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0（12）。
一个位高望重、声名显赫、一呼百应的当权者，面对人们如潮而来的赞誉颂扬，面对周围习以为常的顺从唯诺，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仅事关个人的品德修养，更是一个严肃的政治原则问题。
二百多年前，清代有位官员对这个问题发过一段颇为深刻的议论。
发此议论者名叫孙嘉淦，雍正、乾隆时期担任过重要官职。他一生刚正敢言，史称“直谏有声”。雍正十三年十一月（1735年12月），他被刚刚继位的乾隆皇帝擢升为都察院左都御使兼吏部侍郎，就上了一道奏疏。这道奏折同当时大臣们对新皇帝一片颂圣之声不同，是警示乾隆帝要预防“三习之弊”，强调如果这三种不良习气“人不能觉，及其既著，积重而不可返”，则“其患不可胜言”（《清史稿·孙嘉淦传》，下同）。
孙嘉淦认为“不可不慎戒”而必须“预除”之的，究竟是哪“三习”呢？
一是“耳习于所闻”。对于至高无上、乾纲独断的皇帝来说，“出一言则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这其间固然难免有奔竞钻营之徒，一味以阿谀奉迎为能事，对此当然要提高警惕，但这对于一个自律较严的人来说，毕竟还容易识别。更值得警惕的，倒是君主德清政仁，兢兢业业地做了好事，人们出于真诚，发自肺腑，表示爱戴之情。大臣们“心服而颂”，百姓们“身受而感”，“在臣民本非献谀，然而人主之耳则熟于此矣”。当一个人满耳都被或者出于真心、或者别有所图的种种赞颂之词包围时，天长日久，就会形成一个习惯：“耳与誉化，非誉则逆。”赞誉一旦成为常态，不赞誉就会被看做是对自己的拂逆了。先是对不同的意见加以拒绝，继而对说话木讷、不善于巧舌如簧的也感到不快，久之对“颂扬之不工者”就是马屁拍得不够水准的也深为不满了。这样就造成了一个结果，“是谓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
清代官德丛谈读孙嘉淦《预防三习疏》随想二是“目习于所见”。在上者愈是高明就愈显得别人愚拙，愈是能力强就愈引起别人的敬畏。在一个有作为的君主眼中，周围的人们“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当一个人习惯于人们对自己百依百顺、卑词谦恭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习惯：“目与媚化，非媚则触。”媚顺一旦成为常态，不媚顺就会被看做对自己的触犯。先是对那些稍露倨傲之色的严加斥责，继而对严正不阿者疏而远之，久之对“便辟之不巧者”也认为是忤逆了。这样就造成了一个结果，“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
三是“心习于所是”。一个人办理的事情多了，便自以为见多识广，自视过高而看不起别人；经历的事务广了，便自以为阅历丰富而无所不能。既看不到自己的不足，更不愿正视自己的缺失。“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自己提出的想法决不允许别人有所逾越，自己发的命令不管对不对一概要求别人照办。这样就造成了一个结果，“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
孙嘉淦强调，能不能预防此“三习之弊”，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而是关系到天下安危、政治清浊的大问题。如果“耳目之习除”，则朝廷里都是正直之士，“众正盈朝，太平可睹矣”。如果听凭“三习”发展起来，开始也许只是稍稍放松了警惕，“初亦似于天下无害，而不知嗜欲燕安功利之说，渐入耳而不烦，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视而不见其可憎。久而习焉，或不自知而为其所中，则黑白可以转色，而东西可以易位。所谓机伏于至微而势成于不可返者，此之谓也”。
孙嘉淦这份奏疏的思想意义，在于他以严密的逻辑思维，极富说服力地描述了一件事情怎样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之中，由好变坏，最后造成黑白转色、东西易位的严重结果的。在他的笔下，被谏诤者是德清政仁、奋发有为之人，人们对他的赞誉、服从本也出于真诚，但即使是这样的情况，如果缺乏自觉，本来似乎是正常的歌颂和顺从也就会走向反面，使一个原本有所作为的人，变得趾高气扬，目空一切，独断专行，刚愎自用。更为严重的是，在这样的人的治理下，社会风气必定败坏，政治环境必遭污染。环围四周者，应对则胁肩谄笑，办事则望风希旨。宵小得志，直士箝口；歪风盛行，正气不伸。一旦形成这样的状况，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清明就不能不受到极大的威胁。所谓“治乱之机，千古一辙”，其根由“皆三习为之蔽焉！”这个话虽然有点尖锐，却并非故意耸人听闻，细想起来是很有道理的。
孙嘉淦是对一位刚刚接位的新皇帝提出这个警示的，所以他特别讲了这样一句话：“我皇上圣明临御，如日中天，岂惟并无此弊，抑且并无此习。”他这样讲，一方面当然是谏诤的策略，一方面说的也是实情。但接着这个话茬，他却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然臣正及其未习也而言之，设其习既成，则或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见听者矣。”“预防三习”，重在“预防”二字。只有在这些坏习气尚未形成之时，预先防范，才能奏效。如果习气已成，当权者一心只喜欢听人们的谄谀之词，只喜欢人们低眉顺眼，听到一点批评的话就厌恶斥责，那很多人就不敢讲了，即使讲了还能听得进去吗？
孙嘉淦是一个封建官吏，谏诤的对象是“九五之尊”的封建帝王，他们同今天作为人民公仆的各级干部当然有着性质上的根本不同。但是，我们有些干部，在做了一点工作、取得了一点成绩之后，面对着群众的赞誉，面对着下级的尊重，忘乎所以，逐渐滋长了“喜谀而恶直”、“喜柔而恶刚”、“喜从而恶违”的坏习气，这却并不是个别存在的现象。鉴古可以知今，我们的干部还是可以从孙嘉淦的这个奏疏中得到某种有益的思想营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