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億《偶興》詩云：
芳蘭滋九畹，蕭蒿亦旁植。威鳳翔丹山，鴟梟猶接翼。雅琴歌南風，蛙鳴不容息。驪珠媚清川，魚目光激射。薰蕕豈同器，雲壤自懸隔。咄咄來逼人，薨薨止於棘。發蹟由屠沽，操心希桀跖。天形固殘毀，吏曹嘗擯斥。很羊遠刀杌，黠馬委銜策。心同溪壑險，惡比丘山積。天聽本聰明，神道尤正直。當用禦魑魅，豈令為鬼蜮。舂喉魯陽戈，鉤頸子雲戟。肉委餓虎蹊，屍投窮髪北。饑鷹礪吻啄，猰貐磨牙食。魂氣縶酆都，膏血塗荒磧。去草絕本根，決疽恣針石。所居必汙瀦，遺種盡刳剔。渠魁已殲殄，非類彌怵惕。稂莠既芟夷，善苗漸滋殖。君子益知命，視履如平昔。小人競革音，滅身在漏刻。堯民率可封，湯網從此釋。永躋仁壽期，共造華胥域。
此詩見《武夷新集》卷一。這個集子裏的詩歌與《西昆酬唱集》確實呈現著不盡相同的面貌，讓我們可以看到以文采華麗著稱的“西昆體詩人”的另一面。但無論如何，大部分作品仍表現出遣詞造句的精美和溫文爾雅的書卷氣，只有這首《偶興》顯得非常特別。楊億在這裏表達的是對某一個壞人的極度痛恨，開篇的八句就用四個比喻，寫這個壞人混在好人當中；然後寫壞人的劣蹟，全然不是溫文爾雅的貶斥，而是破口大駡；更為怵目驚心的是“當用禦魑魅”以下對壞人的詛咒，要用武器將他殺死，並把屍體投到荒野去喂各種兇猛的動物，連魂魄到陰間也要囚禁起來，而凡留有其人遺蹟的地方都要徹底清剿，其同類都要遭受毀滅。無所不用其極的言辭，簡直令人不忍卒讀——人與人之間的怨恨，竟可以到達這種程度！究竟是什麽人給這位“神童”帶來如此巨大的心理創傷？
依《武夷新集》的編次順序，楊億此詩作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秋後，作者時在處州（今浙江麗水）知州任上。曾棗莊先生《論〈西昆酬唱集〉的作家群》一文注意到這首詩，謂楊億“在處州嚴懲了受賄為奸的酒案吏陳元凱”，因而作此詩，“集中表現了他那嫉惡如仇的精神”［12］。按，楊億在處州所作《郡齋即事書懷十二韻呈諸官》詩有自注云：“鹽酒案吏陳元凱受賕為奸，舞文變法，其事已敗。”（見《武夷新集》卷一）此當是曾先生所據。但是，認真想來，這位貪財的“鹽酒案吏”顯然不會是《偶興》詩裏痛恨之極的那個壞人，因為他無論如何不至於“操心希桀跖”、“惡比丘山積”，而懲罰一個小吏也用不上“天聽本聰明，神道尤正直”，更何況這小吏根本談不上是什麽“渠魁”。
李一飛先生的《楊億年譜》將此詩全文引錄，並云：“憂讒畏譏之思，抑邪扶正之志可見，而意深切，語隱約，已露西昆端倪。然係泛論抑或實指，俟考。”［13］按，此詩語意非常顯露，且一點沒有溫柔敦厚之氣，與西昆風格全不相似，李先生所謂的“端倪”，實在難以看到。在楊億所痛恨的對象不明的情況下，無論是“嫉惡如仇”還是“抑邪扶正”的說法，都過早地認同了楊億的立場。
今考詩中所云“天聽本聰明”，一般當指皇帝而言。由皇帝來處理的壞人，當然不會是偏遠小州的一位吏員，而是有著相當權勢的某個政治派別的首領，即所謂“渠魁”。“當用禦魑魅”，是說此人被貶竄，而“渠魁已殲殄”云云，則此人必是剛剛死去。綜合這些信息，筆者推論楊億所指的這個壞人應當是宦官王繼恩，《宋史》本傳謂其“咸平二年卒於貶所”，楊億想必是聽到了他的死訊，覺得出了一口惡氣，但餘恨未釋，所以寫了此詩來詛咒他的屍體、魂魄和黨羽。詩裏寫到這壞人“天形固殘毀”，可以證明他是宦官。
