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朱熹與《朱子語類》
朱熹（1130年—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今安徽歙縣）婺源（今屬江西）人，歷仕高宗、孝宗、光宗、甯宗四朝。據《宋史》記載，朱熹幼而穎悟，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朱熹早年廣涉博學，《朱子語類》記述朱熹自述其為學功夫時說：“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620頁。後其父朱松病亟，將其學業託與好友劉子翬等三人，朱熹《朱公行狀》中言：“晚既屬疾，自知必不起，而處之泰然，略無憂懼之色。手書告訣所善胡公憲原仲、劉公勉之致中、劉公子翬彥沖，屬以其子，而顧謂熹往受學焉。”宋·朱熹《皇考左承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累贈通議大夫朱公行狀》，《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七。見朱傑人等主編，劉永翔等校點《朱子全書》（第二十五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515頁。劉子翬好禪學，授業朱熹之時，還帶着朱熹會僧談禪，《朱子語類》卷一〇四輔廣錄：“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见《朱子语类》，第2620頁。朱熹24歲時，“夏，始見李先生于延平”。清·王懋竑《朱子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9頁。民國《南平縣誌》記載：“熹初師劉屏山，胡籍溪，自以為於道未有所得，乃見侗。熹強志博見，凌高厲空。初見侗，即與論禪。侗正其誤曰：‘懸空理會，面前事却理會不得；道亦無元妙，祇在日用閒著實做工夫處領會，便自見也。’教熹看聖賢言語。熹將聖賢書讀之，漸漸有味，頓悟異學之失，乃返博歸約，就平實處為實，於道日進。”民國《南平縣誌》卷二〇《儒林傳第二十四》，第12頁。朱熹跟隨李侗受業期間，更加切實致力於聖賢之學，待後來“延平李侗老矣，嘗學于羅從彥，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宋史》卷四二九《朱熹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2769頁。在此基礎上，朱熹廣求博聞，遍交有識之士，學業日益精進。觀朱熹一生，雖求於仕宦，為官理政，但其畢生精力主要致力於為學、授業與著述。黃榦《朱先生行狀》言：“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宋·黃榦《勉齋集·朝奉大夫華文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諡文朱先生行狀》，見朱傑人等主編，鄭麥等校點《朱子全書》（第二十七冊），第559頁。朱熹晚年“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宴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同第12767頁。可謂問學傳道，樂在其中。
朱熹為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熹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稿，亦在學官。平生為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别錄十卷”。见《朱熹传》，第12769頁。不難看出，朱熹一生論學著述，皆以聖賢之道為宗，修己治人為要，形成了獨特而嚴密的理學思想體系，故而門人黃榦盛言贊道：“道之正統侍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第12769-12770頁。
朱熹逝後，門人弟子爭相搜集刊印朱子生前講學語錄，門人黃榦《池州刊朱子語錄後序》言：“晦庵朱先生所與門人問答，門人退而私竊記之。先生沒，其書始出。”見《朱子語類》，第2頁。現存所見《朱子語類》，是黎靖德在博采諸家之本基礎上於南宋度宗咸淳六年（1270年）編輯出版，刊為《朱子語類大全》一百四十卷，即今通行本《朱子語類》。其成書過程，胡適《〈朱子語類〉的歷史》姜義華《胡適學術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970-979頁。一文中進行了考證，鄧艾民在《朱熹與朱子語類》一文中進行了詳細梳理：
南宋理宗景定四年（1263年）時，黎靖德根據南宋甯宗嘉定八年（1215年）李道傳編輯的池州刊《朱子語錄》、南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年）李性傳編輯的饒州刊《朱子語續錄》、南宋理宗淳祐九年（1249年）蔡抗編輯的饒州刊《朱子語後錄》三種按記錄人編排為不同卷次的語錄和南宋甯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黃士毅編輯的眉州刊《朱子語類》、南宋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年）王佖編輯的徽州刊《朱子語續類》兩種按主題類别編排為不同卷次的語錄，綜合起來，刪除其文字和記錄人完全重複的條目後，乃按黃士毅編輯的《朱子語類》所用的主題類别加以編排，出版了比較完整的景定本《朱子語類》。南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年）吳堅編輯出版建州刊《朱子語别錄》，黎靖德又將這本《朱子語别錄》中的一些新條目編入景定本《朱子語類》中，於南宋度宗咸淳六年（1270年）出版，這就是現在這本《朱子語類》的初版。見《朱子語類》，第7頁。
