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提要，《岁时广记》、《岁华纪丽》都是按月令编录词藻典故，帮助写诗作文的工具书。《岁华纪丽》的分类更细緻一些，在月令下边还分有门类。不过从提要上看，分类更细似乎並不是它被列入类书，而不归在时令类的理由。在《四库全书总目》看来，《岁时广记》同样具有类书的特性。其提要最末一句说：“特其于所引典故尚皆备录原文，详记所出，未失前人遗意。与後来类书随意删窜者不同。”直接将它纳入类书的编纂传统来为它定位。引用典故时，较完整地引录原文，並注明出处，是《四库全书总目》在很多地方称道过的《艺文类聚》等唐宋古类书编纂的严谨之处，而随意删改窜乱则是後代（特别是明代以後）各种坊编私修不入流类书的通病。《四库全书总目》说《岁时广记》“未失前人遗意”，很明显有赞许的意味。相对于保持古代法式的《岁时广记》，《岁华纪丽》在学术上的品位无疑要低贱得多，不但“俪句拙陋”，引用材料的范围狭窄，而且还多半是一部後人依託的伪书。按照品位原则，《岁华纪丽》虽然在内容与体制上和《岁时广记》极其相似，也不能跻身高品位的史部时令书，祇能混迹在低品位的子部类书裏。
我们这裏需要回顾一下《四库全书总目》的类书类小序：
“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辗转稗贩，实学颇荒。然古籍散佚，十不存一，遗文旧事往往託以得存。《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诸编，残玑断璧，至捃拾不穷，要不可谓之无补也。”
很明显，《四库全书总目》把类书这一图书门类的学术品位定得很低：不过是抄撮群书的资料彙编而已，不是创造性的著作；並且抄撮的时候态度往往不严谨，删减窜改，割裂餖飣，是荒实学的罪魁祸首。类书的价值被《四库全书总目》肯定的祇有一点：辑佚。而且在《四库全书总目》看来，仅有《艺文类聚》等为数很少的几部唐宋古类书具有辑佚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所谓“实学”，是指当时盛行的乾嘉朴学，讲考据，讲文字，讲声韻，讲版本，讲校雠。辑佚也是其中的一个热门科目。《四库全书总目》很高傲，对帮助作家创作诗文、帮助学者注释诗文这些类书最普遍、最实用、最反映类书编纂精神的用途，都很蔑视，把类书看作助人“剽窃”、“稗贩”的帮凶。能帮助後代的朴学家们辑佚、校勘失传或者缺误的古书，这祇是当初的类书编纂者们意想不到的贡献，是类书的副作用。帮助文人写诗作文，对付科举考试等现实功利性很强的功能纔是类书编纂者的初衷，纔是类书第一位的本来用途。方师铎先生就类书编纂史讲过一句很激切的话：“总而言之，我国考试制度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兔园策子发展史’也。”（《传统文学与类书之关係》，286页。）《四库全书总目》不顾类书较之其他图书门类所独有的极端功利主义个性，以纯学术的眼光对它进行俯视，自然就把类书的品位定得很低。《四库全书总目》这种清高的品位意识，不自觉地就影响到了它对一些性质模糊，归这儿也可、归那儿也可的图书的判定，于是就出现了上边我们所分析的似乎自相矛盾的情况。内容上都是关于政教、时令，体制上都是分类抄纂，学术品位高的图书就归入史部的政书类、时令类，品位低的图书就归入子部类书类。学术品位代替了内容、体制，成了图书分类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尺度。
《四库全书总目》在内容性质之外，引进学术品位这一尺度来断定一部图书是否类书。这一事实提醒我们类书的认定，大到某一图书类型，小到某本图书，之所以在古典目录著作裏那么分歧，就因为类书在内容性质上与传统四部分类法的分类原则相衝突。经、史、子、集四部是四种内容性质不同的图书。四部下边各自更细小的图书类型的划分，也同样是以区别内容性质为划分标准的。内容性质尺度是四部分类法的基石。单从内容性质上讲，综合性类书具有现代百科全书性质，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无所不包的综合性类书，在四部之内，无论哪一部都容纳不下它。专科性类书内容上有的偏于经，有的偏于史，有的偏于子，有的偏于集，如果将它们分别纳入经史子集各部，那么专科性类书就不存在了，类书类就只剩下综合性类书，就看不出类书的整个面貌，看不出类书的发展演变了，就无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了。
