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与赵晓华合作撰写。
中国古代将官员退休称为“致仕”，又称“休致”、“致事”。《礼记·曲礼》云：“大夫七十而致仕。”历代一般以70为致仕基本年龄。清人梁章钜曾言：“古人以四十为‘强仕’之始，以五十为‘服官政’之年，以七十为‘致仕’之期。”（《退庵随笔·官常一》）人到70岁，往往精力不济，即应告老退休。清代的致仕制度实行较有弹性，高级官员年过70者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常常可以继续留任，对于的确精力不支、告老还乡者也给予丰厚的退休待遇。
清朝法律对致仕年龄的规定相对灵活，一面规定“年老有疾、恋职不去而被议者，则勒令休致”，另一面又有规定：“年逾七十之教职内有精力尚健、堪以留任者，亦止准展限五年，概行令其休致。”（《钦定六部处分则例》，卷4）在清代退休制度的实际实行中，官员的致仕年龄并非十分绝对，一成不变。乾隆帝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人之可用与否，未可专以年齿论。譬如年逾七十而强健者，亦不可铨选乎？未至七十而病惫龙钟者，亦可姑容乎？惟当看其人之可用与否为去取，不当以七十为限。”（《清高宗实录》，卷235）清代官品不同，致仕年龄也不一样。三品以上官员致仕，由本衙门奏报皇帝批准，四品以下由各衙门报给吏部，吏部每半个月汇总报给皇帝。一般来说，三品以上高级官员退休年龄弹性较大，三品以下官员则比较严格地执行70致仕的原则。官员年届70，清代官德丛谈
第一章清朝的“白发卿相”现象应当主动告休，亦称“乞休”、“乞骸骨”。对于高级官员告休，清代帝王常常加以慰留，以此作为笼络和体恤臣子的重要方式，如同道光皇帝所言：“年至则奉身以退耳，谁复出力为国家图庶务者。我朝待大臣恩礼笃至，而不忍轻令解职，大臣苟非隆老有疾，不轻陈请。”（《清宣宗实录》，卷301）因此，许多德高望重、功勋卓著或确为国家所需者提出致仕请求，经常被皇帝加以挽留，以示优崇。雍正二年（1724），大学士王顼龄以年老请致仕，雍正予以挽留，称其“学识优裕，品行端雅，增重岩廊，年虽耄耋，体素康宁，今力辞禄位，朕弗忍焉”，“盖一日之留，胜千里之暌也”（《清世宗实录》，卷21）。再如道光十七年（1837），年已八十的大学士长龄因病奏请开缺，上谕令其“安心调理，不必限以假期”，后长龄因病势难以速痊，再请开缺，道光帝以其“精力素健，若遽准致仕，朕心实有所不忍”，因此仍未准长龄开缺（《清宣宗实录》，卷301）。有些在馆阁修书修史的学养高深的官员，其学问阅历随着年龄增长而愈加丰富，更能为国家发挥作用，此类官员也毋庸受年龄限制而致仕。徐元梦于康熙朝任工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乾隆帝即位后，徐元梦逾八旬，屡次以衰老请辞，乾隆帝则称：“徐元梦年虽逾八十，未甚衰惫，可量力供职”，仍命其在内廷行走，领诸馆事，结果以87岁老死于馆阁（《清史稿·徐元梦传》）。翻阅史料可见，许多官员年满70仍照常升转，像徐元梦一样卒于任者大有人在。嘉庆十年（1805），82岁的纪昀以礼部尚书升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同年故去。光绪朝重臣李鸿藻，年过70仍先后任刑部、礼部、吏部尚书，78岁时卒于任上。还有臣子年过70，已经退休，朝廷又复令其出仕者。光绪二十三年（1897），77岁的晚清著名律学家薛允升因案从刑部尚书被贬为宗人府府丞，次年以病退休，二十六年（1900），薛允升复被起用，次年随慈禧从西安返回北京路上病死，时年81岁。
清代满汉大臣致仕之后，一般来说待遇十分丰厚。根据《光绪会典》卷14记载：“满汉大臣年老乞休者，朝廷待以殊礼，或升职加衔，或仍给原俸，或命驰驿还乡。其尤宠异者，或赐袍服文绮，或赐御制，或官其子孙，或遣人存问，或令地方利弊仍许具疏陈奏，皆出自特恩。”从物质待遇来看，顺治六年（1649）曾规定：凡官员致仕者，“督、抚、布、按、总兵各给园地三十六亩，道员、副将、参将各给园地二十四亩，府、州、县、游、守等官各给园地十八亩”（《清朝文献通考》，田赋五）。以后主要改成食俸制度。食俸分成食全俸、食半俸及不食俸三种情况。乾隆元年（1736），定满汉大学士及曾为部院尚书致仕者，俱照其品级给与全俸，在京从户部支领，在外从该省藩司支领，“永着为例”。乾隆三年（1738），又定原品休致文武大臣食俸例。除大学士尚书内原品休致大臣给食全俸外，为了鼓励主动申请退休，对自行奏请后经批准令原品休致者，也给食全俸。经京察自行奏请及准令原品休致者，由相关部门查明，可给食半俸。若是部议致仕人员，则不能给食俸禄。一些有功之臣致仕，朝廷还常有额外赏赐。