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唐使廢止之後，中日兩國之間的往來遂告停頓，但兩國間商船的私自往來，仍然非常頻繁。與此同時，日本入宋求法的僧侶也絡繹不絕；這些日本僧侶依然追寻唐代的遺風，以巡拜天台山聖爲目的的不在少數。
入宋以後，中日兩國間政府的往來並不像唐朝那樣頻繁。這主要是因爲，一方面日本大規模吸收中華文化已告一段落，他們力圖把先進的中華文化與日本文化相結合，從而創造岀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另一方面，整個宋朝無論是南宋還是北宋，缺少盛唐文化那種恢弘大度，始終處於一種積貧積弱的狀態，内憂外患幾乎貫穿於整個朝代，因而在發展對日關係方面，也缺乏一種主動精神。在這種情況下，兩國之間的政治往來便逐漸減少了，代之而起的文化上的交往則成爲了主流。學術、書籍、茶葉往日本的輸入，繪畫、鑄造技術對日本的影響等成爲了宋代中日文化交往的重要内容。
§§§第一節日本與宋朝的關係
唐朝末期，遣唐使廢止之後，中日兩國政府之間的往來基本停止，但民間的往來卻極爲頻繁。入宋之後，由於宋朝的積貧積弱以及當時日本政府對外政策所持的消極態度，兩國之間並没有存在實質性的外交關係。在日本國内，由於豪強勢力的增長以及班田制的破壞，農民負擔加重。在平安時代，自九世紀八十年代起，皇權日益轉入外戚之手，其間勢力最強盛的外戚家族就是藤原氏。在經歷了“承和之變”（指日本承和九年（842）七月發生的藤原氏陰謀篡權的變亂。）、“承平·天慶之亂”（指平將門、藤原純友之亂，因分别發生在承平（931～937）、天慶（938～946）年間，故稱“承平·天慶之亂”。）、“保元之亂”（指保元元年（1156）崇德上皇、藤原賴長發動的推翻後白河天皇的奪權政變，後以失敗告終。）、“平治之亂”（指平治元年（1159）藤原信賴、源義朝發動的推翻二條天皇的奪權政變，後以失敗告終，藤原信賴、源義朝被殺。）等一系列變亂之後，武士興起，日本社會大都處在動蕩之中。在十世紀後的近三百年間，日本與東亞各國没有什麽國家間的交往關係，國與國之間的交易也很少。與此相反，民間貿易卻十分興盛。當時日本的王公貴族對中國的錦綺珍貨，表現出極大的喜好。隨着莊園經濟的發展，北九州和日本海沿岸地區的莊園領主更無視朝廷的禁令，積極開展與中國商人的私人貿易。有的日本商人還冒充“日本國使”、“州使”，私自載貨到中國貿易。十一世紀之後，日中貿易積極展開。北宋時，中國赴日貿易商船，僅有據可查的就達七十多次。到南宋時則更趨频繁，明州（寧波）一帶的海商，結夥成幫，經常向日本派遣船頭、船員和商人，進行貿易。十二世紀平清盛執政以後，改變了日本閉關鎖國的政策，積極謀求與宋朝的友好關係，擴大兩國貿易。日本嘉應二年（1170）九月，後白河法皇行幸平清盛的福原山莊，並在此接見了南宋商人，這是自“延喜以來未曾有之事也”（《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市舶法條。）。平清盛爲了改變日宋貿易局限在大宰府一地的規定，特意疏浚瀨戶内海航路，擴展了音戶的瀨戶（今廣島縣吳島與倉橋島之間的海峽），並修築了兵庫港，允許宋商直接駛入瀨戶内海，停靠兵庫港碼頭。鐮倉時代（1184～1333），建立了鐮倉幕府，鐮倉第三代將軍源實朝曾立志到南宋訪問。建保四年（1216），他指定南宋工匠陳和卿等建造航船，準備訪宋，後因所造航船未能達到渡海的要求而停止。由於源賴朝和北條氏與皇權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日本與中國官方之間的聯繫並不是很多。中日之間的往來也並不平衡，往來兩國之間的船舶，以中國船隻爲多，並以營利貿易爲主要目的。中國赴日本的航路大多從明州（寧波）出發，橫渡東海，經九州、肥前的值嘉島，最後進入日本的博多灣。
