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中國文化發達繁榮的重要時期。元代文化之所以繁榮，有兩個重要因素：經濟的全面繁榮，是元代文化得以發展的經濟基礎；環境寬鬆，没有文字獄，則是元代文化發展的政治條件。
蒙古人在武力統一中國的過程中，曾屠殺居民，毀壞農田，嚴重破壞了整個社會的經濟文化。元朝建立之後，這種現象得到了糾正。忽必烈即位之初便首詔天下：國以民爲本，民以衣食爲本，衣食以農桑爲本。他還下令設立十路宣撫司，令各司選擇通曉農事者充当勸農官，專掌農桑水利，察舉勤惰。元政府又在農村設立村社制度，擇年高熟悉農耕之人爲社長，以教督農民爲事。並把增加人口、開墾荒地作爲考核吏治的主要標準。在這種大環境下，很快就形成了政府重于農、百姓勤于業的局面。
與此同時，原先那種屠城毀田的落後行爲已基本停止。至元十一年（1274），蒙古軍隊進攻南宋時，忽必烈就告誡將士不得妄行殺掠，因此，當元軍攻下南宋首都臨安時，“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華如故”（《元史·伯顔傳》。）。在軍事征服之後，元朝統治者立即恢復正常的生産秩序。在平定江南地區的过程中，“農者就耒，商者就途，士庶緇黃，各安己業”（《元史·世祖本紀·五》。），生産力始終没有受到大的破壞。
爲了養兵息民，元朝的統治者還廣泛實行軍民屯田，北至嶺北，南至海南，到了大至年間（1308～1311）全國屯田已有一百二十餘處，“由是而天下無不可屯之兵，無不可耕之地”（《元史·兵志·三·屯田》。）。元朝政府還屢次下詔輕賦稅，息徭役，開倉賑濟，鼓勵人民安心生産。元朝政府也很重視興修水利，先後修治了黃河，開山東會通河，鑿北京通惠河，使百姓的生産和生活深受其惠，商業、手工業都得到了較大的發展。當時全國最大的城市——首都大都，“百物輸入之衆，有如川流不息，僅此一項，每日入城者計有千車”（《馬可波羅行記》第二卷第238頁，馮承鈞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大都的“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於江南”（《元史·食貨志·一》。）。可見元代的城市繁榮是建立在農業繁榮的基礎上的。
環境寬鬆是元代文化比較繁榮的另一個原因。在元朝初年，儒士非但不受壓抑，而且待遇相當優厚。蒙古統治者曾多次颁佈蠲免儒生徭役的法令。忽必烈多次搜求儒士，徵集隱遺，網羅了一大批漢人知識分子，並把他們都充入了官吏的行列。
元朝統治者不講究中原地區的傳統的封建倫理道德，是元代文化發達繁榮的有利條件。漢民族經歷了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傳統觀念極深。而蒙古統治者起自漠北，風俗渾厚質樸，君臣同名也無所忌諱。後來雖有一些忌諱，衹不過是臨文略缺點畫而已。既然没有忌諱，衹要不危害元朝統治者的統治，他們對文化的發展並不過多干預。此外，蒙古人多不識漢文，如至元年間“省臣無一人通文墨者”（《元史·崔斌傳》。）。正是這種得天獨厚的環境，纔給了元代文化以蓬勃發展的機會。
§§§第一節征服者的被征服
契丹、党項羌、女真以及其後的蒙古，以剽悍的草原遊牧民族的氣質入主中原，甚至囊括整個中國。然而政治的、軍事的、民族的衝突往往以一種形式上的對抗，促進着深刻的文化交融。在征戰中取得節節勝利的契丹、党項羌、女真以及蒙古族，便在這種文化大交融中被潛移默化，終於步入他們祖先曾多次踐履的征服者被征服的軌道。
元朝統治者雖然奉行民族歧視政策，將境内之民人爲地分爲四等，但它把四分五裂的國家統一在一個政權之下，又給各民族的經濟文化交流提供了方便。由於政令統一，尤其是四通八達、遍及全國的驛站，把山水迢遞、素無往來的各民族百姓聯繫在了一起。彼此疆域藩籬的打破，爲各民族間的融合創造了條件。
蒙古統治者早在漠北之時，對中原的漢文化尚存在一些隔膜。但從成吉思汗開始，就已經認識到了儒士的作用。元太宗窩闊台即位之後，耶律楚材建議：“製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元史·耶律楚材傳》。）蒙古統治者從實踐中認識到，没有儒士爲之籌划，弓馬換來的天下就可能得而復失。爲了維繫人心，元太宗下詔以孔子五十一世孫元措襲封衍聖公，敕修孔子廟，並在俘虜中拔擢儒士。中統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後，大儒許衡向他建議：“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元史·許衡傳》。）所謂漢法，就是指以儒家思想作爲治理國家的指導方針，這一建議被忽必烈所採納。