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这套理论，比较完整地为《周礼》所吸收。《天官·疾医》云：,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郑注，,疠疾，气不和之疾”，孙诒让《周礼正义》云：“四时皆有疠疾者，并据时气所感病之多者言之。”如春气不和，民感其气则有痟首之疾；夏气不和，民感其气则有痒疥之疾，等等；所以说疠疾生于五行之气。基于这种认识，治疾之术必须与脏气相应，即所谓,攻其赢养其不足者”。
因此，《天官)疾医》又云：“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死生。”五味，郑注云：“醯、酒、饴蜜、姜、盐之属。”贾疏：“醯则酸也，酒则苦也，饴蜜即甘也，姜即辛也，盐即咸也。”可见五味即酸、苦、甘、辛、咸。郑注、贾疏的依据当是《天官·食医》文：“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一时有一时之味，食味宜从时气，春时宜多酸，夏时宜多苦等，食以养其时之气。五味又代表五行，贾疏云，,东方木味酸，属春”，,南方火味苦，属夏”，,西方金味辛，属秋”，,北方水味咸，属冬”，,中央土味甘，属季夏”。甘味虽不在四时中，但按五行说的见，五味之甘，相当于五行之土。
以五味与五脏相搭配，始见于《管子·水地》：“五味者何？曰五脏、酸主脾，咸主肺、辛主肾，苦主肝，甘主心。”但是，《水地》篇以水为“万物之本源，诸生之宗室；”以地为“万物之本源，诸生之根菀”；并没有五行气，而且五味与五脏的搭配也与《吕氏春秋》不同，说明《水地》篇的五味、五脏尚未正式纳入五行说的框架之中，《尚书·洪范》、《管子·幼官》等篇五味与五行、五方相配的顺序与《吕氏春秋》相同，但又不与五脏相配。《淮南子·地形训》又以东方苍色主肝，南方赤色主心，西方白色主肺，北方黑色主肾，中央黄色主胃，不仅搭配不同，而且五脏也不同，有胃而无脾。诸说似乎尚处于游移之中，郑注以《吕氏春秋》说为正解，符合五行说定型后的情况。
五谷，郑注：“麻、黍、稷、麦、豆也。”本于《月令》。《管子·地员》、《淮南子·修务训》高注、《素问·藏气发时论》、《灵枢·五味》、《素问·金匮真言论》等所言五谷各不相同。谷的分类很杂乱，不同时代、不同经济地域的看法自然不会完全一样，本不足为怪。
《疾医》五谷为养时疾而食，与《素问》、《灵枢》等一样，有鲜明的五行色彩，所以贾疏说：“夏时病者，则五味中食甘，五谷中食稷，以甘、稷是土之谷味，土所克水，是攻其赢也。土生于火，土是火之子，食甘、稷为子养母之道，故云养其不足也。
关于五药，郑注云：“草、木、虫、石、谷也。”将动植物等能入药者划分成这五类，完全是为了牵合五行说而强作的分割，毫无科学性可言。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都机械地分为五类，配属五行，不过是出于整齐理论体系的需要，是五行说盛行后的必然结果，《疾医》之五味、五谷、五药等，都可以作如是观。
6. 五气、五声、五色
《疾医》认为，在观察病情时要“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死生”。五脏之病变虽在体内，但是“剧易之征见于外”，气、声、色即其外征。郑注云，“五气，五脏所出气也，肺气热，心气次之，肝气凉，脾气温，肾气寒”，这是根据五脏之气的温凉程度来判断病情。五声，郑注云：,言语宫、商、角、徵、羽也。”贾疏：“宫数八十一配中央土，商数七十二配西方金，角数六十四配东方木，徵数五十四配南方火，羽数四十八配北方水。此五声数多者声浊，数少者声清，人之言语似之，故云言语宫、商、角、徵、羽也。”认为病人言语之清浊亦与五脏相应，故可据以视其死生。
关于五色，郑注云：,面貌青、赤、黄、白、黑也。”贾疏：“此据五方，东方木色青，南方火色赤，中央土色黄，西方金色白，北方水色黑，病者面色似之。”这种察五色而治疾的方法，亦见于秦汉间成书的医籍。《素问·五藏生成》篇云：“五藏之气色，见青如草兹者死，黄如枳实者死，黑如。者死，赤如衃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见死也。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鸡冠者生，黄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鸟羽者生，此五色之见生也。”《灵枢·五色》篇云：,以五色命藏，青为肝，赤为心，白为肺，黄为脾，黑为肾。”这种带有神秘巫术色彩的理论，当然不是对医学实践的总结，临床上不可能有这种五色见生、五色见死的病例，它不过是五行说的推导物。
《周礼》对外科疾病的治疗，也充满五行气息。《天官·疡医》 云：“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郑玄以《疾医》云,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故据以校正此,五气”为,五谷”之误。如此，则《疾医》、《疡医》 均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其校至当。