古典目录著作著录类书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专科性类书的认定上，对综合性类书的认定不大有分歧。大家对综合性类书有一致的认定，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公认的我国类书的鼻祖《皇览》就是综合性的，後来历史上最著名的最具有学术价值的类书经典（《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差不多也都是综合性的，所以在人们心目中像它们那样的图书就是最正宗的类书（有的学者称综合性类书为一般类书或正宗类书，参见《中国古代的类书》10页，《类书简说》6页。）。二是《隋志》将类书放在子部杂家类，《旧唐志》以後的目录著作类书从杂家类分离出来独立设类，但一般依然放在子部（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在进行追溯时，认为在《隋志》以前就奠定了类书著录在子部的传统，而不必等到为它独立设类的《旧唐志》。《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小序：“《隋志》载入子部，当有所受之。历代相承，莫之或易。”），且位置距离杂家类大多都很近。杂家类著作从内容上讲也具有综合性质，综合性类书与之相似，而早期类书大多都是综合性的，足见二者渊源之密切。清代汪中等人就认为《吕氏春秋》、《淮南子》这样的杂家类经典著作是类书的祖先。类书类在古典目录中与杂家类的亲密关係，折射出内容的综合性在认定一部图书是否是类书上是有重要参考意义的。综合性类书很难被误划入其他图书门类，应该与这个明确的、容易把握的参考标准有关係。
在古典目录著作裏专科性类书的认定从来就很分歧，原因大概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首先，无论内容还是体制，专科性类书都不如综合性类书那样面貌单一稳定，它要纷繁无绪得多。专科性类书关于各门各科的都有，按照内容性质可以区分出很多类型。博物、典制、姓氏、典故，一一列举还可以举出很多，还可以分得更细。专科性类书因为规模一般偏小，而且很多是私人修纂，编纂体制往往很灵活，有很多新变，比如四言韻语的《蒙求》，赋体的《事类赋》，数目体的《小学绀珠》。其次，每一部专科性类书内容都相对单一、专业，从而是经还是史，是子还是集，容易辨别，与四部分类法一点不矛盾，因而很容易混迹在内容性质相应而体制上却有重大差别的非类书中，把自己的独特个性泯灭了。
作为一个整体，专科性类书面目多样，变化不定，让人难以把握。分解开来，一部一部地看，专科性类书又相对单纯，很容易被套进类书独立设类之前的图书分类体系中。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古代的目录学家在专科性类书的认定上分歧特别严重，他们不但相互间自以为是，而且他们自身也常常左右为难。在同一部目录著作裏，同一部图书有可能既被归入类书（唐代许敬宗等编的《文馆词林》、宋代李昉等编的《文苑英华》，宋代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将它们既归入集部总集类，又归入子部类书类。），又被归入其他类别的图书；同一类型的书有可能这几本被归入类书，那几本就被归入到其他类别裏（参看上文论述《四库全书总目》区分政书与政令类类书，时令书与时令类类书的相关内容。）。如此纷繁歧異，自然就给读者这样一个印象：古人对类书范围的界定十分模糊。《四库全书总目》在判定一部图书是否类书时，在内容、体制标准之外，引入学术品位这一尺度，实在是一个不得已的创新。
四、古人对类书作用的认识
胡道静将类书的作用分为“本来作用”和“特殊作用”两种（《中国古代的类书》，15页。）。“本来作用”，是反映类书编纂者初衷的类书功能，比如帮助帝王润色鸿业，为文人进行诗文创作准备文料等。“特殊作用”，是指类书编纂者起初没有预想到的，後代的学者们在使用类书的过程中逐渐发现的一些功能，比如古籍辑佚、校勘等。类书的“本来作用”我们在“类书的多重身份”一节裏，已有很详细的论述，这裏将集中讨论古人对类书“特殊作用”的认识。
1、类书与辑佚
类书编纂者的目的主要是帮助统治者快速有效地学习和查检各种名物制度、历史掌故，提高处理政务的效率；帮助文人墨客猎取辞藻，组织诗文，应付科举。可以作为辑佚失传古书的材料，类书的这一功能要到类书产生很久以後纔被学者们认识到，至于将它大规模地运用于辑佚实践，更是明清以後的事。
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再加上兵灾、火灾、虫患等，古书保存很不容易，容易散失，因而辑录前代佚书的实践很早就开始了，但起初祇是利用一些经典的注疏，还没有依仗类书。较早认识到类书的这一特殊功能的是南宋的洪迈和王应麟。洪迈在《容斋五笔》卷七“国初文籍”条说：
国初承五季乱离之後，所在书籍印版至少，宜其焚炀荡析，了无孑遗。然太平兴国中编次《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其纲目並载于首卷，而杂书、古诗赋又不及具录，以今考之，无传者十之七八矣（《容斋随笔五集》，884页。）。
