《论语·学而》载：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子贡所引的诗见于《诗经》的《卫风·淇奥》，内容是赞美一位有才华的贵族宽厚待人。孔子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虽然是一种好品德，但还是不如贫而乐、富而好礼，后者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在他的启悟下，子贡立即想到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两句诗，意为君子要达到最高的道德境地，还必须不断切磋磨炼自己。孔子因此高兴地对子贡说，我可以与你谈论《诗》了。从这一段饶有风趣的对话来看，孔子与弟子论《诗》首先是从感性的方式出发，来启发学生，让学生通过艺术欣赏的方式来举一反三，也就是所谓“引譬连类”，从个别的作品出发升华到对含有普遍性的宇宙人生哲理的把握。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在这段孔子与子夏的对话中，讨论的是诗经中一段描写美女的诗句。子夏经过孔子的再点拨，终于有了新的感受与联想，其感悟上升到礼义修养的层面上。孔子于是高兴地赞美子夏善于读《诗》，给了他以新的启发，实现了教学相长。孔子还善于引导学生解读《诗经》。《史记》记载“夫子循循然善诱人”。《论语·子罕》记载孔子与弟子讨论《诗经》中的一段诗句“唐棣之华，
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据后人考证，这是一首逸诗，今已不载于《诗经》。）子曰：“未思也，夫何远之有？”
这几句诗的意思是说，并不是不想远方的人，而是因为路途太远。孔子对之曰，因为没有思念，所以才感到太遥远。意谓如果思念，就可以超越空间的距离了。可见孔子对诗经中这句诗的理解是很深的。
传说孔子自己学艺，也是善于与老师对话与切磋，从而得以提高。他对于学生的循循善诱，大约也得于自己的学习体会。《史记·孔子世家》依据传说，记录了这么一段故事：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这是说孔子学习鼓琴，开始不得其进，后来通过与老师的对话与交流，在老师的启示下，进入到体验的境界，终于使琴艺大进，从而对音乐有了深刻的理解与体会。《史记·孔子世家》还记录他与鲁国乐官太师论音乐的话：
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
这段话描绘了雅乐演奏的美妙过程。孔子依据自己深湛的音乐教养，对周代的雅乐进行了整理。他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史记·孔子世家》集解引郑玄曰：“反鲁，鲁哀公十一年冬。是时道衰乐废，孔子来还，乃正之，故雅颂各得其所。”孔子整理雅乐表现了他倾心恢复周代礼乐的意愿。孔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这是孔子对《韶》与《武》这两部大型乐舞所作的评价。旧注认为《韶》乐表现了尧舜以圣德禅让的德行，故尽善，在艺术上又尽美。而《武》乐则表现的是周武王以暴力推翻殷纣王的事迹。孔子从为政以德与君臣之义的角度出发，对《武》这部乐舞是有所保留的。从这一评价可以见出，孔子是将美与善作为不同的两个范畴来对待的，他最推崇的还是尽善与尽美相副的《韶》这部大型乐舞。一个人如果没有起码的仁义之心，尽管这样的人很有权势与钱财，可以附庸文雅，但在孔子看来，也是徒然的。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孔子认为，所有的乐教与诗教，终极目的是为了造就一种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理想人格。而这种德行，从哲学上来说，就是允执厥中、两者兼顾；从行事方式与社会规范来说，就是追求所谓不偏不倚的“中庸”。中国古代自殷周以来，就倡导一种居中不偏、恪守道德秩序的品行。这是因为农业社会追求天行有常的自然秩序，同时伦常有序的血缘宗法成为社会的纽带，因而恒久与执中就成为维系这种社会秩序的基本道德标准，也是礼度的必然要求。对统治者来说，遵守中庸，反对过分聚敛，也是维护自己统治的根本。在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一个表现就是人们行事没有道德约束，肆无忌惮，好走极端，所以孔子认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孔子评价《诗经》中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也就是说，《关雎》这首诗，既表现了爱情的欢乐，同时又不失之过分；既抒发了爱情不能实现的哀感，又不伤悲过度，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一种中和之美，是符合礼度与情理的。孔子进而认为，整个《诗经》都体现出了这种符合礼度的美：“《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认为，只有这种中和之美才能培育出理想的人格，陶冶人的高尚情操。而对于一切不符合这种审美标准的民间俗乐，孔子深恶痛绝。他申明：
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
孔子认为那些民间的俗乐，冲乱了雅乐，违背了中和之美，对人们的思想情操，会带来消极的影响。孔子用《诗经》中的《雅》、《颂》两部分属于贵族的音乐来作为厘正音乐、从事教化的标准，试图恢复传统的殷周以来的乐教，而鄙视郑声，提出“放（禁绝）郑声，远佞人”的主张。可见，孔子的文学批评对后世的巨大影响是多方面的，而重视对话是孔子思想与文艺批评的良好传统之一。孔子的《论语》从文体上来说，已开后代诗话之先河。
§§§第二节孟子与文艺对话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