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开始说：孔子在家闲坐，学生曾子坐在旁边侍候。孔子问：古代的贤明君王，有最高的德行和最重要的道理，你知道吗？曾子赶紧站起来回答说：我不聪敏，怎么能知道？孔子就讲：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是一切教化的源泉。并叫曾子坐下听他细讲：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是说我们的身体哪怕是头发和皮肤，都是从父母那里得到的，要尽量珍惜爱护，使其不受伤害，是行孝的开始。天下的父母无不希望子女健康成长，为人子者难道能以病残之躯使父母无忧而高兴吗？瞎眼、跛足能更好地报效社会和国家吗？所以从小就要保护身体，以健全的体魄去孝养父母，报效社会和国家。对此决不应理解为教人贪生怕死，畏缩不前，否则就曲解了孔子本意。
“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这是说我们成人后，事业有成、行为仁德能扬名后世，使父母也获得荣耀，这就是行孝尽善尽美的终极目的。天下父母无不以子女能事业有成、德行高尚为最大心愿，希望从子女处得到钱财总是十分次要的，为子女者不可不体察此情。所以行孝不仅要使父母衣食不缺，还重在有无怨恨的“敬心”并能尊重顺从父母意愿，使其“无忧”。
“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这是说，一个人行孝，是从青少年在家孝敬侍候父母开始的，成年后进入社会，应移“孝”为“忠”，侍候君王，为国效劳，使自己老年时能功成名就，成为名垂青史的人。这就是孝道的全过程。
通过第一章的解读，《孝经》的宗旨和大意已明白。其后内容有：
天子应率先垂范，用孝道等德行教导百姓，以孝治天下。诸侯应做到，在上不骄，谨慎节约，满而不溢，长守富贵，方能保其社稷。卿、大夫应做到，遵守先王法度，言无过失，行无怨恶，方能守其宗庙。士人应做到，要如同侍候父亲一样侍候母亲和君王，不失忠顺以侍候上级，才能保其禄位，守其祭祀。庶人应做到，顺应天时地利，不误农时，谨身节用，以养父母。
《孝经》力主“以孝治天下”，《广要道章》中指出：“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这是说，要教导民众相亲相爱，没有比推行“孝道”更好的办法。要教导民众礼貌和顺，没有比推行“悌道”（尊敬兄长和上级之道）更好的办法。要移风易俗，没有比推行“音乐”（包括各种文艺手段）更好的办法。要使执政者安心，民众守法，没有比推行“礼节”更好的办法。什么是“礼节”？相互尊敬就是礼节。《孝经》安定、和谐社会之功能已不言而喻。《论语》云：“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又云：“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以孝、悌为人伦之本，能协调化解人际矛盾，以求社会和国家和谐安宁。
《孝经》的“谏争章”，曾子对孔子说：关于慈爱、恭敬、安亲、扬名，这些根本道理我都听了，现在冒昧请问：“子从父之命，可谓孝乎？”这是说：儿子只要服从了父亲的命令，就是孝道吗？“子曰：‘参，是何言与！是何言与！’”孔子激动地讲：曾参啊，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孔子接着讲：“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这是说：古时的天子，只要有七个敢于直言诤谏的臣子，哪怕无道昏庸，也不会失去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这是说：士人如有诤谏的朋友，就不会失去好名誉，不至于身败名裂。“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这是说：父亲如有诤谏的儿子，就不会做不仁不义之事。
“故当不义，则子不可弗争于父，臣不可弗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命，又焉得为孝乎？”这是说：遇到父亲和君王不义，儿子不能不向父亲诤谏，臣子不能不向君王诤谏。所以遇到不义就应诤谏。盲目唯命是从地执行父亲之命，怎么称得上孝道呀！
可见孔子主张的忠孝，不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愚忠愚孝。这对高高在上，不体察下情，听不进反对意见的人，难道没有警示和启迪作用吗？
“事君章”又说：“子曰：君子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这是说：有道德的贤能之人，对待上级和长辈时，在朝堂上，思进取而守职尽忠，退朝在家应思考如何补救过失。顺从上级和长辈美好的言行，挽救上级和长辈丑恶的言行，这样上下级就能相亲和睦了。这是何等开明周全的见解啊！不难看出《孝经》是儒家全面总结、升华三皇五帝以来人伦教化的精粹之作。
孟承孔道。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离娄》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可见孔、孟提倡君臣父子应平等互敬，其治国之道“以民为本”的民主思想十分鲜明，比之西方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主思潮也不逊色。孟子主张“事亲养志”的孝道，还特别讲了曾子养其父曾皙重养志、其子曾元养曾子重养口体，两者效果不同的故事以告诫世人。这与孔子在《论语》中指出的“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即对父母缺乏敬心，只作物质供养，无异于养牛养马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当今有人供养父母不如养宠物尽心尽责，而且这种人为数不少，难道不应认真反省这一现状吗？