由此可見，《朱子語類》作為語錄彙編，真實地記錄了朱子門人自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至宋甯宗慶元五年（1199年）歷時三十年間所聞朱子之語。在《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中，所輯錄四書五經共計七十七卷，其中四書五十一卷（具體為《大學》五卷，《論語》三十二卷，《孟子》十一卷，《中庸》三卷），五經二十六卷（具體為《易》十三卷，《書》二卷，《詩》二卷，《春秋》一卷，《禮》八卷），另《孝經》一卷，《樂》一卷。除此外，關於理氣、鬼神、性理等哲學專題計六卷，論學八卷，關於專人如周子、程子、朱子及其門人弟子等計三十一卷，老氏、釋氏二卷，論本朝及歷代政治、文化及其他計十四卷。從輯錄的內容可見，《朱子語類》廣泛地反映了南宋社會生活的變化及理學文化的發展，也生動地再現了1170年至1270年這一百年間南宋語言的發展實際。
本研究採用的版本是1986年中華書局出版的理學叢書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由王星賢以清光緒庚辰（1880年）賀麟瑞校刻本（即劉氏傳經堂本，簡稱賀本）為底本，參校明成化九年（1473年）陳煒刻本（簡稱陳本）、清康熙間呂留良天蓋樓刻本（簡稱呂本）、清同治壬申（1872年）應元書院刻本（簡稱院本），抽對朱吾弼編刻本、日本寬文八年（1668年）刻本基礎上的點校本。參考《點校說明》，見《朱子語類》，第1頁。
§§§第二节《朱子語類》文本語料特徵
一文本語料的性質
關於文本語料的選擇問題，朱慶之認為，理想語料的質地應該具備這樣三個條件：一是要基本保持歷史原樣，年代大致可考，並具有充足的數量；二是語料的用語不過於典雅而含有較多的口語成分；三是語料的內容具有廣闊的社會文化生活覆蓋面。朱庆之《佛典與中古漢語辭彙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第1頁。同時，就語言研究中以專書作為研究對象，專書選擇是否適當方面，程湘清《漢語史斷代專書研究方法論》一文中認為有三個衡量的標準：要看口述或撰寫某部專書的作者是否屬於該斷代；要看專書的語言是否接近或反映斷代的口語；要看專書的篇幅大小是否具備相當的語言容量。程湘清《宋元明漢語研究》，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頁。
揆諸以上要求，從《朱子語類》文本來看，所錄內容皆為朱子門人于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至宋甯宗慶元五年（1199年）歷時三十年間所聞朱子之語，黎靖德于南宋度宗咸淳六年（1270年）刊印出版，反映的是1170年至1270年這100年間南宋語言的發展。可見，語料輯錄時代可靠，內容真實可信。從文本篇幅上看，語料容量大，長達230萬字。太田辰夫認為，《朱子語類》是我們研究南宋時期語言實際難得的“同時資料”。（日）太田辰夫著，蒋紹愚等译《中國語歷史文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修訂譯本，第374頁。
但僅僅看做“同時資料”是不夠的，要進行《朱子語類》詞彙研究，重點是要明晰《朱子語類》文本語料的性質，也就是文本中文言與白話、口語與書面語、通語與方言等語言成分之間的比重與關係，從而確定《朱子語類》文本語言是否能代表南宋語言的實際。因此，我們還得弄清楚三個問題：其一，《朱子語類》所記是否為朱熹與其門人弟子講學問辯時所用語言原貌；其二，《朱子語類》中門人弟子所用語言有何特色；其三，《朱子語類》整體用語風格又是如何。
（一）文本中朱熹用語特色
朱熹於建炎四年（1130年）生於南劍尤溪之寓居，高宗紹興二十一年辛未（1151年）二十二歲，銓試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清·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熹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1、8頁。後歷任知南康軍、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知漳州、知潭州、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等。從其成長歷程與為官經歷看，閩語自當為其母語。同時，仕宦為官的朱熹自然熟悉以汴洛方言為基礎的通語，講學遊歷中又熟諳四方之異言，如：
因說四方聲音多訛，曰：“卻是廣中人說得聲音尚好，蓋彼中地尚中正。自洛中脊來，只是太邊南去，故有些熱。若閩浙則皆邊東角矣，閩浙聲音尤不正。”揚。（卷138，頁3282）
橫渠盡會做文章，如《西銘》及應用之文，如《百椀燈詩》，甚敏。到說話，卻如此難曉，怕是關西人語言自是如此。賀孫。（卷36，頁956）
