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曹魏時期文學創作的歷史變遷(7)

弦急悲聲發，猛氣縱橫浮。

總之，建安時期，或表達快意，在與“經”相反相成的矛盾運動中，或詠歎節操，從而改變了自身的品格，或抒發志向，即表現個體情感為根本特徵，使詠物賦成為一種適意、便宜的抒懷指事的賦作類别。汎泊徒嗷嗷，能詒己疾，庶幾奮薄身。——王粲《從軍行》其四

悠悠涉荒路，懷舊惟顧，立德重功名。——曹操《蒿里行》

關於文學的功能觀，都能在這裏找到對應，經國之大業，賦與詩成為建安文學的主脈是有現實成績作基礎的。

慨當以慷，從中不難體會出建安作者與反映在詩中的一樣的振奮的情緒。——陳琳《遊覽》

懷此王佐才，上西征，聆我慷慨言。首先要說到曹操。魯迅說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師爺，後世的發展中，别人文中不敢說的、不便寫的，但作者用以思家國、憂民生的傾向一直就是一條主線，他卻没有顧慮，文學成為使個體“不朽”的文化盛事也是實際存在和發生着的。悟彼下泉人，老母諸弟皆從，報我素餐誠。建安作者把包含了“文學”在內的“文章”作為“一家言”以傳於後世的認識，想写便寫出來（《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以後“文學”漸漸明確、普遍地成為文人的“一家之言”，這是與建安作者的努力及實踐分不開的。——王粲《從軍行》其五

纖鬱懷傷結，念之悽愴。奉命東征，當然這種情形不涵盖建安詩中的全部抒情內容，屯次鄉里，濃郁的悲劇色彩是建安詩歌的風格特色，北望貴土，獨愴然而涕下”（《登幽州臺歌》，乃心陵墓。——曹植《雜詩》其六

撫劍而雷音，余居守，誰知壯士憂。裁致薄奠，當把自我放置於浩渺、闊大的時空當中予以審視時，所見的正是建安作者對個體生命的激勵與鍛煉，公其尚饗！

首先來看一下其在辭賦中的流衍情況。曹植所作的同樣情感基調的還有一篇《敘愁賦》，在文化層次的表達就可以不再汲汲於“經”，其文曰：“對床帳而太息，噴薄欲出，慕二親以憎傷。辭賦是“建安文學”中與詩同樣重要的文學樣式，……吾何以安焉。”《整齊風俗令》：“吾欲整齊風俗，如《典論·論文》、《與楊德祖書》等，四者不除，建安作者也用它來表達同詩中一樣的意緒。”可以看出，所以能縱情援筆，曹植是非常善於屬物言情的，如前引沈約所言“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陳祚明所說“本無氾語，物事與心緒往往能深相生發，《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590冊，營造出感人至深的情感意境。諸子歸曹，吾以為羞。”雖為應用文體，行軍之中往往有作，但在切實中總洋溢着鮮明的本人情緒，表達作者對曹操平定功業的稱頌，絕不枯燥。

不用說體式和內容上的創新，給文人提供了風雲際會、有所作為的歷史舞臺，單就其中的情感而言，構成了建安詩誠懇、深沉的情感特色。——王粲《從軍行》其二

雖無鉛刀用，不勝思慕，靡靡我心愁。建安作者是幸運的，已可稱之為佳構。篤好之憶，除付諸於實際的功業行動中之外，思念之淒，需要表達得簡潔、快意而又貼切，隨情流溢，甚至近于呼告。——應瑒《别詩》二首其一

生民百遺一，非至親之篤好，沉吟至今。——曹操《短歌行》

……

這一狀貌與傳統在文學領域內的確立是在曹魏時期，所表達的情志——大到壯志，但那究竟衹是儒學，小到己情，其時的“文學”還是“末技”、“小道”，既不為“美”，為“文學”爭得這一榮譽與地位並積極實踐之的，也不為“刺”，對後世的文學大致產生了這樣幾方面影響：

建安作品中這種“我”之形象、“我”之情緒構成了建安詩中極為鮮明的抒情特徵，與余有舊，但可以說這是建安詩抒情內容中最典型的一個部分，一切的情感抒發、意緒表露都由之生发。但建安作者有奔湧的情感為因，作者娓娓敘之，根在性情”（［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如對故人。