楊億何以痛恨王繼恩？這完全出於政治立場。王繼恩在太祖時代就參與宮內機要，太祖臨死之夕，王繼恩及時將太宗喚入宮中，使太宗有機會控制彌留之際的太祖，獲得皇位繼承權。所以，他一直得到太宗的信任。到太宗的晚年，他又在皇位繼承問題上自有主張，因為他同情太宗的長子楚王元佐，但太宗卻與寇准密謀，立了壽王元侃為太子（即後來的宋真宗），並派寇准的同年李沆去輔導太子。於是，王繼恩一方面爭取了李皇后的支持，一方面又與朝臣胡旦、李昌齡等聯絡，尋求廢立的機會。胡旦和李昌齡都是太平興國三年進士，而寇准、李沆則是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分別成為擁元佐和擁元侃派，明爭暗鬥。胡旦的同年馮拯首先向寇准發難，使太宗疑心寇准擅權，而本來被寇准提拔的參知政事張洎（楊億岳父），可能因看到王繼恩一派勢大，突然倒戈出賣寇准，致使寇准被貶出京。危急關頭，幸虧“大事不糊塗”的老臣呂端在太宗彌留之際用計誘捕了王繼恩，並控制了李皇后，才使真宗得以順利繼位。繼位之後，當然要貶斥王繼恩、胡旦、李昌齡等人，而呂端老病，相權實際上落入李沆手中，任其副手的參知政事向敏中、樞密副使宋湜，也是太平興國五年進士。李沆去世之後，寇准入朝繼為宰相，主持了“澶淵之盟”。後來寇准罷相，繼任的仍是其同年王旦。王旦不僅自己做了十幾年宰相，且令他的同年向敏中也一起當宰相，令他的盟友馬知節成為樞密使，在他死後仍掌握朝政，而在向敏中去世之前，寇准已經及時復相。所以，這個基本上由同年進士組成的政治集團，從太宗晚期到真宗一朝，始終在政壇上扮演著主角。而真宗之所以如此信任他們，當然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太宗朝晚期的擁元侃派，雖然王繼恩曾使他們受到挫折，但在呂端的幫助下，他們仍獲得勝利。繼位之初的真宗說過一句話：“朕在宮府，多令楊億草牋奏，文理精當，世罕偕者，宜即加獎擢。”（《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十一）這說明，楊億也早就投入擁元侃派的懷抱，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集團同氣連根。所以，楊億不但跟他的岳父張洎在政治上對立起來，那對立一派的“渠魁”王繼恩更是他的生死仇敵。《偶興》一詩為聞其死訊而作，可以無疑。
由於楊億在真宗繼位後馬上成為《太宗實錄》的主要撰修人，而這《太宗實錄》顯然成為此後有關史書的基礎，因此關於太宗晚期儲位之爭的紀錄當然都烙上最初的“秉筆”者楊億的褒貶痕蹟。宦官干政本來就令一般人反感，加上勝利者又是真宗一派，於是王繼恩自然成了十惡不赦的壞人。其實，在儲位之爭中支持皇長子，並不違背中國的政治倫理，問題的關鍵只在成功與否。儲位之爭本是最大的政治賭博，成則雞犬升天，敗則萬劫不復。“神童”楊億在二十出頭的年齡參與了這場驚心動魄的賭博，雖然獲得了勝利，但在《偶興》詩裏也可以看出他心有餘悸。當時王繼恩等人必然花樣不少，連真宗後來也回憶說：“當此之時，朕亦自危懼。”［14］真宗尚且如此，楊億就更不用說了。