劉曉南《朱熹與宋代方音》一文中分析指出，“在主觀上重道輕文，但文的載道傳道作用又使他不得不留意與研討語言文字問題，因為官場上的應對、學友間的論難、教學上的講習、與各地學生的交流，以及閩、浙、贛、湘的遊歷，使他懂得傳道就得克服語言障礙並努力提高語言表現力”，“他閱歷豐富，一生遊歷閩、浙、湘、贛等地，足跡遍及南宋小朝庭大半疆域。他瞭解風土人情，尤其知曉各地方言土語”， 刘晓南《朱熹與宋代方音》，见《中古近代漢語研究》第一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6、53頁。這說明，朱熹作為博學大儒，家學淵源深厚，文言功底雄實，熟讀歷代經傳注疏，深諳通語，在講習經典與問學論辯中自然少不了書面語表達。當我們閱讀《朱子語類》時，其部分章節文字中文言成分較重，也就不足為奇了。再有，朱熹講學論道尤重義理闡釋，認為理解經典重在理會義理，至於語詞音韻，祇合大概領會：
器之問《詩》叶韻之義。曰：“只要音韻相叶，好吟哦諷誦，易見道理，亦無甚要緊。今且要將七分工夫理會義理，三二分工夫理會這般去處。若只管留心此處，而於《詩》之義却見不得，亦何益也！”木之。（卷80，頁2079）
問：“侗者，同也，於物同然一律，無所識别之謂。悾者，空也，空而又空，無一長之實之謂。”先生以為，此亦因舊說，而以字義音訓推之，恐或然爾。此類只合大概看，不須苦推究也。（卷35，頁943）
應該說，“今且要將七分工夫理會義理，三二分工夫理會這般去處”，不僅朱熹如此，自北宋初年理學產生以來，這種“格物致知”的窮理活動就沒有停止過。朱熹作為理學之集大成者，更是強調義理的重要性。這一方面使其語言使用帶有明顯的文人用語特色，即使是口語化表達，也不可能完全是純粹的口語；但另一方面，在與門人弟子的論學問辯中場景隨和，氣氛熱烈，為求道理的通俗易懂，自然用語上也會生動活潑一些。這兩個方面看似矛盾，但又和諧地統一在《朱子語類》的用語風格中。
《朱子語類》中有大量的材料記載朱熹主張以俗語解經：
謂南城熊曰：“聖賢語言，只似常俗人說話。如今須是把得聖賢言語，湊得成常俗言語，方是，不要引東引西。若說這句未通，又引那句，終久兩下都理會不得。若這句已通，次第到那句自解通。”銖。（卷120，頁2911）
因誨郭兄云：“不惟念得正文注字，要自家暗地以俗語解得，方是。如今自家精神都不曾與書相入，念本文注字猶記不得，如何曉得！”卓。（卷116，頁2805）
問：“冠、昏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昏之人易曉其言，乃為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時舉。（卷89，頁2272）
楊永龍《〈朱子語類〉完成體研究》“緒論”部分就“朱熹平時講學和答問時使用的是什麽性質的語言”問題，通過對朱熹的家庭環境、社會環境、活動範圍以及當時的語言使用情況等方面進行考察後推測認為：“綜合朱熹一生的方方面面，大概可以如此推測：朱熹在講學時，語音方面總體上可能以閩北話為主，夾雜有通語成分；而在詞彙、語法方面，總體上大概以通語為主，夾雜有閩北話成分。”杨永龙《〈朱子语类〉完成体研究》，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頁。應該說，楊永龍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可見，從對朱熹的家學淵源、為官仕宦及講學遊歷等角度分析，不難看出，《朱子語類》文本中朱熹用語帶有明顯的書面語成分，文言色彩較濃，這是他作為時代理學大儒傳道授業時不可回避的語言事實；但另一方面，朱熹在講學過程中巧妙運用方俗口語、市井俚語表達上的優勢，生動活潑地再現了南宋文人用語實際。門人弟子雖是退而竊記，但畢竟很大程度上實錄了朱熹講學問答的內容，祇要我們進行深入研究，定能很好地分析了解朱熹用語特色。
（二）文本中門人弟子用語特色
朱熹門人弟子眾多，黃榦《朱先生行狀》記述，“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宋·黃榦《勉齋集·朝奉大夫華文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諡文朱先生行狀》，見《朱子全書》（第二十七冊），第563-534頁。《朱子語類》卷一一六記載，“甲寅八月三日，蓋卿以書見先生於長沙郡齋，請隨諸生遇晚聽講，是晚請教者七十餘人”，见《朱子语类》，第2790頁。由此可見一斑。方彥壽《朱熹書院及門人考》方彦寿《朱熹书院及门人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還對朱子門人進行了詳細考證。
陳榮捷《朱子門人》中言：“弟子者，當然是正式門人。嚴格而論，凡親面請教，祇發一問者，亦為弟子。《語類》、《語錄》姓氏凡九十三人，附同錄音三人，另不知名者五六人。皆是弟子，可無疑義。《語類》卷一一三至一二一為訓門人，共八十人。其中卷一一三至一一九訓一人者五十二人，皆在《語類》、《語錄》姓氏之內，其次序亦同。卷一二O至一二一則雜訓諸人。凡于訓門人各卷發問或受訓者，當然皆為弟子。此外史傳墓誌與各地方誌記其曾從學于朱子者，大概可信。……其中依上述標準得足稱門人（連家學）者四百六十七人，又未及門而私淑者二十一人，共弟子四百八十八人。”陈荣捷《朱子门人》，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7頁。同時，陳榮捷還從地理里居角度對朱子門人進行了分析：“朱門人數之盛，當然與地理有關。朱子門徒（連私淑）之分配，計福建一百六十四人，浙江八十人，江西七十九人，湖南安徽各十五人，江蘇四川各七人，湖北五人，廣東四人，河南山西各一人。此為里居可知者共三百七十八人。可謂來自全國。” 第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