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家人不懂得记恨，随后栾佐高高兴兴做了他们学校的学生。四年之后他分配在乌鲁木齐市第三医院当医生，那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生。那段时间考试的风气正浓，第三医院隔三差五地要排名次，谁料不论是理论考核还是临床操作，栾佐总是拔头筹。后来医院的领导不得不承认，在我们这儿最优秀的学校当数石河子医学院。
栾佐说，这得感谢我的那些老师们。石河子，新疆的一个地级市，本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大本营。军垦战士办的医学院能是什么样的水平？事情蹊跷就在这儿了，那个特殊的年代正是良莠不分、鱼龙不清，越是在荒蛮、偏僻的地方越是聚集着各路的豪杰精英，相反，真不知那时的北大、清华是否已经落得空壳一个。栾佐说我们的老师净是些“大右派”，有林巧稚的大弟子，有我国电子显微镜第一人……我很感谢他们，这些人的学识、风度和品性像最精致的催生营养剂，给了我们这些干瘪的小草及时的补给。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我这棵羸弱的小草总有一天能长到山顶。
1987年栾佐考取第二军医大学的研究生，攻读小儿心血管病专业，导师是周志家，往来之间师生默契，教学相长。
有一次导师带着他参加一个学术会，会后非常不懂事的他问了老师一个相当难回答的问题：您也是搞心血管的，怎么就没有您的发言呢？一位比他阅历深的师姐告诉他，部队的儿科是弱项，地方上强人多得是，哪能轮到咱们呀？听了这话栾佐不服，谁说部队儿科就不行了？我们怎么就不能发言呢？我将来非要做个课题在大会发言不可。
真是世事难料，研究生的第二年导师因意外事故身亡，之后栾佐在学途路上成了没人领养的孩子。从那时起他要自己选课题，定课题，自己筹措课题费，自己独立完成论文直到最终的毕业答辩，一切都是自己。结果更出人意料的事居然又在他身上发生了，栾佐自己鼓捣的那篇毕业论文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然后以这篇“左心房分泌心钠素因子”的文章在两次学术会上作了大会发言。可惜他的老师没有听到！
2003年栾佐到美国杜克大学儿童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进修，Joanne.Kurzberg教授是世界第一例脐血移植人。初到时栾佐并不被重视，毕竟血液病他只是半路出家。但是他并不在意别人的态度，他珍视的是这里的每一天，他总是早早地到，晚晚地离开。
“杜克”在北卡罗那州，素有“杜克即森林，森林即杜克”的说法，显而易见那里以植被为主，缺少繁华和喧嚣，而且又是黑人比较集中的地方，因此当地人不太习惯早晚独自驾车出门。栾佐偏偏是早来晚归的，他又没有驾骑，所以医院的同事们误以为：中国的大主任，有钱，住在医院对面的宾馆里。
其实，栾佐的口袋里每天最多只揣着几十美元的现钞，他住在离医院很远很远的廉租房里，他每天是跑步来，跑步去，他把这样的节俭权当锻炼身体。他的背包很大，里面除了书本还装着西服和皮鞋，每天他到医院的第一件事先上洗手间，在那里把自己的跑鞋和运动衫换下来，然后一副仪表整洁的样子走进实验室。这样的把戏演了相当长的时间，终于有一天清早，Joanne.K教授碰见汗水淋淋的栾佐，他说，佐，你在跑步，锻炼身体？栾佐笑了笑说，不，我在赶往上班的路上。教授惊讶了，这时候他才知道这个来自中国的医生一直是用这样特殊的交通方式上下班。他简直不敢相信，有谁敢在晚上10点钟以后独自跑步穿越森林？这位瘦弱的中国医生太古怪了，他简直是在创造着北卡罗那州的奇迹……在美国6个月，栾佐的体重足足掉了13斤。
Joanne.K教授是犹太人，他对刻苦用功的人比较赏识，他发现“这个不一样”之后，他对栾佐多了些额外的关照，为他推荐有价值的书，甚至亲自把书送到他手里，他还特别邀请栾佐和他一起出门诊。
杜克大学集中着相当数量的移植学方面的知名教授，他们有一个很精良的神经干细胞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经常开一些讲座或学术party，在这个小型的聚会中时不时会冒出一些超前的、意想不到的好东西。毋庸置疑栾佐是不会错过这么好的实验室所举行的任何活动的，甚至他不请自来地参与到实验室的工作中，时间一长美国人对于这个热心参与的中国医生感到奇怪：你不是搞血液病研究的么？栾佐一脸地微笑：“我是儿科医生”。