《偶興》詩的表達風格不但偏離了楊億的通常作風，在北宋士大夫文學的整體中，也是頗為獨特的。從他本人的政治立場出發，當然不妨說成“抑邪扶正”或者“嫉惡如仇”，但如此激烈的詛咒，其實已不止是“如仇”而已。士大夫在“黨爭”中攻擊乃至咒駡政敵，固然是常有的事，但其言辭到達如此咬牙切齒的程度，則可謂絕無僅有。蘇軾在元祐年間所撰的貶責呂惠卿制書［15］，是當時盛傳的駡人文字，駡得痛快淋漓，但與《偶興》詩相比，就是非常溫和的了。如果我們有興趣去作對比，楊億的這番詛咒恐怕還超過大部分南宋士大夫對“金虜”的痛斥。指出這一點，並不是要批評楊億用辭不當，而是要說明其心靈受到傷害的程度，與他處在那個年齡的承受能力實在相距遙遠。這當然是“神童”出身帶來的問題。楊億與真宗朝黨爭
在李沆的援助下，楊億在真宗繼位後只當了不到兩年的地方官，就被召回京城，出任要職，從諫官到知制誥，到翰林學士，他一直是李沆、寇准、王旦的得力助手。值得一提的是，在“澶淵之盟”時，他也跟著真宗和寇准到了前綫，負責起草文書的他肯定給寇准幫了不少忙。他們在真宗朝的“党爭”對手是淳化三年進士王欽若和丁謂。大概太祖、太宗朝尚有進士集團與開國功臣間的“黨爭”，至仁宗後則士大夫以不同的學術和政見立黨，而在真宗朝，“黨爭”的雙方只是不同年份的進士集團而已。由於王欽若和丁謂搞出了“天書”、“封禪”的鬧劇，所以史書上說他們是“小人”，而寇准等便成為“君子”，以同年關係黨同伐異的鬥爭被認作“君子小人之爭”，楊億也有幸而做了“君子”。不過，王欽若、丁謂雖然能使勇任大事、不拘小節的寇准罷相，也經常能欺負一下官位稍低的楊億，卻一直被老謀深算的王旦所壓制。有王旦的保護，加上真宗的念舊，楊億即便意氣用事，也不致於太吃虧。
局勢的變化導源于真宗朝後期上臺的一位厲害女性，就是章獻明肅劉皇后。《宋史》本傳稱：“真宗欲立為皇后，大臣多以為不可，帝卒立之。”按劉后之立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之末，次年五月，就發生了翰林學士楊億擅自離開朝廷，到陽翟（今河南禹縣）去看望母親，繼而稱病家居的事。這一次出走事件，當然引起朝野譁然，而推究其內幕，卻與劉后相關。范鎮《東齋記事》卷一云：
祥符中，楊文公以母疾，不俟報歸陽翟。初，真皇欲立莊獻為皇后，文公不草詔。莊獻既立，不自安，乃託母疾而行。上猶親封藥，加以金帛賜之［16］。
按劉后原諡“莊獻”，慶曆四年改諡“章獻”［17］。楊億不肯起草冊立劉后的詔書，也被看作他不附權貴的正直表現，其實劉后出身微賤，家庭背景決非權貴。在宋代的政治語境中，詞臣不肯草詔，是表達政見的一種方式，就是反對立她為后。可見，《宋史》所謂“大臣多以為不可”，這些“大臣”便包括楊億。除了范鎮外，黃庭堅也提到此事，其《思賢》詩的序文云：
思賢，感楊文公遺事也。公事章聖，以直筆不得久居中。詔欲命公作某氏冊文，公不聽，卒以命陳公彭年。命下之日，全家逃歸陽翟。今者道出故邑，塚木合抱，想見風烈，故作是詩［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