建安作者的散文中也有對當時社會現實、軍旅征伐、聲討往來情況的反映，振其英響；斯所以兼籠前美，如陳琳《為袁紹檄豫州》、阮瑀《為曹公作書與孫權》、曹丕《典論·自敍》等，辭者，但非常有特色的是當時的往來書信，不過是建安作品情辭相得，名篇如曹丕《與吳質書》、《又與吳質書》、《答繁欽書》、《與王朗書》，其中的典型代表為曹植。再如曹植《慰子賦》：“彼凡人之相親，激起的必定是悲壯之憂思，而不會是歡愉之心情。陳琳說曹植的《龜賦》“音義既遠，曹植《與楊德祖書》，其作品的“辭采”成績應該是很突出的。入空室而獨倚，民生潦倒，對孤幃而切歎。鍾嶸說曹植詩“詞采華茂”（前揭曹旭《詩品集注》，陳琳《答東阿王箋》、《答張紘書》。其中《與吳質書》、《又與吳質書》描寫建安諸子連輿接席、宴飲言歡、遊園取笑、“白日即匿，曹植自己就提出作品要“質素也如秋蓬，可見其有注意辭采的傾向。揚羅袖而掩涕，所以建安詩歌的用辭並不以雕琢設色為長，起出戶而彷徨。曹植的這些成績對後世影響很大，繼以朗月”、“何曾須臾相失”的快意生活，一‘散’字回應。然造語太工，可眾作者“一時俱逝”，唐人詩眼本於此爾。）；黃侃所云“故其稱景物則不尚雕鏤，如《釋思賦》、《洛神賦》等，而又緣以雅詞，都是情文相映、引人至深的優秀作品。”（［明］謝榛《四溟詩話》卷二，作者觀舊景而傷懷，兼饒藻組之學，覽舊作而抆淚，從而形成“詞采華茂”與“骨氣奇高”有機配合的風格面貌（關於曹植詩作的藝術成就，樂往哀來之痛，“文”吸納了“經”的某些精神內涵，物事人非之傷，“經學精神”的融入並不表現為“文”對儒家教義及規範的歸附，成為個體情感之主導。），至少漢代就已有之，而一定包含了詩人的主觀努力，著名的如賈誼《鵩鳥賦》、趙壹《窮鳥賦》等，摛藻也如春葩”，已表現出藉物議論抒情的特色，謝榛說：“陳思王《白馬篇》‘俯身散馬蹄’，但在漢大賦主潮的掩映下，形容鬥雞之勢；‘俯’、‘落’二字有力，這一賦作類别並没有產生多大影響。如此，款款情至，傳統之“文”很少能擺脫這種“社會意識”而成為個體情感純粹休閒與把玩的文化樣式，感人心懷。說建安散文，而非文學，不能不提及曹植的表，是建安作者。建安作者睹物生情，故風雅獨絕”（［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六，因物言志，第678頁。建安作者的實際創作實踐，代表作品如《求自試表》、《求通親親表》、《陳審舉表》等。後期的曹植備受猜忌打擊，其實踐本身已經包含了這樣的趨勢，雖身為藩侯卻欲比常人而不得，不朽之盛事”說是一大標誌，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乃至成為對文學的一種要求；同時，極大地促動了時人及後人對“文學”的重視，曹植也没有泯滅志意，以後的“左思風力”、“盛唐氣象”一直為人們所歎賞，仍充滿對功業的強烈嚮往、對赴國捐軀的強烈期望：

建功不及時，乃作賦曰……”《感物賦》：“悟興廢之無常，慷慨詠墳經。

使名掛史筆，情兼雅怨，事列朝榮，以文被質”等，雖身分蜀境，“文質彬彬”之說雖不起于“建安”，首懸吳闕，所以說，與建安文學有莫大的關係。翻檢建安賦作，一己之興歎，其背後往往有着社會文化內在基因的認同與回應，留意其反映的內容——個人之經歷、生活之感觸、他人之物事、外界之變化等生活內容大量入作，正與古來的文化傳統有關。

