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经学对以经学指导政治制度建设也做过尝试。北宋初，张载、程颢、程颐等都从经书中找到井田制的依据，试图以此解决当时土地制度中存在的兼并弊端。虽然这样做不合时宜，但张载等人为此所作经世致用的努力开创了经学实用的新风。朱熹对经学的经世致用也持肯定态度，他在地方官任上曾仿王安石创制“青苗法”之举制定“社仓法”进行试验。变法失败后，“社仓法”仍得到继承延续。
历史上以经学指导政治制度建设的实践效果早期较为成功，后期则少有成就，这是历史发展的背景和经学自身演变的限制导致的必然趋势。五经是夏商周三代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情状的反映与概括总结，五经文本构建的汉代经学是五经和春秋战国至秦汉儒家综合形成的，它与经学确立为官学初期的汉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趋势比较接近和适应，因此它的经世建制较为成功。而中唐以后以至宋元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剧烈变动，仍然试图以三代产生的经学指导后世的政治制度建设，就不合时宜了，难免期求失效。至于南宋一隅偏安，经学走向以四书文本为宗的个人心性修养，虽然经学范式转型为个体道德情操的塑铸，在某时和之后不无积极意义，但经学从外向开创进取转向内向狭窄人性善追求，导致经学走向封闭僵化，整体上较少实用价值。
4.经学与政治的双向互动相互作用关系
经学确立之后，以其原创活动理论指导政治实践，受到当朝执政者的支持，形成了经学与政治的双向互激互动、相互作用关系。
中国古代经学史是曲折跌宕发展的历史。在政治稳定时态下，经学与现实政治相互适应，相互卫护；当现实政治或因改革或因动乱发生变化，经学也随之改变面貌以新形式适应变化了的政治对自己的需求。西汉经学初立，今文经学是与现实政治密切契合的。西汉末期古文经学兴起，夺取了今文经学的主流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权力削弱，地方势力大盛，玄学经学取代儒学经学的地位。中唐以后，社会政治动荡，到宋朝建立，汉学经学转换为宋学经学，其政治导向从通经致用转向官僚政治讲究个人修身齐家，以维护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治统治新局。如果说有什么新动向，那就是经学以学校为评论时政的平台，以士子生员为主体，时而批评时政，鼓呼改革。纵观历史，经学与现实政治既相互为用，又有相互冲击、干预对方之举，经学与政治双向互动相互作用关系贯穿政治史和经学史的全过程。
需要指出，经学在总体上和大多数情况下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但两者有时也发生矛盾冲突，这时现实政治统治集团会从自身利益出发，经过内部争辩、统一认识，直接出面干预经学的理论指向问题。汉武帝官方法定经学主导地位，立五经博士统一经学口径培养人才，统一了思想，抑制了学术自由争辩局面的延展，但也从此转向经学内部今文古文派别之争，导致思想歧异，影响政治统一和稳定。这时，皇帝便利用政权力量，亲自出马强制干预经学内部的纷争，强行命令经学“统一”。两汉期间评议五经同异的行政性论坛会议就举行多次，其中以皇帝亲临监听、指导的大型论坛会议——石渠阁会议、白虎观会议最为重要最为显眼。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皇帝亲临解决经学内部纷争的石渠阁会议，评议五经同异，以皇权意志决定是非，所得结论汇集为《石渠阁奏议》（今佚）。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皇帝亲临评议五经同异的白虎观会议，最后帝令班固写定《白虎通德论》诏告天下：统一经义，视同法式。白虎观会议的政治干预经学纷争、强令统一经义较之石渠阁会议更为强劲。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传统，汉代以后由政治统一五经经义继承延续下来。唐代由朝廷颁行《五经正义》统一各派经学思想，宋元明清各朝也都有钦定经学文本之举。
我们说政治与经学存在双向互动互相作用关系，但需要指出，政治强势对经学弱势起最终决定作用。经学只有得到现实政治统治集团的认可和支持才能占据统治思想的主导地位，反之即可能受到排斥、打击。如北宋王安石适应改革时需所撰《三经新义》代表的新经学曾风行一时，但因其与变化了的政治格局不相适应，受到保守、正统经学排斥、围攻打压，宋代以后便湮灭无闻了。
三、汉学经学两派政治哲学发展与玄学经学对儒道两家政治哲学的会通
儒学经学的历史演变大体上经历了汉学、宋学和清学三个大的阶段，其间还有佛道两家经学的影响。以下依次分述三个经学发展阶段的情形，这里首先谈汉学经学两派政治哲学发展与玄学经学对儒道两家政治哲学的会通。
回溯历史可见，汉代是漫长中国封建帝国首倡以儒家思想指导治国理政的朝代，它所确立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社会政策奠定了其后两千多年封建政治统治的基础并经历了历史的验证。汉初曾一度奉黄老之学为治国指导思想，汉武帝舍弃黄老之学，转而独尊儒术，确立了《春秋》公羊学派为主体的儒家经学的统治思想主导地位。西汉末年，古文经学一度与今文经学争夺统治思想主导地位，试图修正今文经学的政治哲学，未果落败。汉朝灭亡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起，玄学经学试图会通儒道两家的政治哲学，带来了长时间历史影响。以上三点，以下简要论述解析。