§§§第二節宋朝與日本的文化交流
日本从和銅三年（710）定都平城京（今奈良）至延曆三年（784）遷都長岡京的奈良時代，和延曆十三年（794）定都平安京（今京都）至寬平六年（894）遣唐使停止的平安前期，是日本對中國文化的第一次大攝取時期，這一階段是日本全面模仿唐朝的過渡階段。當時向唐朝學習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派遣留學生、留學僧進行實地考察，學習唐朝先進的政治、文化制度；另一種是輸入書籍，從書本上取得科學文化知識和治理國家的經驗。從唐朝引進的先進文化，對日本民族文化的形成具有積極的意義。在日本的奈良文化中，雖然可以看到其獨立發展的徵兆，但其主流仍舊是一味模仿唐朝，這種模仿使奈良文化缺乏内在動力，停滯在固定的、規範的、很少變動的形式之中。平安前期（794～894）的文化是奈良文化的繼續，仍受唐文化的影響，是晚唐文化的反映。平安後期，唐帝國瓦解後，日本文化纔和中國周圍的許多少數民族的文化一樣，開始逐漸擺脫中國文化的影響，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
遣唐使廢止之後，朝鮮半島因高麗滅亡新羅而與日本斷絕外交關係，因此日本受大陸文化的影響減弱，代之以日本内部消化了的過去引進的大陸文化，産生了以藤原氏爲中心的宮廷貴族文化。總的來說，這一時期的文化強烈表現出日本獨特的民族性格，從過去對唐文化的模仿發展爲適應日本人感覺和心理的文化。
宋代是繼唐朝之後中國又一个大一統的時代，是一切面向將來，一直朝着新方向前進的近世開始的時代。而此時的日本則處在從古代國家向中世紀過渡的時期，無論政治、思想、經濟、文化等方面都發生着巨大的變化。宋朝建立之後，由於貴族的没落，創造文化的主人也換成新興知識分子即士大夫了，文化的内容和形式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宋朝與日本的文化交流，表现出與唐朝不同的特質。其中，宗教方面的交流居於主要地位，尤其是佛教方面，迎來了一个大轉折期。宋代，由西域流入和傳譯的經典所帶來的刺激已经喪失，後周世宗的滅佛政策和五代的戰亂又使諸宗的章疏典籍大量佚散，中國人自己的佛教——禪宗乘機勃興。宋代中國禪宗極盛，有育王寺、天童寺、淨慈寺、靈隱寺、雪竇寺等大寺，還有佛果克勤（1063～1135）、大慧宗杲（1089～1163）、雪竇重顯（980～1052）、無准師範（1177～1249）、古林清茂（1262～1329）等耆宿各自發揚宗風，把中國的禪宗進一步發揚光大，這一切無疑引起了日本禪僧渡海參叩的念頭。到了鐮倉時代，中日之間的交通已經恢復，航海技術也有了長足的進步，航海比較安全。由於中日雙方來往的商船很多，所以給日本禪僧的往來提供了方便。加之日本禪僧鑽研禪法的決心很大，有勇往直前、不到彼岸誓不罷休的精神，因而當時的日本高僧，大都遊學宋朝，其人數並不亞于平安時代入唐的留學僧人數。在整個宋代，中日之間的文化交流是以禪宗佛教爲主，其他文化方面的交流處於了從屬地位。這些日本的禪僧們千方百計地將中國文化移植到日本，掀起了繼唐朝之後第二次學習中國的熱潮。他們的這些做法，豐富了日本文化的内容，加速了日本民族文化的發展。