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为祖国培养出过无数情操高尚的贤能志士和国家栋梁，也是当今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19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法的精神》中写道：“中国的立法者们认为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帝国的太平。在他们看来，服从是维持太平最适宜的办法。从这种思想出发，他们认为应该激励人们孝敬父母；他们并且集中一切力量，使人恪守孝道。他们制定了无数的礼节和形式，使人对双亲在他们的生前和死后，都能恪尽人子的孝道。尊敬父亲就必然和尊敬一切可以视同父亲的人物，如老人、师傅、官吏、皇帝等联系着。对父亲的这种尊敬，就要父亲以爱还报其子女。由此推论，老人也要以爱还报青年人；官吏也要以爱还报其治下的老百姓；皇帝也要以爱还报其子民。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礼教，而礼教构成了国家的一种精神。”孟德斯鸠对中国“孝道”的宗旨、内容和表现形式的理解和评价是较准确而积极的，所以我们对中华孝道这一“东方文明”，只要下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工夫，再加以继承和发扬，必将受益良多。
三、中华孝道再放光芒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历史悠久、民族文化传承不断的文明古国，也是“孝”文化的故乡。但因近百年的历史和政治原因，使民族传统文化形成了巨大断层，“孝”理念和“孝”实践都急剧淡化。现今百岁以下之人，都是断层中人，笔者身处其中，对此感触亦深。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非剥削阶级之人若言孝道，则被讥之为“封建意识浓厚”；出生剥削阶级之人若有孝行，则斥之为“阶级立场未转变的剥削阶级孝子贤孙”。“文革”十年摧毁民族传统文化更是登峰造极，毁古籍、烧族谱、拆祠庙、挖祖坟。已陷入混乱和僵局的“文革”后期，还在大吼“批林、批孔、批周公”，致使国人羞谈孝道，怕谈孝道，“孝”竟成了忌讳和贬意之字词。造成了大陆孝道之风气，逊色于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集中的地区甚至日本、韩国等邻国这一不争的事实。但可喜者有三：一者，中国孝道根基雄厚，虽八级地震亦难全摧；二者，官方压抑之时，民间传承未断，家家户户无不教育子孙孝顺，“二十四孝”之类的故事在民间仍讲个不停；三者，中共十三大之后，快速拨乱反正，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而提出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真可谓衣食足而礼义兴。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了大批“十三经”之类的民族传统文化书籍以及道藏、佛典。今人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近年报刊、电视等各种媒体也多有弘扬传统文化的栏目，于丹、易中天等一大批填接“断层”的勇士学者登台演讲。于丹的《〈论语〉心得》火暴热销，海外的“孔子学院”有如雨后春笋，这表明中华文化有强大生命力，当今国人和老外皆很欢迎，此乃中华文化复兴之兆！
我国目前人口老龄化状态是“未富先老”，加之农村广大这一国情，“家庭养老”将是我国很长时期的主要养老形式。笔者认为家庭养老贵在有“敬心”，各家的物质供养其优劣定有差异，但“敬心”不能有差异。民间流传一副既俏皮又富哲理的对联：“百行孝为先，论心不论绩，论绩贫家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绩不论心，论心亘古无完人。”在行孝中要做到始终都有“敬心”是十分困难的，所以《论语·为政》云：“子夏问孝，子曰：色难。”孔子讲的“色难”其义有二：一者，承色为难，意为观父母喜怒之色而顺其心是很难做到的；二者，在父母面前长期保持和颜悦色很难做到。大足宝顶石刻中的《父母恩重难报经变相》也强调“观喜怒常不犯慈颜，非容易从来谓色难”，甚至借助鬼神“父母如忧念，乾坤定不容，人间遭霹雳，地狱饮洋铜”。古人之所以如此，因世人多未解“孝敬”、“孝顺”两字连用的真谛。今常见有青年人，强求父母充当保姆，为自己带小孩，使二老分居，而且要妈不要爹，或粗暴干涉父母婚姻，或因划分遗产使父母为难等，恐多为不明“敬”、“顺”二字所致。
推行孝道，父母为子女做表率至关重要。常言道“屋檐水点点滴”。有一则外国童话说：有一个父亲叫儿子和他一道，用一个筐把年迈体弱的祖父抬到海边去甩掉，甩后父亲转头就走，儿子却在收筐，父问收有何用？子答：待你老时好用，省我另找费事。父闻子言大为彻悟，急与儿子细心将祖父抬了回去。笔者儿时从母亲口中学得一儿歌，至今能背诵，歌云：“梁上有双燕，翩翩雄与雌，衔泥两椽间，一巢生四儿。四儿日夜长，索食声孜孜，青虫不易捕，黄口无饱期。……辛勤三十日，母瘦雏渐肥，喃喃教言语，一一刷毛衣。一旦羽翼成，引上庭树枝，举翅不回顾，随风四散飞。雌雄空中鸣，声尽呼不归。……燕燕尔勿悲，尔当返自思，思尔为雏日，高飞背母时，当时父母念，今日尔应知。”近日于电视中常见一广告：一中年妇女，为母亲打水并洗脚，儿子见后便十分吃力、踉踉跄跄地也端一盆水来，稚声叫：“妈妈洗脚！”父母身教重于言教，行成孝道“家风”必不可少。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于1996年10月1日施行，在我国“孝道”文化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该法既有传统继承又有时代创新，“中国特色”和“现实所需”都很鲜明，是我国推行社会主义“新型孝道”的国家意志和法律依据。旨在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新型孝道”之花，定会迎风绽放，越开越艳。
（郭相颖：原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