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将从两个方面来考察类书与文学的关係，首先在魏晋以後文学自觉的背景下，重新认识类书的产生以及类书所承载的文学功能，然後讨论类书对唐代官人文学的影响。
§§§第一节类书与文学自觉
一、文学自觉背景下的类书编纂
类书在我国古代社会生活中有很多种功能，辅助诗文创作是其中最显著的一种。所以《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小叙云：
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辗转稗贩，实学颇荒。
“操觚者”，是指诗文作者；“注书者”，是指为诗文作注的学者。创作与阐释都是文学活动中最重要的环节。近代学者黄侃在其《文心雕龙札记》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然浅见者临文而踌躇，博闻者裕之于平素，天资不充，益以强记，强记不足，助以钞撮，自《吕览》、《淮南》之书，《虞初》百家之说，要皆探取往书，以资博识。後世《类苑》、《书钞》，则输资于文士，效用于謏闻，以我搜辑之勤，祛人翻检之剧，此类书所以日众也（《文心雕龙札记》，188页。）。
他也认为，在绝大多数时候，类书的主要功能是为文人创作诗文准备文料，文人对文料的需求激发了类书的繁荣。台湾的方师铎先生甚至说：
如果中国文学中，始终未曾出现“用典”这一条“歪路”的话；那么，那些供文人学士“餖飣”、“獭祭”之用的“兔园册子”，也将永远不会出现（《传统文学与类书之关係》，17页。）。
在方先生看来，是因为文学创作中用典这种风气的盛行，纔造成了类书的盛行。
类书的这一首要功能是与类书的发展史紧密联繫在一起的。魏晋南北朝是我国类书第一个重要发展时期，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汉民族的文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类书大发展与文风大变化同时並存，不是偶然的，两者之间是相呼应的。黄侃说：
逮及汉魏以下，文士撰述，必本旧言，始则资于训诂，继而引录成言（汉代之文几无一篇不采录成语者，观二《汉书》可见），终则综辑故事。爰至齐梁，而後声律对偶之文大兴，用事采言，尤关能事（《文心雕龙札记》，188页。）。
文体的变化刺激了文人们对成语、典故的大量需求，从而引发了一部又一部类书的生产；类书的广泛应用又反过来推动新文体的成熟与腐烂。
据张涤华先生的统计，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类书有十八部（《类书流别》，43～44页。），其中包括《皇览》、《华林遍略》、《修文殿御览》等多部由朝廷主持编纂的大型类书。从书名上看，有几部卷帙较小的很可能是为诗文创作编製的工具书，如《隋书·经籍志》所载的南朝梁代朱澹远的《语对》、《语丽》。那个时期最著名的文学家陆机也自编有一部类书《要览》。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类书早已失传了，但是根据其他一些零星的材料，我们可以再现当时文人们搜集事类的热情。《南史》卷四十九《王摛传》（附在《王谌传》後）：
谌从叔摛，以博学见知。尚书令王俭尝集才学之士，总校虚实，类物隶之，谓之隶事，自此始也。俭尝使宾客隶事多者赏之，事皆穷，唯庐江何宪胜，乃赏以五花簟、白团扇。坐簟执扇，容气甚自得。摛後至，俭以所隶示之，曰：“卿能夺之乎？”摛操笔即成，文章既奥，辞亦华美，举坐击赏。摛乃命左右抽宪簟，手自掣取扇，登车而去。俭笑曰：“所谓大力者负之而趋。”
《南史》卷四十八《陆澄传》：
（王）俭自以博闻多识，读书过澄。澄谓曰：“仆少来无事，唯以读书业，且年位已高；今君少便鞅掌王务，虽复一览便谙，然见卷轴未必多仆。”俭集学士何宪等盛自商略，澄待俭语毕，然後谈所遗漏数百十条，皆俭所未睹。俭乃叹服。俭在尚书省出巾箱、几案、杂服饰，令学士隶事，事多者与之，人人各得一两物。澄後来，更出诸人所不知事，复各数条，並旧物夺将去。……澄当世称硕学，读《易》三年，不解文义，欲撰宋书，竟不成。王俭戏之曰：“陆公，书厨也。”