忽必烈之後，統治者仍然推崇儒學，如元文宗在京師文廟建成時行祭奠禮，牲用太牢；元武宗時將《孝經》譯成蒙文，並頒賜諸王；元仁宗時命人節譯《大學衍義》，並說：“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元史·仁宗本紀·一》。）元朝末年，儒士地位開始低落，登要津者多爲胸無點墨之徒，因此紀綱廢弛，政治空前黑暗，不重視文治成爲元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爲了汲取漢族統治者的長處，元朝統治者在政治體制上還採用了漢官體制。正如歷史所證明的那樣，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在政治制度上如果不效法漢人，就很難統治下去。此外，當蒙古人入主中原進入内地之後，他們或致仕後卜地而居，或因屯戍而即營爲家，或因經商而寓居不返，纷纷與漢人雜居。與此同時，也有一部分漢人被遣送到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這些雜居後的各族人民又互相通婚，久而久之，在語言、服飾、生活習俗等方面都有了共同之處。漢族與各少數民族既有自己的特色，又吸收了對方的長處。本是征服中原的蒙古統治者，卻在征服中原後，被先進的中原文化所征服了。這種征服是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的融会交流，是珠聯璧合、相得益彰的。
一、少數民族的漢化
在整個兩宋時期，與其立國相先後的契丹、党項羌、女真相繼在東北、華北和西北建立政權，形成了北宋—遼—西夏、南宋—金—西夏對峙的格局。在這些少數民政權統治的區域中，遼朝統治的區域最爲廣大。其政權統治的对象，除了從事農耕的漢人和渤海人之外，還有從事遊牧的契丹、蒙古、回鶻、女真等族人民。針對二元化的經濟結構和民族結構，遼政府採取了雙軌制的體制，即所謂“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遼史·百官志》。）。但在文化路線上，遼朝統治者卻遵循單軌制，即全面採納中原地區漢文化，並沿着漢文化軌道發展本民族文化。遼太祖耶律阿保機還果斷地接受了大臣耶律倍的建議，以孔子學說和儒家經典作爲發展遼朝文化的主導思想，從而確定了遼朝文化的發展方向。
滅遼後建立金國的女真人，也建立起了以漢文化爲主體的文化結構。在對遼、宋的戰爭中，金人表現出了對漢文化的強烈渴求。金太祖完顔旻在發佈“今欲中外一統”的討遼詔令後，又特别強調：“若克中京，所得禮樂儀仗圖書文籍，並先次津發赴闕。”（《金史·太祖紀》。）金太宗完顔晟在滅亡北宋的戰爭中，對藏經、蘇（東坡）、黃（庭堅）之文、圖書文籍、鏤板等無不盡取。金朝統治者甚至使用暴力手段使“宋士多舊之”（《金史·文藝傳·序》。），這些對女真文化的漢化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在文化主導思想上，金人高度尊奉儒家文化。金熙宗在皇統元年（1141）二月，親祭孔廟，“款謁先聖，北面如弟子禮”（《金史·世宗紀》。），並宣稱“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鮮明地表現出了以儒學爲正宗道統的意向。在教育體制上，金朝太學與國學十分重視經學、諸子學與史學的學習。大定六年（1166），金世宗完顔雍做出規定：金國的國學除學習經書外，還要學習《老子》、《荀子》、《揚子》等諸子典籍；在歷史方面則要讀《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齊書》、《梁書》、《周書》、《隋書》、《新唐書》、《舊唐書》、《五代史》等史書；在文學上，则以韓愈、歐陽修、蘇軾的文章爲正宗。在漢文學的浸染下，宋、金之間往來交馳的外交文書，在表述模式、辭令文風方面已不存在太大的民族差異了。
西夏國也像遼、金一樣，在和漢族頻繁的交往接觸中，日益深刻地受到漢文化的熏染。至宋仁宗時，西夏不僅任用中原賢才，讀中國書籍，而且還施行中國的法制律令（參見《續資治通長編》卷一百五十。）。
在漢文化深切滲透于遼、夏、金文化結構之際，契丹、党項羌、女真統治者並不輕易放棄本民族傳統。西夏一方面有“漢禮”，另一方面又有“蕃禮”。爲了阻止女真漢化，保持民族特色，金統治者大力鼓吹“女真舊風”，宣傳“女真舊風最爲純直”（《金史·世宗紀》。），並禁止女真人學南人衣裝，犯者获罪。然而，在農耕世界的包圍中，遊牧民族文化的漢化是一個不以人为意志爲轉移的必然現象。
二、元帝國與“漢法”