一、“遣唐使”停止後的中日往來
日本宇多天皇寬平六年（唐昭宗乾寧元年，公元894年），菅原道真被任命爲第十九次遣唐使，時隔不久，日本朝廷接到在唐留學僧中瓘的報告，報告中說：大唐凋蔽多亂，遣唐使應停止爲好，菅原道真以此爲理由奏請朝廷廢止遣唐使，宇多天皇准奏，於是定期派遣形式的中日交往到此結束。從此之後，日本主要是咀嚼消化已引進的中國文化，不再大規模引進中國的文化了。安史之亂（755～763）以後，大唐帝國元氣大傷，對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影響大爲減弱。日本所需要的先進中華文化差不多已經都學到手，因此没必要再遠涉重洋到中國去了，於是中日交通遂趨向衰落。雖然政府之間的交流停止了，但民間的貿易和交流還是存在的。在唐末五代（907～960）的近半個世紀中，到日本的中國商船超過十次，但卻没有日本船到中國來。隨中國商船到中國來的日本僧侶有寬建、日延等人。醍醐天皇延長五年（927），日本興福寺的僧人寬建、寬輔、澄覺等十一人，攜帶菅原道真、紀長穀雄、桔廣相、都良相四人的詩集共九卷以及日本著名書法家小野道風的草書、行書真各一卷“流佈唐國”。寬建等人此番來華，意義非常重大，它表明此時的日本所形成的國風文化足可以誇耀于中華，開創了日本文化向中國逆輸出的先河。日本天慶元年（938），延曆寺僧人日延來華，他遍遊吳越各地，並參拜天台山。十年之後，日延攜帶寶篋印塔返回日本，此爲日本僧人參詣天台山之始。當時中國船的起點是明州、越州等杭州灣沿岸和長江口一帶的地方。從日本僧人旅遊的地方來看，他們主要是在吳越等地往來拜佛並結交中國的僧人。
趙匡胤建立宋朝，結束了五代十國以來的戰亂局面。北宋建立之初，社會安定，手工業發展，商品生産繁榮，貨幣經濟擴大。爲了進一步追求商品利潤，中國商人開始向海外發展，如朱仁聰、周文德、陳文祐、孫忠、李充等的商船數次往返於中日之間。
日本朝廷在延喜（901～922）年間制定了“年紀制度”（指日本朝廷在延喜年間頒佈的“中國商船赴日間隔至少两年”的規定。），但由於商人的強烈貿易要求以及日本人對中國貨的愛好而解體，大宰府成了公家的貿易場所。到了宋神宗（公元1067～1085年在位）時代，中日交通開始活躍起來，但政府間的交往較少，中日之間的往來主要是在貿易方面，並且中國船遠遠多於日本船；其次是中日之間僧侶們的往來，主要表現在日本的僧人遠涉重洋，來宋朝學習中國禪宗。史料上明確記載的入宋的日本僧有二十二人，著名的有奝然及其弟子嘉因、寂照和成尋。東大寺僧奝然素有入宋求法之志，日本天元五年（982）七月，奝然發願入宋，並取得東大寺與延曆寺的入宋牒。次年八月，奝然與弟子成算、嘉因等乘徐仁滿的商船入宋，參詣天台山、五台山，晉謁宋太宗，並獻上《職員令》、《王年代紀》各一卷。奝然向宋太宗誇耀了日本萬世一系的天皇制度，並詳細介紹了日本的地理、物産、風俗等，使宋人對日本有了全面而又實際的瞭解。奝然所述直接爲《宋史》、《太宗實錄》等書引用。奝然在宋三年，寬和二年（986）他攜一尊釋迦牟尼像、十六尊羅漢像及蜀版《大藏經》五千卷回國。永延二年（988），奝然又派弟子嘉因入宋奉表謝恩。
到了中國南宋（1127～1279）時，日本對華往來的消極態度爲之一變，積極和南宋往來。元曆元年（1184），掌握日本實權的平氏家族滅亡，禁止與宋朝交通的政策放寬，日本朝廷對與中國通商採取了鼓勵的政策，進而使日本开始學習中國的造船和航海技術。此後，入宋船隻日益增多，入宋僧的數量幾乎可以與盛唐相匹敵。衹不過入宋僧的使命已從入唐僧單純地攝取中國文化，發展到一邊攝取中國文化，一邊向中國輸出日本的民族文化。