关于以五味养骨筋等，郑注云：“以类相养也。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辛，金味，金之缠合异物似筋；咸，水味，水之流行地中似脉；苦，火味，火出入无形似气；甘，土味，土含载四者似肉。滑，滑石也，凡诸滑物通利往来似窍。”这种说法不见于先秦典籍，其出当亦较晚。《管子·四时》云春“风生木与骨”尹注“骨亦木之类也”，孙诒让《周礼正义》引之以证《疡医》之说。但是，《四时》夏为“阳生人与气”秋为“阴生金与甲”，冬为“寒生水与血”，中央土为“土生皮肌肤，”与《疡医》说多不合，不足为凭。《管子·水地》云“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尹注“分流地上若脉也”，孙诒让《周礼正义》亦引之证《疡医》“以咸养脉”之说，然《水地》以水为万物之本源，不言五行，与《疡医》说无涉。应该说是《疡医》兼采了前说。
7.四时国火
《周礼》疗治时疾的办法，除以上所述之外，还有“变国火”一法。《夏官·司爟》云“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说文》攴部云：“变，更也。”孙诒让《周礼正义》云：四时变火以救时疾者，时气太盛，则人感而为疾，故以异木为燧而变国中公私炊爨之火，以调救之。”所谓异木，郑注云：“郑司农说以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即在一年之中，随季节和时疾的不同，而相应地变换取火的燧木，以此救时疾。《论语·阳货》皇侃疏云，“改火之木随五行之色而变也。榆柳色青，春是木，木色青，故春用榆柳也；枣杏色赤，夏是火，火色赤，故夏用枣杏也；桑柘色黄，季夏是土，土色黄，故季夏用桑柘也；柞楢色白，秋是金，金色白，故秋用柞楢也；槐檀色黑，冬是水，水色黑，故冬用槐檀”，认为异钻燧之木是取五方之,今按枣杏虽赤，榆柳不青，槐檀不黑，其义未闻”。贾说过于拘泥，五色之木，不过大略似之，取其与方色相应而已，世界虽大，然黑色之木毕竟难求。如前举以五色视病情者，有面色青如草兹者，黄如枳实等等，病例中何曾有之？都是为足成五行之数而拼凑之，不可深究。《天官·疾医》云“四时皆有疠疾”，此云“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显然有五行相应之义。
5.五云
在《周礼》中，五色不仅可以诊察疾病，而且可预知灾异。《春官·保章氏》云：“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郑注，“物，色也，视日旁云气之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国。郑司农云，以二至二分观云色，青为虫，白为丧，赤为兵荒，黑为水，黄为丰”，即以日旁云气的五种颜色辨吉凶妖祥。青云主虫，白云主丧，赤云主兵荒，黑云主水，黄云主丰。郑司农引《左传》僖公五年文作证，,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杜注：“云物，气色灾变也。”经注均未言五云之物，而仅言云物，二者不可等同，前者是五行观念的产物，云物必为五，云色必与五行相应；后者不过是对云物的观察，云物不必有五，如实书之而已。
孙诒让认为，郑司农的注可能是根据汉代望气家之说，因为《太平御览·咎征部》引《三辅旧事》说,汉作灵台，以四孟之月登台而观，黄气为疾病，赤气为兵，黑气为水也”，引文无青、白之气，疑有脱漏。尽管所说与郑司农不尽相同，而其意则一。《易纬·通卦验》亦有“其云青者饥，赤者旱，黑者水，白者为兵，黄者有土功”之文，可见，以云色占吉凶，是五行说盛行的汉代常见的现象，此亦可为《周礼》晚出之证。
9.五虫
关于动物的分类，《吕氏春秋》十二纪根据五行说划为五类，即所谓“五虫”：春之月
“其虫鳞”，夏之月“其虫羽”，秋之月“其虫毛”，冬之月“其虫介”，季夏之月“其虫倮”。高注“东方少阳，物去太阴，甲散鳞。鳞，鱼属也，龙为之长”，鳞为东方之虫，龙为东方之象。又云,盛阳用事，鳞散而羽，故曰其虫羽。羽虫，凤为之长”，鸟类为南方之虫，凤即朱鸟，为南方之象。又云，,金气寒，裸者衣毛，毛虫之属而虎为之长”，兽类为西方之虫，虎当即白虎，为西方之象。又云，介，甲也，象冬闭固，皮漫胡也”，介甲类动物为北方之虫，以上三者均言,某为之长”，此不言者，当有脱文，以三隅反之，此当有,龟为之长”，龟即玄武，北方之象。又云阳发散越，而属倮虫。倮虫，麒麟为之长”。倮即裸，或作臝，倮虫指身无羽毛鳞甲的动物。《礼记·礼运》孔疏引《五经异义》左氏说“麟中央轩辕大角之兽”，可见麟为中央土之象。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逆顺》亦以鳞虫、羽虫、倮虫、毛虫、介虫并称。
《管子·幼官》八举时节（春）“以羽兽之火爨”；七举时节（夏）,“以毛兽之火爨”；九和时节（秋）“以介虫之火爨”；六行时节（冬）“以鳞兽之火爨”；五和时节（中）“以倮兽之火爨”。五兽之名与《吕氏春秋》五虫全同，但五兽与五行的配属有异，除中央之倮兽与《吕氏春秋》的中央倮虫相同以外，其余四兽的位置正好相错一位，即春行夏兽之火，夏行秋兽之火，秋行冬兽之火，冬行春兽之火，不知何故。《吕氏春秋》则纠正了这种错动。《管子》、《吕氏春秋》的五行分类法，被《周礼》吸收，《春官·大司乐》云：