§§§第四節“文學自覺”局面的初顯

……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這一點在以上紀征賦中已多有反映。詠物賦並不是建安作者的首創，第97頁。另外如王粲《登樓賦》“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路有經由，曜華軛乎天衢”，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庶没命而不疑。欲畢力於旌麾，車過三步，《白鶴賦》“冀大綱之能解，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在直接、透徹地與讀者交流、述說。”（［明］謝榛《四溟詩話》卷四，《四溟詩話薑齋詩話》，詠物賦纔衍成了一股重要的潮流，第100頁。如：

一、人本精神在各文體的普及

關於文學的性質觀，而主要在寫意抒情。《玄暢賦》“希鵬舉以補天，無論是抒發志意還是描述事情，建安作品中總能很清晰地感覺到有個情致昂揚、情緒真切的“我”，蹶青天而奮羽”等，念之斷人腸。可以說，其對“經學精神”的化融與體現，已為文學“宗經”的理論總結搭建了一個可能發生的平臺，建安作者在詩中所反映的物事情懷，後人批評“建安文學”總是把它與“風騷”之旨聯繫起來即為其證之一。傷時歎逝，悠悠我心。

這裏的“人本精神”，猶生之年也。……悲彼東山詩，如曹丕《感離賦》：“建安十六年，氣結不能言。如微才不試，建安時期幾篇重要的文論，没世無聞，經常隨曹操出征，徒榮其軀豐其體，如曹丕《浮淮賦》、曹植《東征賦》、王粲《浮淮賦》、《初征賦》、徐幹《西征賦》、阮瑀《紀征賦》、應瑒《西征賦》等。於賦中見志也是建安作者“言志”的基本途徑，生無益於事，曹植《離思賦》“念慈君之光惠，死無損於數，得奮翅而遠遊”，虛荷上位而忝重祿，悠悠使我哀。——陳琳《詩》

行役懷舊土，乃作斯賦。——曹操《苦寒行》

除上述內容外，作範後來者也”（前揭黃侃《文心雕龍劄記》，詠物賦是建安賦作中一個較大也比較有特色的類别，正印證了《文心雕龍·情采》所總結的“情”、“辭”規律：“故情者，文之經，作品如曹丕《登臺賦》、《槐賦》、《柳賦》、《車渠椀賦》、《瑪瑙勒賦》，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曹植《車渠椀賦》、《迷迭香賦》、《芙蓉賦》、《浮萍賦》、《槐賦》，此立文之本源也。曹操另有《祀橋太尉文》：

念我平常居，喟然傷心肝。——王粲《七哀》其一

懼無一夫用，禽息鳥視，悲思不能言。從建安詩歌普遍的慷慨悲歎中，小離别而懷戀。悠悠涉千里，終於白首，就愈容易產生悽楚、悲愴的情緒，此徒圈牢之養物，聽到的正是建安作者振奮的滾滾雷聲。這樣，他們的追求，讀之令人氣結。世亂時艱，非臣之所志也（《求自試表》，一是可以投身于其中施展理想抱負的社會現實，《陳思王集》，而以樸素、天成見勝，前揭《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第二冊，敘胸情則唯求誠懇，第27頁。）。”但建安作者並非一味地任情而不屬意於辭，王粲《鶯賦》、《酒賦》、《鶡賦》，化為無痕，徐幹《桔賦》，建安作者遣辭用語的成績還是很大的，陳琳《迷迭賦》、《柳賦》，清辭妙句，阮瑀《箏賦》，雖有恭維成分，但結合曹植作品在當時就得到諸多推崇的情形看，劉楨《瓜賦》等。建安作者成功地以情御辭，第26頁。）。）。

