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儿外科创建人张金哲院士
11月27日，我第一次见到张金哲院士。其实了解一位长者无须太多，只要留心他的面容就足够了。
张老的脸清瘦清净清朗，一头银发也是光洁的没有一丝杂色。只有身体健康、欲望淡薄、内心清澈的人才会活出这样的面容。
我们是并排坐着交谈，因为他的右耳听力稍好些，我便坐在他的右边。我们挨得比较近，这使我的眼睛正对着他的手。那手，指尖纤细不见僵硬粗糙。我不敢相信那是男人的手、是88岁老人的手。而且从这双手现在的状态看，我猜想它应该还能做手术。
我2006年还做了手术，是在山东医学院泰山医院做的。按照张老的说法他从23岁开始上手术台做助手，到2006年谢幕，拿手术刀的时间长达64年。
64年，而我们的谈话仅只一个小时。我只有聆听的份。聆听一位老者心的瞬间灵动。
一
我们的话题从张老的“院士自述”开始。1997年，他当选为工程院院士时总结人生写了四句话：一生努力，两袖清风，三餐饱暖，四邻宽容。
他说，记不清多少年之后，有一回电视里访问裘法祖，裘老对人生的理解也有四句话，而且也是一二三四：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三餐温饱，四大皆空。我们之间没有通过气呀，张老不可思议世上竟有这等巧合！
当然毕竟张老是张，裘老是裘，一位在楚地，一位在北国。裘老是一切看空了，张老则是至今不肯“脱俗”。
他承认自己的四句话是日积月累慢慢明朗而且坚定下来的。他还会继续坚持下去。他的“努力”和他的“宽容”，说白了就是两项——做事做人。做事需努力，为人且宽容。
我注意到他在“努力”的前面用了“一生”这个限定词，足见他从时间上压根就没有给自己留有偷闲的余地，须尽一生所能。
想来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且有些“唯美”。
张老诙谐地自谦我是达不到成佛的境界了。但他坦承：我的想法是现实的，也是自己追求的境界。至于努力的结果怎么样？他笑笑，只能说努力了。如此说来，他绝对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总是带着明确的目的，看中结果，而且有点浪漫，有点玄。他却只在乎过程，而且出奇地实在。
此前我从相关资料中了解到，中国有专业形式的小儿外科最早现于北大医院，那是1950年，医生只有一名，就是张金哲。那年他30岁，是住院总医师。
有关1950年还有一段真实的记录。八月，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年轻的张金哲有幸到会。会上，他当着众多医学前辈的面，大着胆子把积郁心里的话说了出来——从临床统计情况看，12岁以下的外科患儿几乎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丧命；新生儿皮下坏疽病的死亡率将近百分之百；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手术并不复杂，死亡率却很高……最后他在向大会发出求助的信号：如果我们有专门的小儿外科，问题就不会这么严重了……可以想见，那一天他在说此番话时急切和痛心的程度。我推想，他当时的发言在现场专家们的心里留下的恐怕只有一个声音——救救孩子们吧。当即，诸福棠教授点将张金哲，让他创办中国的小儿外科。回过头来看，诸老把开启一个学科的钥匙交到这双手上实在是件幸事，既是中国小儿外科专业的幸事，更是中国孩子们的幸事。
之后57年，应该说是张老一部为中国小儿外科事业努力的历史。其间他的外科思路和他的手术技法曾被一次次地推为轰动一时的新闻，继而又被一行行地编著成教材，最后又被一笔笔地写入院志或史料。怎么说呢，这是经得住时间打磨，砸不烂，打不碎，蒸不熟，煮不透，响当当、硬邦邦的东西。我自知没有能力将这些绵延于不同时期的东西表述清楚。
张老的谈话比较轻松，没有刻意，在诸多的成果中他说到了“先天性巨结肠”手术。
他说，上个世纪60年代，新生儿的先天性巨结肠发病率占到肛肠外科的第二位。那时国际上推崇的方法是做三次手术：第一回把肠子先拿出来，在婴儿肚皮上做个瘘；第二回清空肠子，把缺乏神经纤维细胞的病变肠子切除掉；第三回再把肚皮外的瘘接回肚子里。这样来来回回得开三次刀。