《南史》卷四十九《刘峻传》：
初，梁武帝招文学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进，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动不能随众沈浮。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时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帝乃悦，加其赏赉。曾策锦被事，咸言已罄，帝试呼问峻，峻时贫悴冗散，忽请纸笔，疏十餘事，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自是恶之，不复引见。
历代文人雅集时喜欢比赛作诗，而南朝文人聚会却爱比赛“隶事”。赛诗常常定题限韻，从《南史》的记载看，“隶事”也有简单的规矩。《王摛传》“类物隶之，谓之隶事”，“隶事多者赏之”，《刘峻传》“曾策锦被事”，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出，“隶事”比赛的形式是：在限定的题目裏，大家各自默写相关掌故，谁记忆最多谁就获胜。《王摛传》还说：“摛操笔即成，文章既奥，辞亦华美，举坐击赏。”似乎“隶事”有时候不止于默写，还要求用相关事类组织成一篇华美的骈文。
从上述记载来看，在“隶事”比赛中获胜在当时是件很了不起的事，可以作为风流韻事记载下来，为史传人物增色。“隶事”是那个时代的文人炫耀才华和娱乐的特殊方式。王俭和梁武帝所主持的“隶事”比赛，很像後来武则天所主持的宫廷诗会。在那个时代气氛裏简直就有一种事类崇拜。
对事类的过度膜拜，造成了不良文风。鐘嵘《诗品·总论》批评说：
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钞。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
《南齐书·文学传论》批评说：
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
这些当时人的议论不正反映了那个时代“争疏僻典，以一事不知为耻，以字有来历为高”（《文心雕龙札记》，188页。）的疯狂与病态？
隶事，即用典，能以最精炼的字句表达最丰富的意思，具有含蓄、典雅等修辞效果。投入很多精力，搜集有特殊表达效果的事类，是这个时代的人们逐渐把“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来研究的表现。闻一多先生说：
从谢朓之死到陈子昂之生这一段时期，没有第一流诗人产生，这时代的人们都把精力用在文学批评（如《文心雕龙》和《诗品》等专著）、声律（如《四声谱》之类）和词藻典故搜集诸方面，他们是用理智对诗文作客观的分析研究。……唐初诗人一面继承了六朝的声律传统，把诗的形式更求工整，因而导致沈（佺期）宋（之问）律诗的完成；一面又继承了六朝那种学术材料的搜集工作，拿学术观点研究文学成这时期的特色，最明显的表现便是类书的编辑；造成一时期内若干毫无性灵的类书式的诗（《闻一多论古典文学》，91页。）。
在闻先生看来，编纂类书搜集词藻，和创作《文心雕龙》、《诗品》一样，都体现了那一个时期把文学当作一门独立的、有自身特殊规律的“学术”来进行研究的时代风气。编纂类书，与撰写文学理论著作、编辑文学总集一样，都是文学自觉的具体表现。
唐代李峤的《杂詠》，是一部由百首詠物组诗构成的小型诗体类书。葛晓音先生在研究此书时曾说：
《百詠》的出现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与唐初以来流行的各种指导对偶声律的著作有关的（《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235页。）。
“各种指导对偶声律的著作”，是指杜正伦《文笔要诀》、上官仪《笔劄华梁》、元兢《诗脑髓》、崔融《唐朝新定诗体》等主要讲字词的用法、声病的避忌、对仗的格式等指导如何作诗的著作。根据《文镜秘府论序》：
