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四川大學讀博期間，在導師張志烈先生的指導下，完成了博士論文《論唐代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該論文在博士學位論文答辩時，受到了博士論文答辩評審委員莫礪鋒教授、鄭傑文教授、孟慶樞教授、項楚教授、周裕鍇教授、龍晦教授等專家的好評。同時，諸位先生對論文中的一些不足也給予了熱心的指正。
承蒙項楚教授、周裕鍇教授及恩師張志烈先生的大力推薦，博士論文《論唐代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被列入了四川大學“211”工程“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的出版計劃，並於2001年11月出版。該書出版後，受到學術界有關專家的好評，獲得了“四川大學2002年度優秀博士學位論文鼓勵獎”。中國的《廣西大學學報》2003年4期和日本的《中國古典研究》第四十七號（2002年12月出版）等也專門給予介紹和評論。
中日兩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在唐代衹是開頭，而博士論文《論唐代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的寫作也僅僅是個開頭，宋元明清時期的中日文化交流與相互影響以及近代日本對中國在各方面的影響還有許多問題及現象都是值得研究的。在這種情況下，我便有了作博士後研究的打算。
南京是中國著名的古都和歷史文化名城，人傑地靈，文化底蘊深厚。南京師範大學是人才輩出的百年名校。我對南京和南京師範大學嚮往已久，兩年前終於獲得了寶貴的機會——進入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後流動工作站進行工作和學習，從而使自己的人生中增加了一段難忘的經歷。
進入博士後流動工作站之後，我便打算在博士論文《論唐代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的寫作基礎上繼續寫《論宋元明清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的論文。但是，宋元明清文化與唐代文化又有所不同。唐代文化對日本文化的輸出是一種主流輸出，而宋元明清文化在向日本輸出的同時，日本文化也開始向中國進行文化逆輸出，並且這種逆輸出所佔的比重越到後來越大。到了近代，日本在許多地方已超越了中國，其中值得研究的東西是非常非常多的。由於時間有限，要想做完這個課題存在着一定的難度。當我把這个想法告訴指導教師董志翹先生時，獲得了董先生的大力支持。作國内外知名學者和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的特聘教授，董先生的學術着眼點很高，他建議我把宋元明清與日本文化的關係分成兩段來做，這樣既可以突出重點，又能在兩年的時間内做完。兩年來，董先生以嚴謹的學風、深厚的學養和豐富的治學經驗，對我言傳身教，在研究課題的選定、具體展開和寫作中都給予了悉心指導，使我獲益匪淺。董先生還與黃徵先生推薦我申報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项目。由於兩位先生的大力推薦，加之選題得當，所申報的研究課題在第一次申報時，便獲得了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的立項資助（中博基[2001]14號）。
我的研究課題涵蓋面較寬，研究的工作量較大，目前所完成的工作還是較粗糙的，雖然基本構架和主體内容粗具規模，一些論題也多有涉及，但未充分展開和深入，對許多問題的思考還有待于進一步深化，因此，目前這一報告衹能說今後的研究打下了初步的基礎。在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後流動工作站的兩年間，我還學到了不少無形的東西，這些無形的收穫，對我今後的學習和研究無疑將産生長遠的影響。
在我的博士後出站報告撰寫過程中，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人事處的領導、老師在各方面均給予了大力支持和幫助，感謝文學院給予我指導和幫助的各位老師；兩年來，文學院辦公室的周先林老師、人事處博士後管理辦公室的李春豔老師和高彩霞老師，博士後们做了許許多多的具體工作，在此向她們致以誠摯的謝意；文學院博士後流動站2000、2001、2002年進站的諸位同學對我的科研與工作給予了很多的關心和幫助，日本早稻田大學村山吉廣教授、西口智也博士，日本宮城學院女子大學田中和夫教授等日本專家學者專門幫助我從日本搜集資料，也一並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謝！
時光飛逝，在迎來南京師範大學百年華誕之後，我就要離開這美麗的校園了，但南京師範大學留在我记憶裏的東西很多，很多……
李寅生
2003年4月14日
又記
2003年6月3日，我在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後流動站進行了博士後出站報告《論宋元時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及相互影響》的答辯。在我進行陳述之後，我的博士後指導教師董志翹先生對我在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後流動站兩年的學習和工作進行了說明。參加答辯的郁賢皓先生、鍾振振先生、何永康先生、朱曉進先生等多位南京師范大学文學院教授對我的博士後出站報告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一致通過博士後出站報告的結題。2003年7月，我從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後流動站出站之後，回到了原工作單位廣西大學文化與傳播學院。在從事行政和教學工作之餘，我又根據在博士後出站報告答辯時幾位教授的建議，重新對博士後出站報告進行了認真的修訂。在修訂過程中，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和材料，使之更加完善和充實。由於學識有限，我的博士後出站報告還存在着一些不足之處，希望得到專家學者們的批評指正。
李寅生
2006年3月9日于廣西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