1.《春秋》公羊学代表的今文经学的政治哲学五论
今文经学因相对后起的古文经学而得名，是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时确立的经学的第一个形态，其内容包括《诗》、《书》、《礼》、《易》和《春秋》五种经典。五经博士又分为齐学和鲁学两派。为汉朝立法度的是《春秋》公羊学的今文经学。
《春秋》公羊学以解《春秋》经为依托，以前代儒者口传《春秋公羊传》文本为依据。《春秋》为鲁国国史。孟子作为孔子战国时最著名的传人讲学时有《春秋》课，认为“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因为鲁史有正邪褒贬之意。汉代发现《春秋公羊传》通过解读《春秋》宣讲战国、秦汉儒学的政治、伦理学说。《春秋公羊传》首位传人是子夏弟子公子高，汉景帝时再传至公羊寿及其弟子胡毋子并由二人写定成书。《春秋》派认为孔子承天命作《春秋》为汉代立法，其微言大义即立法基本精神。公羊学主要代表有西汉董仲舒、东汉何休，董著《春秋繁露》，何著《春秋公羊解诂》。讨论西汉东汉经学政治哲学当以传、繁露、解诂和《白虎通德论》等著作为依据，把握其五论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
一论：大一统——宇宙、社会、政治一体化。“大一统”即大统一，包括政治统一、思想统一、社会习俗统一。其最高境界是实现天地、万物和人类在内的宇宙大系统的统一有序。大一统论适应汉朝初建巩固政权、社会稳定、人心归一的现实需要，作为政治生活指导思想在国家统一的意义上在两汉及后世有重大历史影响。《春秋公羊传》解说《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一语时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董仲舒继承这一政治大一统思想，对之作了具体阐述，指出政治统一应表现为统一历法、服饰、礼仪制度、政令等方面。董仲舒强调政治统一即天下统一于君主一元权力，君主以正心为前提，四方正，王道一。他在与汉武帝对策时说明：“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以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一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的大一统论鉴于吴、楚七国之乱的危害，适应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维护政治稳定的政治需要，有利于卫护国家政治统一的核心利益。
董仲舒的大一统论重视政治统一，同时也重视思想统一以利于政治统一。他具体论证了加强思想统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建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现政治、思想双统一，即统一于政治统治最高权威汉武帝，统一于思想伦理道德最高权威儒学经学，当时为汉代人共识，后世沉潜于中华民族共同心理、共同最高政治伦理准则。
东汉公羊学者何休也对大一统论有所阐发，但基本上承继董仲舒之意，只是在政治统一范围上扩大到社会秩序、宇宙秩序、国家治法的一统。这里不再详述。
二论：天人感应——帝王执政行为的调控。
天人感应从字面上理解指人类行为与外在自然生态环境的相互感应关系，在政治上指人世间主宰者皇帝与神灵的上天间主宰者天神或天帝的关系。《春秋》公羊学认为帝王政治行为正确正当与否由天裁决：符合天意，国泰民安，天降吉祥符瑞；违逆天意，国衰民乱，天降灾异，以示赏罚。若帝王严重失德，天命夺位。董仲舒以《春秋》经为依据，并兼收墨家、阴阳家学说加以附会，最早系统指出并论说了天人感应论，向汉武帝（及后世帝王）提出警世性建言：“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王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之，事在勉强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他认为：“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诚性也；正法度之宜，制上下之序，以防欲也。”《汉书·董仲舒传》。但“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德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
他强调既然皇权天授，就应顺天命尽人事，以安乐民众为务，不然，贼害民者则夺其权另予之。天命以更高权威监督皇权，君王代表天意，人民要服从君王代表的天意，君主如违天命害民，天将惩罚他甚至剥夺他的权力。可见，假借天命监管帝王虽然有神秘主义色彩，但天人感应论在现实政治上起到了对皇帝为首的政治系统的监督作用，对维护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起了重要作用,对明智君主的诫勉不失为一种好的监督诫勉机制。
