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将军府到大丞相府：太原功臣政治命运基调的形成
太原功臣在起兵前的身份，半数为隋朝地方官员和军府将领，其他则为因各种个人原因而到太原暂时落脚之人。李渊真正依靠的军事力量，就是那些在隋朝任官的人。而李渊建大将军府，将后来的太原功臣基本都网罗其中。太原功臣在大将军府中的身份，与他们日后在政治中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现综合《大唐创业起居注》、新旧《唐书》，可得下表：
刘世龙当时并未在大将军府中任职，故不在此表中。
根据上表的排列，处于大将军府军事体制下的十六位功臣，表中后十位担任的都是直接与战事有关的职务，这十人中三人为原隋朝鹰扬府武人，二人为李渊亲眷，其余五人为当时因个人原因居留太原的无官者。其中，李世民和柴绍因为亲眷关系而得到李渊的信任，故而把他们安插于其中；赵文恪、许世绪则以太原当地豪右而曾任隋军事系统官员，在当地和军队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张平高也曾在隋鹰扬府中任校尉，高祖才命他在军队中任职。而其他五人，李高迁在擒拿王威、高君雅的过程中有出色表现，另外四人基本都是亡命天涯之客，在军队中征战较为合适。
而作为大将军府直属官吏的六位功臣，或为李渊任太原留守时的旧交与下级，如裴寂、刘文静；或为李渊做太原留守时的属官，如武士彟；或为在除王威、高君雅行动中表现突出者，如刘政会。殷开山此前任地方官，政绩为人称道，唐俭则是李世民所结纳的人才，故此二人可以做大将军府掾属。《大唐创业起居注》中几次提到李渊在起兵前强调要“量能受职”、“随才诠用”（《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但实际上，根据李渊个人感情授官者有之，以诸人旧日职位性质授官者有之，以亡命者任将军之事者亦有之。在这样的情况下，与李渊有旧交但无韬略的裴寂用事，居于大将军府长史的显位，赵文恪、许世绪、张平高等人未走出军府系统，依旧以武人身份在李渊的军事政权中供职，武士彟也以旧日府僚的身份顺利地成为大将军府直属官吏中的一员。
《旧唐书》论赞称武士彟“有因人之迹”（《旧唐书》卷五八“史臣曰”。），殊不知，这并不是发生在武氏一人身上的偶然现象，若说“因人之迹”，裴寂比之武士彟在程度上不知要深几许，即使是武氏本人被擢为大将军府铠曹，也是李渊因陈袭旧的结果。雷家骥在《武则天传》中极力为武士彟在太原起兵至平定长安中的作用辩诬，认为他已经做好了本职工作，保证了军需物资的保管和运输，完全有资格与其他人平起平坐而为功臣，而非“因人之迹”。（参见雷家骥：《武则天传》，8～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雷氏的解释虽然合理，但依然没有触及问题的中心，就是为何在太原起兵的非常时期，一个平日并不见有何才干的武士彟会跻身于大将军府中。
同样，因为李渊以亡命者任将军的草率决定，长孙顺德从此真正地走上了亡命之路。十年之后，长孙顺德将再次以亡命徒的身份出现，跟随李世民冲进玄武门，参与另一场野心家的冒险。李渊建大将军府，直接的目的是进行起兵后军事行动的谋划与指挥。所以，在这个军事系统中的十六位太原功臣会有过半者成为左、右三军中的武人。在军事体制下，武人数量居多本属正常，这些功臣在当时作为叛乱者的党羽，为了保全性命，也为了作为可能性而存在的在李渊夺取天下后获得尊贵身份的希望，在晋阳起兵后顽强奋战，并在李渊、李世民等人正确的战略指导下攻破霍邑，直指河东，进军关中，兵临长安。
这样一些近乎一气呵成的军事行动能够成功，除去一些客观因素，如突厥的中立，以及一些决策者的因素，如制定作战计划、收服孙华以减少进兵阻力等，以武人身份出现的太原功臣们的冒死拼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不过，他们在战斗中越是勇猛，他们作为武人的身份在李渊的心中就越是不可改变，他们的其他才能也就被他们自己的勇猛所掩盖，也是被李渊的主观印象所掩盖，使这些武人功臣在其他方面的能力未能得以展现。自此以后便固定地以武人的形象出现，再未有过改变。攻破霍邑之后，李渊对霍邑的文武官员“节级授官，与元从人齐等”（《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这种安抚政策，对稳定霍邑的局势不无帮助，对树立李渊军队的形象也颇有益处。但对太原功臣而言，他们在大将军府中原有的地位却受到了冲击。