二、宋代的中日全方位文化交流
宋朝建立之後，與周邊國家和少數民族的交往已不如唐代，日本還算是對外交往中比較頻繁的國家之一。宋代時的中日交往，政治上的往來已不佔主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以文化方面的往來爲主。日本不僅學習、攝取中國文化，同時也向中國輸出日本的民族文化。中日雙方開始了全方位的文化交流。
1 哲學思想
中國最早的儒家經典是公元三世紀經朝鮮半島傳入日本的。五世紀前後，由於戰亂，中國出現了移居日本的高潮（參見吳傑《從〈日本書紀〉看中國僑人的記載》，《日本史論文集》第139～144頁，三聯書店1982年版。），在這個移民高潮中，儒家的典籍與思想也隨之東渡。
日本人系統學習中國儒家經典及其思想，則已是六世紀的事了。儒學雖然在五六世紀傳入日本，但對古代日本的影響並不廣泛。到了七世紀以後，儒學的影響纔日漸擴大。與此同時，在日本社會上也存在着其他的思想。如流行於平安時代（794～1191）中期的歌謠《伊呂波歌》，據說表現了《涅槃經》中“諸行無常，是生滅法。全滅滅己，寂滅爲樂”偈語的意思，其主旨體現的是一種無常的觀念。最早推行改革的聖德太子，在他所進行的“推古朝改制”中，把儒家思想中的“德治”、“仁政”、“法制”等觀點，都納入到其改革的體制中。聖德太子的改革雖因種種原因未能取得預期的效果，但儒家的政治理念卻在日本政治家的心目中日見深入。
在日本古代歷史上，“大化改新”是一次最重大的變革，其主要推動者中臣鐮足和中大兄皇子，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他們拜留學唐朝的南淵請安爲師，學習“周孔之教”（《日本書紀》皇極天皇三年條。）。孝德天皇在建立大化改新的政權後，把中國儒家所提倡的“仁政”視爲日本統治者“德治”的主要内容，在日本統治者中産生了相當大的影響。成書於養老四年（720）的《日本書紀》中，以儒、法思想爲内核的諸家雜糅的政治思想隨處可見。據此可以認爲，當時人們對儒教的政治思想已基本有所瞭解。以大寶元年（701）制定的《大寶律令》爲根據，養老二年（718）制定的《養老律令》的“學令”規定：在大學和國學所修的經書中，《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爲中經，《周易》、《尚書》爲小經，學二經者須學大小經各一種或中經两種，學三經者須學大中小經各一種，學五經者須學大經两種及中小經三種，《論語》、《孝經》則爲全體學生的必修課。
幾乎與儒家思想同時傳入日本的，還有中國的哲學思想。由於日本的哲學思想大都來自國外，所以從日本的哲學思想發展來看，其哲學思想主要體現在佛教内容方面。
六世紀時，佛教作爲大陸文明的載體經過朝鮮半島傳入日本。這種在當時被視爲“蕃神”的外來宗教立即同原有“國神”信仰體系發生交匯，並在碰撞與融合中扎根到古代日本文化的土壤之中。
佛教發源於古代的印度，在東漢之初傳入中國，經過魏晉南北朝時代與漢民族文化逐步融合後，形成了以大乘思想爲主的漢譯經典體系。這一獨具特色的中國式佛教很快傳到朝鮮半島，隨着日本列島同朝鮮半島之間交往的擴大，佛教自然而然地傳入了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