在契丹、党項羌、女真等遊牧民族“漢化”的過程中，蒙古人的“漢化”過程則相對要緩慢一些。蒙古族名始于唐代，在歷史上是北亞遊牧民族之一，無論是血緣、語言還是生活方式都和其他活動在北亞、中亞以至南俄草原的突厥系民族一脈相同。以中亞細亞爲中心活動區域的突厥系諸民族，長久以來深受西域文化影響，兩者的文化心態十分貼近。公元1260年，成吉思汗在漠北建國，號爲大蒙古國。大蒙古國的統治者通過不斷的征服戰爭，統治了亞洲、歐洲的廣袤地區。成吉思汗的一生幾乎都是在馬背上度過的，但對於接受中原地區的先進文化他卻漫不經心，蒙古大軍每到一地，便是燒殺掠奪。生於漠北草原的蒙古人在佔領中原的廣大地區後，顯得不知所措，有人竟想把漠北的遊牧生産方式照搬到中原漢地來。正是基於对農業文化的隔膜感，成吉思汗一生的對外征戰，都是以西進爲重點。蒙古帝國的分封，也具有以西方爲重的傾向。與遼、金、西夏那些精通漢文的帝王不同，無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還是太宗窩闊台、定宗貴由、憲宗蒙哥，都不熟悉漢文，這一缺陷無疑限制了他們对漢文化的學習。蒙哥汗時代，成吉思汗一系的諸親王大都遠在俄羅斯、波斯和中亞細亞地區，因遠離中原，他們不可能對中原文化産生倾慕之心。在蒙古本土的統治者，因受西域文化浸潤甚久，故而對中原文化態度較爲曖昧。衹有忽必烈一人，對中原文化採取欣然接受的態度。元朝大規模地任用儒士，便是在忽必烈時期。這位“思大有爲於天下”的親王，早在“潛邸”之時，就留意延攬儒士，“問以治道”（《元史·世祖本紀·一》。）。凡天下鴻儒碩學，他往往延聘，以備顧問，對於當時的名士，也能屈指數之。其中的大儒許衡、郝經等人，都是名重一時的理學之士。他們屢次向忽必烈進言，無不力主“行漢法”。至元元年（1264）時，徐世隆向忽必烈進言“陛下帝中國，當行中國事”（《元史·徐世隆傳》。）。至元三年（1266），許衡上《時事五事》，引經據典地向忽必烈宣傳“行漢法”的重要性。其他大臣也對忽必烈多有誘導。在既有的以漢法經略漢地的實際效應影響下，忽必烈改革舊俗，推行漢制。儒家典章制度的各種細目，幾乎都被作爲一代國制繼承了下來。
由於階級的局限性，忽必烈施行“漢法”並不算徹底。在漠北地區，大量的落後舊俗依然存在；而蒙古統治者的一些舊的習慣，也在漢地大量地保留着。雖然施行“漢法”的程度參差不一，还是招致了一些蒙古貴族保守派的反對，如阿里不哥與忽必烈的汗位爭奪戰，史學家雖多從統治集團内部的權力鬥爭立論，但其深層卻掩藏着草原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衝突。雖然經歷了一些衝突和磨合，蒙古統治體系與文化制度的“漢化”面貌卻已是十分明朗。忽必烈注意籠絡漢族地主知識分子，採用“漢法”，其目的是讓蒙古統治者適應中原地區封建經濟的發展。这样一來，忽必烈便成爲了蒙漢各族地主階級的代理人。“漢法”的施行，也意味着蒙古人徹底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
§§§第二節儒學的重新振興
金、元之際，北方遊牧民族對中原地區的猛烈衝突與軍事征服，造成漢儒文化一度勢頭低落。隨着軍事征服的完成以及少數民族統治者襲用中國之制，儒學又迅速復蘇並發展起來。
崛起於漠北的蒙古遊牧民族，自建立蒙古汗國之後，便開始了他們封建化的過程。元朝建立之後，封建化過程加快。在這個封建化過程中，爲適應中原地區高度文明的封建社會、建立長期有效的統治，元朝統治者採用“漢法”，接受以儒學爲主的漢族思想文化。
儒家學說經兩漢經學、魏晉玄學，至北宋而發展成爲了理學。理學建構於北宋，但卻成熟於南宋，由朱熹集其大成。元代理學上承兩宋，下啓明初，爲理學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了重要的傳遞作用，在中國的儒學史上佔有特定的地位。
隨着宋室的南遷，原本始于北宋的理學，在遼金、西夏統治的區域反而湮没無聞，卻在南方发展了起來。元滅南宋之後，不但促進了民族間的融合，也加強了南北方之間的思想文化交流。南北方長期以來“聲教不通”的局面打破後，南方理學纔開始傳入北方。首傳理學於北方的是南宋理學家趙復。
元滅南宋時，儒臣楊惟中、姚樞受命在南宋地區“求儒道釋醫卜者”（《元史·姚樞傳》。）。公元1235年，元軍攻下德安，趙復被俘。楊、姚對趙復加以保護後，把他禮送至燕京太極書院，請他傳授程朱理學。趙復獻出程、朱等人的著述八千餘卷，還著《傳道圖》、《伊洛發揮》等書，對孔孟之道、程朱理學的書目、宗旨、師承作了全面的介紹。此爲北方理學發展史上的一大轉機。後經儒士大夫姚樞、劉因、許衡、竇默、郝經等人的遞相傳授，理學在社會上傳播開來。從此，理學的地位逐漸上升，以至最終被定爲“國是”，列爲官學。
程朱理學得以在北方傳播，除了學者的傳播之外，更是由於元朝統治者的支持和提倡。程朱理學發展了的儒學，它以傳統儒學的倫理道德爲核心，汲取了釋、道哲學的某些成分，集儒、釋、道于一身，建立起龐大、精緻、縝密的哲學思想體系，爲儒學的發展增加了新的内容，從而使唐末以後衰微的儒學渐趨於興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