那时我们的家长对这种方法根本接受不了。现实环境是我们连洗澡的条件都没有。那个年头，当大夫一个礼拜才洗一回澡，还得到手术室去蹭。一般人到哪儿洗澡去？然后要让这些没有洗浴条件的家长们再去弄个浑身哪儿哪儿都是大便的孩子，实在不现实。你说洗不洗？怎么洗？洗不好孩子得肺炎了。还治呀？不治了。
1962年我们医院有一个大夫从苏联系统留学回来，给新生儿做了这种手术。开第一刀之后他给100个孩子发了100封信，等待着他们的二次、三次再回来。结果真正回过头来做二次手术的孩子没有了。那时候做这个手术只有我们儿童医院一家。孩子都哪儿去了？没了，不会回来了。
他不否认，其实外国人也面临同样的困顿，说是给孩子先做了个瘘，过会儿大夫下班开着车，看见电线杆子底下包着个孩子，下车一看就是他手术的那个孩子。死了，扔了。他们也知道这招不灵。
那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把开三次刀精简为一次。我采用密闭的手术，不在肚子里打开肠子，将肠子拖出肛门外做切除。记得那时一次手术下来我们的白大褂可能要撤换几次，但孩子肚子里没有一点污染。然后我们用自己设计的钳子斜着夹住创面，等待伤口自行愈合。几天后，钳子会随着干瘪的肠壁自然脱落。
他说，其实这种手术最早是法国人Duhamel发明的，他的钳子叫Cocker氏钳。但是在使用中我们发现它有不少缺点。首先两个钳子又大又长，那样的家伙摆在婴儿的两腿之间，挨着稚嫩的皮肤很可怕，于是我们把钳子的长度缩短了。
不久在手术中我们又发现，Cocker钳子的牙齿设计在最外端，钳齿在这样的位置很容易伤及幼儿正常的肠壁，要知道那些薄得近乎透明的肠壁，一旦破漏了便会引发盆腔脓肿，这是要命的。于是我们再次改进Cocker钳，把牙齿设计到靠后的位置。让钳齿咬在即将萎缩脱落的肠壁上。
说到这时，张老用他纤巧的左手食指搭在右手食指上，做出一个重叠的手势。他说，“Duhamel”手术还有第三个缺陷。你看，直肠与结肠的吻合是这样相错的，这就很容易形成“盲囊”，这个“盲囊”日后少不了找麻烦。于是我改用环形钳进行斜吻合，这就避免“盲囊”的形成……
张老认为，任何的发明创造都是从发现不足开始。有缺陷才令人思变。思变是好事，事物总是推陈出新，“张氏钳”就是在“努力”中慢慢地成熟起来的。这种方法在上个世纪60-90年代一直很盛行，从此手术不再有噩耗相逼。
我似乎稍稍明白了一点，一个医生的不懈努力意味着什么，那是在一步一步地为病人找回活下去的机会。
1964年，张老在开罗第一届亚非医学大会上，介绍了自己完成的74例先天性巨结肠手术，他的“环钳斜吻合”手法，折服了不同肤色的同行们。“环钳”也在这次会上被尊称为“张氏钳”。
但是世上的发明创造也没有哪个不存在缺陷。张老哈哈大笑，“张氏钳”也好，“张氏膜”也好，“张氏瓣”也好，虽然曾轰动一时，到头来不也统统淘汰了吗？他清楚世间万物缺陷是永存的，所以努力永远没有终点。
到了1999年北京儿童医院治疗“先天性巨结肠”开始采用腹腔镜下经肛门拖出的手术。至此这类手术根本不用开肚子了，连一次刀都不用了。
二
接下来张老的话似乎已经不局限于医学的问题。
他回忆，那年头没有一个工厂给我们做这些手术器械。但是我有办法，我喜欢自己动手，我的家里什么台钳、钻、锯、凿样样都有。难怪，医院的同事们背地把张老的家叫“张金哲作坊”。
那时候，我到哪儿都能买到螺丝钉、铁丝、铜片什么的。遇到手术中缺的东西我就按照自己的需要设计制作。遇到不顺手的东西，我就拿回家修整修整。那时候大到麻醉机、氧气筒我都敢把它拆了修理。
被国际同行尊称的“张氏钳”也是张家作坊的产物。张老说，我开始就是买的锁门的钌铞。我把钌铞的主页中间部分挖空，拿砂轮把毛糙的边缘打平了，然后把钌铞两页之间加上旋转螺钉，保证它可以任意调节松紧……
我终于明白了，那些被世界医学史记载下来的，以“张氏”命名的各种器械，竟是如此造作出来的。可爱就可爱在张老至今对那些土造的东西没有半点嫌弃：钌铞都是钢的，弹性很好，也很结实，大的小的都有，手术中使用起来方便而且很有效。
那是不可思议的年代，没有那么些的规章条例，于是许多发明从张金哲的工作台上飞了出来，尿道夹、简易气管切开刀、吸引器等大大小小的器械至少有五十种之多。他说，我们先在动物身上试试，行；再在尸体身上试试，行，接着就上临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