兵至河东、关中后，先后又有陈叔达、于志宁、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归附，李渊依例授予他们官职，使李渊原有的太原地方军事政权的统治基础逐渐扩大，而太原功臣们在其中的身份仍然是武人，不但没有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反而被更牢固地限制在军事系统之中了。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即隋恭帝义宁元年，公元617年）十一月，李渊入长安。十一月十七日，李渊立代王侑为天子，遥尊隋炀帝杨广为太上皇，改大业十三年为义宁元年，大赦天下。（参见《旧唐书》卷一《高祖纪》。）李渊擅行废立之事后，又以恭帝的名义授予他自己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的头衔，并进封唐王（参见《旧唐书》卷一《高祖纪》。），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掌握了长安政权。
十一月丙寅，李渊置丞相府长史以下属官。（参见《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三。）此时李渊已经占领了象征隋政权的首都长安，并基本上控制了关中之地，又在小皇帝的名义下成为当时军事、行政等诸方面的决策者。因而，他的丞相府已经与起兵时建立的大将军府有了很大区别，已经不仅仅是大将军府那样简单地以军事为主要事务的机构，而是兼有文治与军事两方面的色彩。李渊立代王侑的目的就是要稳定关中局势，为自己称帝做一个缓冲，所以这个时候要建立的大丞相府，必须要网罗一批可以供他日后建立帝业时驱使的人才，所以丞相府的属官选拔带有唐政权建立前的政府官员初选色彩。再加上在起兵过程中不断有隋朝官员或是各地名人投靠，此时李渊可以选择的府僚也不像晋阳起兵前那样有限。
不过，太原功臣中的大部分人，已经在起兵时起就被李渊定位为武人身份，而且李渊在对待太原功臣时，似乎很强调文武分途，所以在义宁元年（公元617年）十一月建立的颇具文治色彩的丞相府中，太原功臣中的大部分人已经逐渐被疏远，并被固定在军事系统中，继续为李氏的统一大业而征战。
根据《大唐创业起居注》和《旧唐书》等史料的记载，关于太原功臣在丞相府中任职情况，可得下表：前文已经对大将军府直属官吏的任用有过分析，此次丞相府置属官，再一次印证了李渊以个人感情授官及以诸人旧日职位性质授官的取向。太原功臣中原有六人为大将军府直属官吏，在大丞相府中，除去武士彟，其他人基本上都按原来的职位继续做李渊的直属官吏。武士彟之所以没有再次被任命为丞相府直属官吏，乃是因为他在李渊取隋而自代的准备还未妥当之时便鼓吹李渊将为天子，而为李渊所厌恶，其事史书记载如下：初为义师将起，士彟不预知，及平京师，乃自说云：“尝梦高祖入西京，升为天子。”高祖哂之曰：“汝王威之党也。以汝能谏止弘基等，微心可录，故加酬效；今见事成，乃说迂诞而取媚也？”（《旧唐书》卷五八《武士彟传》。）
他如此表现，正是因为当时李渊已经基本控制了长安隋政府的大权并进位大丞相，一向希望能谋取高位的武士彟便以为能够揣测到李渊的心意而说出“升为天子”之语。殊不知，此时李渊虽有此心，但因筹备尚未完成，故不愿旁人知晓，若武士彟的言论传至外界，必将引起轩然大波，即使不会危及他的统治，也会给他称帝带来一些可能不必要的麻烦。何况，武士彟是跟随他从太原起兵的旧人，又在大将军府中任直属官吏，可以称得上是其心腹。外人如知道武所说的话，未必不会认为是李渊授意武如此说的。故而，李渊翻出当年武士彟曾与高君雅、王威交往的旧账，当面斥责武士彟此举实为取媚，既制造了一种武士彟言论与他无关的现象，又向外界透露了武士彟与他的亲密程度非常一般的信息。这样，即便武士彟以后真的对外界说出李渊将为天子的话，他也大可搪塞过去。因此，他便没有任命武士彟为丞相府官吏。但从武士彟日后的仕途发展来看，这次他虽未能入选丞相府属官，但并未影响到他日后的显贵，因为这只是李渊表演给外人看的一套障眼法而已。除此数人之外，虽然李渊在义宁二年（即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以隋恭帝诏令的名义使“将佐殷开山、刘弘基以下，并以次封开国郡公、县公”（《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三。），但是，一来此次封爵并非只针对太原功臣，其他如李渊的亲族李神通、李孝基等也同样受封，二来封爵并没有解决太原功臣中的武人在丞相府的日常政治中被疏远的问题。