三论：三统三世说——历史循环进化的政治演进制度模式。董仲舒首倡“三统”，何休论说“三世”，意在说明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活动是三统三世递进的循环演化历史过程。三统是指服制颜色表征的黑白赤三色在不同历史时段上王朝更替的循环变易。三世是历代帝王易姓时采用不同月份（子丑寅）为正月，它与三统演进是同一历史过程，不过后者表征为历法的变易。董仲舒统称为“新王改制”，却“非改其道，非变其理”《春秋繁露·楚庄王》。至于三世演进表明社会进化的阶段，董仲舒称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何休则进一步概括为衰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的三世递进与历史循环。由衰乱而升平是每个朝代和两个朝代更替常有的事实，太平世则是儒家之“天下归仁”的社会发展理想，这一理想在封建时代未曾实现也不可能实现，作为人类共同终极理想将经历很长时间或有可能。三统三世学说作为《春秋公羊传》、董仲舒、何休等解说经典原创新思想新思维，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治乱、进化的历史实际，表达了人类的美好共同社会理想，具有一定的历史辩证法、变易历史观因素，虽然不乏机械论历史观影响，但其鼓励人们求真向善赏美还是有其积极进取意义的，不可因其论证的肤浅掩盖其潜藏的深意。
四论：华夷关系——分合与文化多元一体和民族多元共同体统一。《春秋》公羊学最早在世界上分析了中华民族多民族构成的分化统合、文化多样与趋同关系。中华民族是经数千年多民族聚合一体形成的。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有多个民族多元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过自己的独特贡献。然而，上古以来，各民族之间的争斗持续不断，华夷同风趋同的同时存在华夷文化歧异，成为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基本问题之一的“华夷之辨”伴随着中华民族政治发展与文化发展的始终。在中华民族立国以来的历史上，华指华夏，代表文明，夷指四夷或蛮夷，代表野蛮。华夷之辨一方面指民族差异，另一方面指文化差异，《春秋》公羊学以华衡夷，站在维护中原礼乐文化立场，秉持保护华夏、驱逐四夷的“尊王攘夷”论和改造四夷文化与夏文化趋同的“入夏变夷”论。两论都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思想传统——华夷同风。尊王攘夷是尊重周天子天下共主、华夏一统、取消华夷界限，以夷入夏；在文化上以夏变夷，使夷进化成华夏文明之民，共赴太平世理想境界，共同进步，华夷之辨便消失了。可以认为，《春秋》公羊学注重从文化上消除民族间先进与落后的差异，注重提升少数民族文明水平，携手共进。“这样一种开放的民族政策有利于民族间的交流融合和文化进步，也有利于封建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对于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共存共荣起到了促进作用。”周桂钿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103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
五论：三纲六纪、德刑义利——阴阳五行观念支配下的社会等级制社会控制论。阴阳指物体对日光的向背，向为阳，背为阴。阴阳又泛指天地间对立的二气。《易传》则视阴阳为宇宙间两种根本对立又统一的属性。阴阳相反相成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普遍属性。五行指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中国古人认为五行是宇宙构成的五种基本元素，它们相生相克形成宇宙万象和运行多姿景观。阴阳五行说被运用于人类社会生活，催生出天文气象学和医学的阴阳五行观。董仲舒发挥阴阳对立、阳尊阴卑观念，以天地、日月等自然现象的阴阳对立和人类社会伦理关系作比附，论证封建社会君臣、父子、夫妇的三对尊卑主从关系，认为天赋人伦之三纲，君父夫阳尊主导，臣子妇阴卑从属，因此，“三纲之王道，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是天意安排，不能违背，只能遵从。董仲舒还以五行相生说明父子关系，子对父尽孝道也是天经地义。如此说来，君臣政治关系以君主为主导，父子、夫妇人伦关系以父、夫男性为主导，政治、社会关系这样规范化便自然实现秩序化。
董仲舒还以阴阳五行说比附治国理政，为之找一个自然哲学上的依据。阴阳五行说的核心是将万物划分为两种相反又相成的属性——阳与阴，两类属性中阳主阴副。这一阳主阴副观在政治统治方式上的基本要求就是儒家学派历来主张的重德轻刑或德主刑辅、重义轻利。这是汉代经学任何理论都要与“天”挂钩或结合的特点导致的必然逻辑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