沈侯（沈约）、刘善（刘善经）之後，王（王昌龄）、皎（皎然）、崔（崔融）、元（元竞）之前，盛谈四声，争吐病犯，黄卷溢箧，湘帙满车。
这类讲授声病、对仗等修辞知识的著作在初唐时非常盛行。作为诗体类书，李峤《杂詠》以近体诗的形式荟萃各种习见诗题的典故词藻，方便读书人记忆，为他们日後进行诗歌创作准备文料。于是，《杂詠》和《文笔要诀》两种图书结合在一起，指导当时的读书人学习作诗。葛先生借用英文词，称《杂詠》、《笔劄华梁》等为“howto”（怎样做）类著作。
结合闻先生、葛先生的话，我们可以把与指导文学创作相关的书籍分作三个层次：一是为创作准备典故词藻等文料的资料彙编，这类书籍以类书为代表；二是传授声律对偶等具体写作知识的入门著作，这类书籍以《笔劄华梁》等为代表；三是探讨文学的本质、文学的时代演变、文体风格等精微规律的著作，这类书籍以《文心雕龙》为代表。这三个层次中，前面两个层次比较粗鄙，但却和当时具体的文学创作关係更密切，用葛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前面这两个层次的书籍帮助解决创作中“howto”的问题。这三个层次的书籍虽然有精粗之别，但它们都以帮助或者说指导文学创作为旨归，都是把文学创作当作是有规律可循的，能够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来掌握的学问或者说“技术”。
二、类书与诗语的收集和整理
闻一多先生把类书编纂看作是“词藻典故”的“学术材料的搜集工作”，是切合很多类书的编纂精神的。闻先生的这个论点可以用类书的体例变化来证明。早期的类书《皇览》、《修文殿御览》等都是在一定的分类体系下摘抄群书，很少加工，祇是较单纯地把同一性质的事类材料彙集在一处（参看本书第一章第二节“唐代类书的撰述体式”之“书钞体”条。）。渐渐地人们开始对所摘录的原始材料进行加工，或者把用一句话或几句话表达的一个事类，概括成几个字的词组；或者从原文中提取特别有诗意特别适合作对偶的语词，如《北堂书钞》、《六帖》。有的还把这些提炼出来的丽藻，两两相对，编排成对偶，如《初学记》、张说的《事对》、陆挚的《备举文言》。还有的加工程度更高，把某一题材的典故群、辞藻群组织在一篇诗或者赋裏，仿佛是用一根线把零散的珠子串在一起，如李峤的《杂詠》、杜嗣先的《兔园策府》、吴淑的《事类赋》。这裏我们举个《初学记》的例子来展现一下类书在收集辞藻典故方面的热情。
《初学记》天部“月”条之事对部分列有十四对词组，它们是：
水气金精；观蓂视桂；合璧破环；金兔瑶蟾；圆璧破镜；三珥重轮；似钩如璧；方珠缺晕；金波璧光；北堂西园；居蠩顾兔；似纨扇如玉钩；鉴阮帷照潘室；吴牛喘魏鹊飞；蟾兔並麟龙鬥
每对词组下，《初学记》都附有小注，即提取相关词组的原始材料。这裏祇抄录其中一组作为示例，其餘从略。
三珥重轮《军国占候》曰：若月有三珥者，大臣有喜；若月冠而复晕者，天下有喜。崔豹《古今注》曰：汉明帝作太子，乐人歌四章，以赞太子之德。其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轮，三曰星重曜，四曰海重润。
《初学记》此条收录的这些辞藻性质並不完全一致。有的是描绘月亮的最常用的隐喻，如“圆璧”、“破镜”、“纨扇”、“玉钩”。有的让人想起有关月亮的一些过去的著名事件或情景，如“北堂”、“西园”、“鉴阮帷”、“照潘室”、“吴牛喘”、“魏鹊飞”。有的则富于神话色彩，和远古关于月亮的一些传说或神秘观念联繫在一起，如“金兔”、“瑶蟾”、“居蠩”、“顾兔”、“蟾兔並”、“麟龙鬥”、“水气”、“金精”、“三珥”、“重轮”、“方珠”、“缺晕”。
《初学记》开启的这条围绕某一题材搜集整理辞藻群、典故群的路子（《四库全书总目》《事类赋》提要：“六朝以前旧籍，据《隋书·经籍志》所载，有朱澹远《语对》十卷，又有《对要》三卷，《群书事对》三卷，是为偶句隶事之始。然今不尽传，不能知其体例。高士奇所刻《编珠》，称隋杜公瞻撰者，伪书也。今所见者，唐以来诸本骈青妃白，排比对偶者，自徐坚《初学记》始。”），在後代被发扬光大。清代王士祯等奉敕编纂的《渊鉴类函》，在天部月条，对《初学记》以後的历代类书所收有关月亮的典故辞藻进行了汇总：