雍正六年（1728），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田从典告休，即被加太子太师，赐帑银五千两，允其升一等侍卫致仕。在政治待遇方面，退职之后存品加衔者不在少数。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刑部左侍郎宋文运以病乞休，命加太子少保致仕。雍正四年（1726），礼部左侍郎郝林以老疾乞休，也命加尚书衔致仕。另外，退休还可荫子补官。清代规定：“原品解任食俸者准荫。”（《钦定吏部验封司则例》，卷3）康熙四年（1665），都统刘之源乞休，不仅以原衔加太子太保致仕，其子副都统刘光还代为都统。此外，对于高级官员，还会礼送还乡，定期慰问。雍正十一年（1733），年逾八旬的大学士陈元龙告老还乡，起程之日，皇帝赏给酒膳果品，并命六部满汉堂官饯送，沿途官弁迎送尽礼。有些备受皇帝信任和宠爱的高级官员，退休时可以同时获得以上这些礼遇，可谓极尽恩荣，风光一时。乾隆二十三年（1758），大学士陈世倌告休时，不仅加太子太傅，乾隆还赋诗一章，“以宠其行”，又颁赏筵宴，令部院堂官前往饯行，赐帑金五千两作为路费，驰驿回籍，仍按原品在家食俸，起程时由在京官员祖送，归途所过地方，地方官在20里以内者送迎，返归故里之后，巡抚两司还要时加存问，上谕还宽慰其称：“俟家居一二年，自行酌量，精力尚健，仍可来京供职。”（《清高宗实录》，卷557）虽然清代对于退休大臣予以相应的礼遇，但是由于退休年龄执行不够严格，加上在职与退休毕竟待遇悬殊，因此，与历代社会一样，到龄不主动告休、恋职不去者在清代依然是官场一种普遍现象。道光初年，大学士伯麟年逾七旬，因患腿疾，步履艰难，见了皇帝不能下跪，即使这样还不想告休，而是请求放其外任。此举令道光帝大怒，他指责伯麟“胆大荒谬，莫此为甚”，如果感觉精力就衰，即应引疾求退，伯麟“只知总督之养尊处优，而不知任大责重”，此种恋栈之心绝不能再作姑容，伯麟因此被以原品休致（《清宣宗实录》，卷37）。为了防止贪恋禄位、恋职不退的现象，有清历代也从制度上做了些努力。根据清代京察制度中的“六法”处分原则，若被定为“年老、有疾者”要勒令休致。另外，结合定期考课，相关官员要由皇帝或吏部等主管部门验看，决定退休与否。乾隆二十二年（1757），定部、院属官55岁以上，堂官详加甄别。三十三年，改定京察二、三等留任各官，65岁以上引见。嘉庆三年（1798），命京察二、三等官引见，以年逾70为限。乾隆四十八年，皇帝召见并不常见的三品官、詹事兴桂，发现其年力已衰，因此降旨将其原品休致。此后，为防衰庸者恋栈不退，定除四品以下京堂特派王大臣验看外，三品京堂也由吏部一体带领引见。虽然律例规定纂严，但是在具体的考课中，“长官往往博宽大之名，每届京察，只黜退数人，虚应故事，余概优容”，部员冗滥及老龄化，从康、雍时已然形成。雍正时期，汪景祺、查嗣庭等指称部员壅滞，甚至有“十年不调、白首为郎”者（《清史稿·选举志六》）。为了赖在官位上不退休，隐瞒年龄岁数，竟成官场风气，有人曾感慨：“三十年来，士大夫履历，例减年华，甚至减至十余年，即同人宴会，亦无以真年告人者。”（王士桢：《池北偶谈》，卷2，《官常》）恋栈不休者太多，极易导致人才选拔受阻，加速吏治日趋腐败。乾隆帝再三强调，白发卿相与恋职不去者是有根本差别的：“我朝待大臣恩礼笃至，而不忍轻令解职，大臣苟非隆老有疾，不轻陈请，恐不知者反议其贪位恋职，而谓国家不能优老，全其令名，是不可以不辨。”在他看来，士大夫当为国事尽心竭力，不能因有致仕之期而对公务漠视偷安。致仕是不得已才为之，决非“仕人之盛节。为人臣者，断不可存此心”，“年至则奉身以退耳，谁复出力为国家图庶务者，此所系于国体官方人心世道者甚大”（《清高宗实录》，卷307）。但是，对老臣的过度优崇往往致使官僚队伍老龄化，年富力强的人才缺乏脱颖而出的政治土壤。与乾隆对致仕年龄颇为不屑的态度相比，嘉庆帝则指出，作为臣子应当知道“自权进退”：“古人七十致仕，虽平素才猷卓越者，精力就衰即不肯贻诮素餐，况才具本中平，年齿既迈，仍居高位，其职守所在，悉属旷瘝，而贤路转因而阻塞。”（《清仁宗实录》，卷274）然而，退休年龄执行不严格，到龄不退、甚至不退反升者比比皆是，很容易引起官员之间的观望攀比心理，能够从大局出发、主动进退者实属寥寥。总体来看，清代致仕制度能够强化国家的行政职能，鼓励和督促臣僚克尽职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和改善君臣之间的关系，但是，久仕不退与恋职不去的双重历史现象说明，君权的过度干预，削弱了制度本身应该发挥的作用，这既不利于吏治的清明和整肃，也不利于文官队伍的新陈代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