巧合的是在地球的那边，栾佐的科室里神经细胞研究已经完成了各种基础实验，只等待着进入实质性的动物移植。这一年年底，栾佐匆匆从美国回来，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大胆地掀开中国人尚未曾触摸过的一页：把人的胎脑神经干细胞做到鼠的身上。而且不是大鼠，是小鼠，确切地说是“新生鼠缺血缺氧病神经干细胞移植”实验。这个动作比“杜克”实验室还要超前。
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大，新生鼠脑袋的容积仅只3毫米大小，而其中的脑室仅只几根头发丝那么纤细，然后在这样精密的空间里进行穿刺、移植、牵引……就在栾佐他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诸如人的细胞怎能注入鼠的脑中等等的质疑和指摘时，国外的相关报道出来了。栾佐说：“尽管人家的动作做在我们前面了，尽管他们完成的只是大鼠的实验，但毕竟这样的报道为我们讨到了说法，证明我们的概念是没错的，方向是正确的。”
有了这实质性的肯定和技术上的突破，栾佐从容地打开了胎脑干细胞移植进入临床的最后一道防线。
Δ科室和病人
在海军总医院儿科的造血干细胞移植仓里，住着一个个患有特殊疾病的孩子。
患有慢性粒细胞单核白血病的小男孩儿Z，他喜欢漂亮的护士，非漂亮不打针，这个只有5岁的孩子很认真地对妈妈说，等护士阿姨长得再高一点，我就娶她当老婆……栾佐说这孩子特聪明也特可爱，可惜他的病恶性度很高，我们在努力与他的癌细胞争夺时间，必须抢在骨髓含量低于20%这个底线的时候进仓……
另一个是患有粘多糖症的患儿，被母亲揽在怀里的小家伙有些怪异，手很短、脖子很短……这是特殊的遗传代谢疾病，因为病体内缺乏酶，导致粘多糖不能正常分解、代谢，多余的粘多糖便堆积在肝脏、脾脏、心脏、骨头甚或脑子、神经里。这样的孩子预后很差，骨骼畸形，侏儒症，并发心脏瓣膜炎、心肌病，呼吸道梗阻，智力障碍，瘫痪等。栾佐说，这种病在1981年国外报道了第一例，2006年全世界治疗这种病例已经四百多例，而我们国家一直没有太大动静，我这里做了四五例。栾佐采用的是脐血移植技术，从国外临床资料证实，脐血移植是当今治疗这种病最好的办法，治愈率相对高。眼前的这个小患者已经完成了脐血植入，据说从他的血液里依稀可以观察到正常细胞开始在他的骨髓里安家落户了，新生的细胞即将携带着正常的酶在他的血液中到处行走，他的生命不久会出现转机和希望……
患儿J得的是“rett”综合征，这在临床上曾被称为绝症，属于基因病，只遗传女孩，而且多是遗传给聪明漂亮的女孩儿。可怜的J在三岁间发病，原本一个伶俐可爱的女孩子突然间出现刻板的、重复不断地搓手动作，接着开始口语吃力，乖巧的孩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妈妈我爱你”，之后彻底失语，智力丧失，甚至出现攻击性很强的动作……两年前她接受了栾佐的治疗，现在全然一个大姑娘了，能自己吃饭、倒开水了，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情绪了。栾佐说，这样的“老病人”我们仍然在随访、复查，工作量相当大，但是既然是搞研究就必须有确凿的数据。
在这个拥有50张床位的病区里，几乎每一个孩子都有一段揪心的故事，栾佐不断地哀叹“哎呀，可怜得很”。他有一副天生作儿科医生的心肠。自从他们科室就诊儿童的数量急剧加大以后，他不能回避的是贫穷孩子看病的问题，“家里有孩子得了这样的病怎么办，有的父母真的是把房子都卖了，难呀，……”他说碰上这样的父母，人家眼巴巴地看着你，你能不管吗？
栾佐把能想的办法都想尽了。比如我国药厂与医院之间一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药厂向医生施好，这可以叫商业策略也可以理解为世故人情。栾佐和他的科室同样会遇到来自厂商方面的友好表示，只是他们把这种“友好”重新演绎了，改编成了属于自己的特殊版本。他们请求厂方用无偿捐药品的方式作为对客户的感谢和回报，“这样可以为一些买不起药的孩子提供免费的治疗。”厂方的代表听着这样的请求打心眼里愿意帮他们，“和这样的好人你要再谈利益，那太没人这两位白血病患味儿了。”
栾佐这里的患者家属也是常人，是常人便很难脱俗。特别是那些讲情谊、知恩图报的家长，他们看着自己的孩子终于脱离苦海，甭提有多高兴了，他们要表达，要感谢，社会上也有把这个说成是“红包”的。栾佐不以为然，他体谅别人的心境，他领情，同时他鼓励这些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家长，咱们是不是把钱用到那些还没有脱离苦海的、同命相连的孩子身上……每每他的提议能让那些为迟到的幸福刚刚擦拭掉眼泪的大人和孩子们又一次的泪眼朦胧。