就这样，大丞相府的建立，正式标志着太原功臣群体中武人地位的下降，及其在政治生活中被疏远。由此，太原功臣政治命运的基调已经形成，那就是作为原大将军府直属官吏的裴寂、刘文静、殷开山、武士彟、唐俭、刘政会将继续在日后的权力配置中分得一杯羹，而武人们只能在军事机构中负责战事，无缘于高层的政治决策。这种基调，实际上是因为李渊个人的用人标准而产生的（关于李渊的用人，参见彭池：《李渊用人小议》，载《江汉论坛》，1985（2）；王赛时：《论李渊的用人方略》，载《齐鲁学刊》，1985（3）。但这两篇文章与本文关系不大，且彭文感想多于论证，为泛泛之议论，王文分列条目概括李渊用人方略，较彭文稍为详细，但也为对现象的简单归纳与概括。另，牛致功：《唐高祖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中也有相关内容，比之以上两文论证较为深入。），也可以说，是李渊个人主观上的决定，客观上造成了太原功臣群体日后的分化。
三、《褒勋臣诏》：太原功臣政治命运基调的最终确立李渊
建立大丞相府，其任用府僚的主观取向已经使太原功臣的政治命运基调基本形成，而这种政治命运基调的最终确立，则以武德元年（公元618年）颁布的《褒勋臣诏》为标志。
《褒勋臣诏》产生于三个历史序列之中。在这三个序列中，此诏令在为臣下正名定分的序列中是按诸臣的地位轻重循序而出台的，此序列最为稳定；在维护国家和律令权威的序列中的位置是因刘文静、殷开山案而突发的，而且其意义只在功臣为何免死的层次上；在权力配置后对太原功臣示以安抚的序列中，此诏令的作用则是在武德元年六月任命中央机构官员后如何平衡功劳与勋贵之间的关系中偶发的，更有实际的针对性。（此问题关系到唐初建立统治秩序的方方面面，拟另文详述。）而此诏令中明确指出“官爵之荣，抑惟旧典；勋贤之议，宜有别恩”，正是以皇帝的名义承认了太原功臣群体在中央机构权力配置的失利是正常的，是可以解释的，而以“别恩”示太原功臣，也是从侧面规劝他们要对当时权力配置的结果表示认同。
其时唐已建国，功臣们的身份也自然转化为国家官吏或国家军人。《褒勋臣诏》认为“官爵”和“勋贤”应当分开，将太原功臣当时的政治身份确立为曾经为开国立下功劳的“元谋勋效”，而非可以分享“官爵之荣”的当朝显宦。
当时，太原功臣的任职情况如下：李世民为尚书令、西讨元帅；裴寂为尚书右仆射；唐俭为内史侍郎，刘世龙为鸿胪卿，武士彟为兵部库部郎中，刘政会以卫尉少卿留守太原。长孙顺德为左骁卫大将军，刘弘基为右骁卫大将军，窦琮为右屯卫大将军，柴绍为左翊卫大将军、张平高为骠骑将军、许世绪为左骁卫长史。
李思行、李高迁、赵文恪在《褒勋臣诏》颁布时任官情况不详，刘文静、殷开山在当时刚刚因罪而除名。
可见，当时有明确任官记载的功臣中，仍有半数以上属于军事系统，而且他们将继续参加唐王朝的统一战争。
太原功臣作为一个群体，失去了在新王朝权力配置中的地位，虽然他们之中的某些个体如裴寂、唐俭已经跻身于中央机构，但仍然改变不了这个群体日渐走低的政治命运，也改变不了这个群体作为战争机器而为李氏王朝效命的政治命运。
《褒勋臣诏》以“官爵之荣，抑惟旧典；勋贤之议，宜有别恩”之语，堂而皇之地要求太原功臣默认他们不应享有官爵之荣的现实处境，同时又以豁免权来稍示补偿。然而，太原功臣们最初跟随李渊父子起兵，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军事体制中的将军名号，也不仅仅是一个如同鸡肋的免死优待。他们所期望的政治报酬没有实现，他们自身的地位，从相对角度而言，和李渊在太原时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这种由太原至长安，由大将军府至大丞相府再至唐王朝政权的过程中，他们的政治命运基调已经定好：与尊荣无缘，而且要以生命为赌注投身于战事。作为武人，死于战场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所以，免死政策对他们而言，并不似对身处权力核心的官员那么重要。
唐代的一位妃子曾有过这样的咏叹：
桂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污红绡。长门尽日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对太原功臣来说，《褒勋臣诏》就如帝王赐予失宠妃子的珍珠一般，不过是象征着他们失势的证物，是无法抚慰他们的失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