洪迈已经看到在他那个时代，许多没能流传下来的古书，可以在宋初编纂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中找到一些片断。稍晚于洪迈的王应麟，在南宋末年辑录汉代郑玄的《周易注》和齐、鲁、韩三家《诗》的时候，已经开始利用到类书，虽然主要还是利用注疏和《释文》等训诂材料。
到了明代，学者们对类书可以用于辑佚有了更理性的认识。以胡应麟为例，他在《甲乙剩言》中说：
姚（叔祥）见余家藏书目中有干宝《搜神记》，大骇曰：“果有是书乎？”余应之曰：“此不过从《法苑》、《御览》、《艺文》、《初学》、《书钞》诸书中录出耳，岂从金函石箧、幽巖土窟掘得耶！”大抵後出異书，皆此类也（《说郛》，第九册，757页。）。
胡应麟不但认识到古类书是失传古书辑佚的渊薮，而且将利用类书辑佚与利用类书作伪联繫起来。明人好作伪，其伪风之炽与他们对类书认识之深是成正比的。
辑佚到了清代成为了一门专门的学问。大规模地从古类书和其他引书丰富的古籍中搜集先秦、两汉、六朝甚至宋以後的佚书，在乾隆以後掀起高潮。乾隆年间官修《四库全书》，从明代类书《永乐大典》中辑出历代佚书特别是宋、元两代的佚书三百八十八种（《玉函山房辑佚书·序》：“乾隆时启秘书之馆，诏在事诸臣即《永乐大典》中编辑世所未见书，多至二百七十部。好古之士欣然向风，于是海内佚书稍稍复聚。百餘年来，学者务为搜扬。如《皇清经解》中诸家所辑，古义彬彬乎称极盛焉。”参见《中国古代的类书》，26页。）。清代有些学者以辑佚为自己毕生的事业，其中最著名的要数严可均，他在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时广泛地利用了《艺文类聚》等唐宋古类书。
2、类书与校勘
类书用于校勘，较之用于辑佚，是更晚的事。孙星衍《五松园文稿·章宗源传》记载辑佚家章宗源的话说：
今世所存古书版本，多经宋、明人删改。尝恨曩时辑录之书，不录见存诸书，订正異同文字。当补成之（《孙渊如先生全集》，第七册。）。
章氏乃乾嘉时人，在他临死的时候纔认识到古类书不但可以用于辑佚，还可以校勘虽流传了下来但讹、脱、衍、倒不少的现存古书。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处理《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既采录佚文，也采录见于现存古书的文字，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就此评论说：
古类书不特所引異文足资考证，即见存诸书，亦可订正文字異同。清代严可均、马国翰、黄奭诸人辑佚补亡，大都取材于此。但皆侧重佚文，实犹未尽类书之用。今北京大学用剪辑之法，不论存、佚，悉行录出，並加雠校，其法至善（《书目答问补正》，189页。）。
由此可知，利用类书进行校勘，较之利用类书进行辑佚，确实是更晚的事。
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严可均诸人研究类书“侧重佚文”，侧重利用类书辑佚，而忽略其校勘功能，不能简单地用观念保守来解释。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应该是，他们对用类书来校勘态度有保留，有些信不过，因为类书有比一般图书更靠不住的地方。除了在流传过程中像其他图书一样可能出现错讹，类书在编纂过程中，编纂者有可能一边摘抄群书，一边对所抄图书的原文进行删节、改易。近代学者刘文典《三餘劄记》卷一《类书》条：
清代诸师校勘古籍，多好取证类书，高邮王氏尤甚。然类书引文，实不可尽恃。往往有数书所引文句相同，犹未可据以订正者。盖最初一书有误，後代诸书亦随之而误也。如宋之《太平御览》，实以前代《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诸书参详条次修纂而成。其引用书名，特用前代诸类书之旧，非宋初尚有其书。陈振孙言之详矣。若《四民月令》一书，唐人避太宗讳改“民”“人”，《御览》亦竟仍而不改。书名如此，引文可知。故虽隋、唐、宋诸类书引文並同者，亦未可尽恃。讲校勘者，不可不察也（《三餘劄记》，6页。）。
刘氏这段话揭示了类书一大通病，即互相抄袭，後代的抄前代的，前代类书的文句错误後代类书也依样葫芦。刘氏警告校勘家们，即使好几部类书的文字都一样，也不见得靠得住，因为它们有可能辗转抄袭，一错全错，根本不能当作出处不同的若干条证据来使。刘氏历校《吕氏春秋》、《淮南子》、《论衡》等书，曾广泛利用过类书，深知利用类书帮助校勘的流弊，这些话都是他的甘苦之谈。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随着利用类书校勘辑佚成为专门之学，学者们逐渐认识到流传了成百上千年的古代类书本身也需要正本清源。“故一个索觅古类书善本和校勘古类书的运动，就在考订之学兴盛的清代的後半期掀起。”（《中国古代的类书》，31页。）《北堂书钞》、《初学记》、《白孔六帖》、《太平御览》，这些唐宋类书的宋椠本不但被发掘出来，有的还经清人重新整理出了校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