栾佐说：“我们把那么些好心人的救助钱必须掰成瓣地花。”在他的病房里，一支药往往按照儿童需要的剂量分成几次使用，他们格外小心地将药品进行再分装，不敢有分毫的浪费。
山东“鲁能”血库的工作人员被栾佐科室的风气感动了，他们说“我们接触那么多搞移植的人，海军总医院是独一份，这样的队伍不成功还有谁能打胜仗？”他们认定了这个当初在移植圈里很不起眼的小单位，倾情投资帮他们建起了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层流隔离仓。85万元，完全是心甘情愿的。
这些年来栾佐得到方方面面支持和帮助，在医院领导的协助下，解放军总后、计划生育委员会相继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研究经费；海军后勤部与建设银行合作为他们发起了“蓝色飘带基金会”，旨在帮助那些贫困的血液病患儿完成细胞移植的治疗。从“蓝色飘带基金会”成立到现在，这里已经救助了二三十个孩子。栾佐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保证捐助的每一分钱花在高水准的治疗上。”
目前，海军总医院儿科等待住院的病人需要有相当的耐心。温州的患儿倩倩得的也是“rett”综合征，为了等到移植的这个床位，她们一家人足足等了有半年时间，但是孩子的母亲觉得值得，也必须这样。她说，栾主任和这里的医生对孩子的那份操心比我们还细，而且这里的护士也是好得不一般，真不知道这些人都是从哪里挑选来的？
的确，这个设备条件并不高档、精致的科室里，无论医者还是患者，情绪是稳定的，关系是温存的。
想当初栾佐刚当主任那会儿，为了扩大影响，争取病员，他曾经煞费苦心地办过“父母学校”，免费为周边的百姓宣讲儿童健康的科普知识。且不说此举外面的反应怎样，就是医院内部当时都是一片反对，栾佐只好带头讲。
连续讲下去，每次就两三个人来听，这时候连院领导都看不下去了，讲什么讲！儿科净干些没名堂的事。栾佐还在坚持。终于有一次，从听课的两三个人中站起来一个女同志，她说，“我真服你了，我想看看你到底能坚持多长时间？就这么几个人，你还能有这么高情绪，讲得那么认真……”这位女同志被他感动了，“你不能这样，你要到学校去，幼儿园去……我是海淀实验小学的老师，我来帮你”。
栾佐也被感动了，接下来他坚持了三四年义务的、免费的星期六讲课。他还把“父母学校”讲到北京郊区，讲到那种很穷的，还在烧火炉的学校去。后来，海军总医院的“父母学校”办得好大了，多的时候听课的人数有二三百人。
有些人把机会看得很重，栾佐说他这一辈子放弃最多的就是机会。90年代初栾佐的毕业论文曾经引起了小儿心血管界的重视，上海儿童医院浦东中心和北京安贞医院儿科中心正赶上筹建中，这是后来南北两家最有实力的小儿心血管病中心，他们纷纷向他发出邀请，却让他一次次地错过了。
1994年医院给他安排一次到北京儿童医院学习小儿心脏导管技术的机会，不料科里的另一位主任同期联系了去日本的访问，栾佐当时想，人家快退休的年龄了，机会更难得些，于是他谦让了。就这么一放弃，自此他这个儿科医生就再也没有了到儿童专科医院进修的机会。
1998年，刚刚开始实行在职博士培训，医院再次把名额给了栾佐，这次是他主动回绝的，当时的理由是：我们儿科太差了，我得先把儿科搞上去。其实，那时他的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思路已经成熟。
2003年，美国“杜克”实验室看中了他的思维、概念，有意挽留他，给他博士后和副教授的职称，享受美国职员待遇。他拒绝了，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因为那时候他在北京的同步研究已经开始……
一晃，栾佐在海军总医院将近20年了，他错过了一次次机会，包括买房这样关乎一家人生活的大事。“买房的事不太懂，人家玩股票、玩基金，咱们也不会，现在医院通知是最后一批集资房了，必须买了。”可是他哪里晓得房价不认人那，早已今非昔比了。他说，“老了老了，赶上买房的事，拿不出钱还要贷款，想到这事心里挺那什么的。”
栾佐的爱人小华，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教授，她文静贤淑，苦也罢，累也罢，男人没有给她挣到太多的钱也罢，她从不露埋怨。她说，“小佐已经付出得太多了，就让他在付出中享受满足吧。”她是军嫂，是普通医生的妻子，她清楚不能因为自己的失当而迷乱了男人的信念，她懂得保护和支撑住对方做人做事的重心是夫妻俩最起码的爱。
今年以来栾佐的血压不再规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