水气金精；观蓂视桂；合璧破环；金兔瑶蟾；圆璧 破镜；三珥重轮；似钩如璧；方珠缺晕；金波璧光；北堂西园；居蠩顾兔；似纨扇如玉钩；鉴阮帷照潘室；吴牛喘魏鹊飞；蟾兔並麟龙鬥；
主夜应潮；入牖照床；方澄浴灵娥奔；
（增）生明养魄；占姓见名；入怀置袖；学扇堕环；金镜玉盘；乘舟捉月；登楼泛渚；悬弓偃瓦；让璧烧银；吞精窃药；取水撤灯；剪纸读书；君姊月妃；掷杖筑台；阳蟾燋兔；广寒府太液池；水气精山河影；孺子戏李白诗；昙迁食无忌名；宝镜匣玉帘钩；随落日数秋毫
《渊鉴类函》是在明代俞安期《唐类函》的基础之上增广而成的。此条中“蟾兔並麟龙鬥”之前一丝不苟地抄录《初学记》。“主夜应潮”等三对，大概是《唐类函》根据《北堂书钞》、《六帖》、《岁华纪丽》等组纂的。“（增）”字以後则是王士祯等人从唐以後的众多类书中精选出来的（《渊鉴类函·凡例》：“蒐采原本《唐类函》所载《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白帖》，旁及《通典》、《岁华纪丽》诸书。此皆初唐以前典故、艺文。今自初唐以後、五代、宋、辽、金、元，至明嘉靖年止，所采《太平御览》、《事类合璧》、《玉海》、《孔帖》、《万花谷》、《事文类聚》、《文苑英华》、《山堂考索》、《潛确类书》、《天中记》、《山堂肆考》、《纪纂渊海》、《问奇类林》、《王氏类苑》、《事词类奇》、《翰苑新书》、《唐诗类苑》及《二十一史子集稗编》，咸与蓃罗，悉遵前例编入。”）。
这裏需要说明一下，唐以後的类书在唐前类书基础上，新增出很多诗语，並非是因为唐以後产生了很多新的经典。事实上这些新增的辞藻典故出自唐以後典籍的很少，大多还是依赖唐以前的旧籍。後世文人虽然不断求新，但主要还是在唐以前的典籍范围裏寻找新的可用的事类。宋以後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虽然好用佛书、道书、医书、小说等中的典故（王安石曰：“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三《答曾子固书》。），但他们所发掘的这些僻书主要也还是唐以前的旧籍。《四库全书总目》之《渊鉴类函》提要说：
考《辍耕录》载赵孟頫之言，谓作诗纔使唐以下以事便不古。其言已稍过当。明李梦阳倡复古之说，遂戒学者无读唐以後书。梦阳尝作“黄河水绕汉宫墙”一篇，以末句用郭汾阳字，涉于唐事，遂自削其稿，不以入集。……然诗文隶事在于比例精切，词藻典雅，不必限以时代。
《四库全书总目》批评得很对，赵孟頫等人的意见从学理上讲站不住脚。但赵孟頫等人的偏见大致也符合唐以後诗歌在用典问题上的实际情形：唐以後诗人作诗主要还是使用唐以前的事类。
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然质文之变，华实之殊，事有相因，非由人力，故前人之引言用事，以达意切情宗，後有继作，则转以去故就新主。陆士衡云“虽杼轴于余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故虽爱而必捐”。岂唯命意谋篇，有斯怀想，即引言用事，亦如斯矣。是以後世之文，转视古人增其繁缛，非必文士之失，实乃本于自然（《文心雕龙札记》，188页。）。
诚如黄侃所说，後世文人作诗文不但要在谋篇命意上推陈出新，在辞藻典故的使用上也“怵他人之我先”。何况，在谋篇命意上推陈出新谈何容易，远不如旋转语词的万花筒那么省事。宋代沈义父《乐府指迷》“语句须用代字”条云：
炼句下语，最是紧要。如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又用事，如曰“银钩空满”，便是书字了，不必更说书字；“玉箸双垂”，便是泪了，不必更说泪。如“绿云缭绕”，隐然髪髻；“困便湘竹”，分明是簟；正不必分晓，如教初学小儿，说破这是甚物事，方见妙处。往往浅学俗流，多不晓此妙用，指不分晓，乃欲直捷说破，却是赚人与耍曲矣。如说情，不可太露（《词源注乐府指迷笺释》，61页。）。
吕本中《童蒙训》又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