凡六乐者，一变而致羽物及川泽之；再变而致倮物及山林之；三变而致鳞物及丘陵之；四变而致毛物及坟衍之；五变而致介物及土；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
此六变之乐为大蜡之乐，郑注云,此谓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因祭鬼神而及于百物。,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郑注：“象物，有象在天，所谓四灵者。”六乐奏毕，则羽物、倮物、鳞物、毛物、介物等，百物及百物之长，川泽、山林、丘陵、坟衍、土等五地之以及天神均来之。《周礼》以五虫代百物，显然是因为五虫有五行象类的意义。
《大司徒》“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孔广林，“五地之分，本乎五行，五行各有所偏胜，故五地之物因所感而形类有异”，认为五地有五行之义，廖平也有类似的看法。连斗山则说，五地之山林属木，川泽属水，丘陵属火，坟衍属金，原隰属土，并说：“五行之精运于天，而其气寓于地，人物遂禀是以生。”从《大司乐》文看，这些说法不为无据，但《大司徒》五虫与五地的配属却与《大司乐》不同，现简单表示如下：
一书之中，却有前后歧异，其原因殊难索考。故揭之于此，以待能者。
10.四学
《周礼》的学宫似乎也有五行气味。《春官·大司乐》云“掌成均之法”。关于成均，有两种说法，郑司农云：“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大司乐主受此成事已调之乐。”但是，在《礼记)文王世子》中，成均是学名，董仲舒说,成均，五帝之学”。《文王世子》郑注认为，成均可能就是虞庠，有二，一是大学之北学，又叫上庠；二是四郊之小学。贾疏以为郑注之虞庠为小学，但诸家多不从其说。段玉裁认为应指国立大学上庠，非小学。关于大学、小学之制及地点，各家所说，极为纷繁，莫衷一是。孙诒让通校诸经涉及学制之文，认为,国中为小学，在王宫之左；南郊为五学，是为大学，如辟雍即大学，在郊，与四学同处”。四学即《礼记》所见之上庠、东序又名东胶’、瞽宗、成均。辟雍为天子所居，四学为国子肄业之所。五学的方位，说也多歧，郑锷云，“周五学，中曰辟雍，环之以第二章《水，水南为成均，水北为上庠，水东为东序，水西为瞽宗”，其说较析，诸家多从之。五学，《周礼》仅见成均、瞽宗之名，而以辟雍之南的成均概称五学。
四学的作用，《周礼》未言，《文王世子》有“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礼在瞽宗，书在上庠”之语，根据这一格局，则秋学礼于西学瞽宗，冬读书于北学上庠，再依此推之，则夏当学于南学成均，春当学于东学东序。若此推测不误，则四学为四时读书、习礼之处，这种安排，恰恰是《吕氏春秋》天子四时易居之举的翻版，其文云：孟春居青阳左个，仲春居青阳太庙，季春居青阳右个。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太庙，季夏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太庙大室。孟秋居总章左个，仲秋居总章太庙，季秋居总章右个。孟冬居玄堂左个，仲冬居玄堂太庙，季冬居玄堂右个。
青阳、明堂、总章、玄堂等，都是明堂的组成部分，《吕氏春秋·孟春纪》高注云：
“青阳者，明堂也，中方外圆，通达四出，各有左右房，谓之个，个犹隔也，东出谓之青阳，南出谓之明堂，西出谓之总章，北出谓之玄堂。”毕沅云：“明堂之制，中外皆方，不得如注所云。”高、毕二说对明堂的外形究竟是圆是方，争执不下，但这对于明堂之制的认识，并无实质性的影响。《大戴礼记·保傅》篇有东学、西学、南学、北学、大学五学，但无名称。毛奇龄亦云：“此因明堂十二室，东西四面皆可为学，遂取四正室与中室立五学。”，可见，五学也是五行说的产物，目的是使天子所居顺应四时之气。
《周礼》的五学，虽然没有《吕氏春秋》明堂之制那样复杂，但同样有顺应时气而易居的意思。当然，上述种种推论是否正确，还有待于更多的证据。
《文王世子》没有提及成均的具体作用，而且，行文中又有,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龠，皆于东序”之语，又似乎四季之学都在东序，令人颇费揣摩。这里只得姑且存疑，以待能者。
综上所述，《吕氏春秋》十二纪所开列的五行分类单中所出现的项目，如五帝、五虫、五味、五祭、五车、五旗、五玉、五畜、五谷、五音等，《周礼》几乎应有尽有。有的虽不见于《吕氏春秋》，但《周礼》亦有之，如关于医学的五行思想即是一例。《吕氏春秋》关于天帝与五帝的理论，也被《周礼》所吸收和发展。整个来看，《周礼》所见的五行思想，虽然散见于六官，未集中表述，有些地方还说得比较隐晦，但却是较完整的、系统的，其成熟的程度已不在《吕氏春秋》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