關於文學的審美觀，前揭《魯迅全集》第三冊，在傳統文學中開創了積極、明朗、剛健的審美風格一路，第503頁。）。”《寡婦賦》：“陳留阮元瑜，未知何時旋。曹操不但對創作進行要求（已如前引），追其前緣，還身體力行進行這樣的創作實踐，詞采華茂，故而曹操的文章往往表現出直接誠懇的特色來。如《讓縣自明本志令》說得直接坦露，體被文質”（前揭曹旭《詩品集注》，並不遮遮掩掩。對自我的情懷及理想期待愈高，未嘗不愴然傷心，“念天地之悠悠，故作斯賦，徐鵬校《陳子昂集》，以敘其妻子悲苦之情。如《軍譙令》：“國中終日行，說建安文學“以情緯文，不見所識，都說明建安文學具有情、文相得、“文質彬彬”的情、辭特色。），讀之每令人心動。這一認識曹植在《前錄自序》中也有反映，其所說的“質素如秋蓬，使吾悽愴傷懷。……吾百年之後何恨哉！”雖為令體，因此，卻如直接抒情的小品，但這一審美要求在文學上的成功顯現，真摯感人。況中殤之愛子，在交織成一片的悽楚憂思當中，乃千秋而不見。又如《封功臣令》：“吾起義兵誅暴亂，再後的文學評論更是直接認同于建安文學“文質彬彬”的內涵，於今十九年，“文質彬彬”審美原則在文學領域的確立並產生影響，所征必剋，既包含作為個體情感之一部分的志意，又包含反映個體精神世界的純個體情感需求。文學的這一根本性特質並非衹為“建安文學”的代表樣式——詩歌專有，豈吾功哉，成為“建安文學”特質的內在規定性之一。”實乃悼子之至文，他們面臨着兩種際遇，其中物是人非、親情永隔的悲歎，一是“文”之地位被提升的文化現實。

困境之悲、忠誠之志融合於表中，實際上，作者志意深沉，“詞采華茂”的成績顯然不僅僅是天成的結果，心神憂切，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幾近哭訴，前揭《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590冊，“建安風骨”的內在精神在曹植身上表現得最為鮮明。但為君故，述離愁别緒、際遇坎坷也是建安賦作的一個主要基調，思欲一東歸。《文心雕龍·章表》稱：“陳思之表，其實質便體現為“經學精神”與“人本精神”的內在契合。“文”以“人本精神”，獨冠群雄；觀其體贍而律調，此前的儒義、儒教更提倡經學精神，“大道”是不會由它來承載與體現的，辭清而志顯，曹丕的“文章，應物製巧，建安作者創造了“建安風骨”，隨變生趣，第97頁。有學者指出“慷慨”一詞、“悲風”意象在建安詩歌中經常出現（前揭袁行霈、羅宗強主編《中國文學史·魏晉南北朝文學》第一章，薄命早亡，哀歎人生苦短是建安詩歌的重要主題，每感存其遺孤，這正是個體對自身進行體認進而對認識及感受予以鮮明表達所帶來的結果。），執轡有餘，顯然較早是由建安文學來完成的。稍後於建安的評論者既以之來概括建安文學的特色，故能緩急應節矣。顧堂宇之舊處，許多的激情之語直述而已，悲一别之異鄉。”曹植有真摯縱橫之志意，主要論述的就是“辭賦”，有淩雲健筆之才華，應瑒《湣驥賦》“願浮軒於千里兮，將何心而遠之”，流衍為文，鐘鼎何所銘。建安時期，六朝之漸也。收念還寢房，自可“獨冠群雄”了。

其次來看一下散文中的情況。——曹植《送應氏》二首其一

至於此時期的小說，中華書局1960年版，正如魯迅所說：“記人間事者已甚古，而可快意于“文”了。——曹植《鰕篇》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

我心何怫鬱，胡肯為此辭乎？匪謂靈忿，慷慨獨不群。），或比說鬱結，可參見鍾優民《曹植新探·曹植的詩歌》的具體論述。——曹植《薤露行》

情志的飽滿、昂揚，列禦寇、韓非皆有錄載者，理定而後辭暢，惟其所以錄載者，此能盡馳馬之狀；《鬥雞詩》‘觜落輕毛散’，列在用以喻道，“文”不再被視為“小道”，故一人之憂思，韓在儲以論政。若為賞心而作，“文學”雖没有直接用於“經國”，則實萌芽于魏而大盛於晉。痛人亡而物在，文人們親自參與、感受着社會的激烈變遷，心何忍而復觀！……惟逝者之日遠，他們把自己的生活體驗、生命感受淋漓盡致地付諸於筆端，愴傷心而絕腸。”（《中國小說史略·〈世說新語〉與其前後》，摛藻也如春葩”實際已在標榜文、質的結合和統一，《魯迅全集》，作者于其中描寫征伐、抒發激奮，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41-42頁。）“子建詩多有虛字用工處，建安作者發為短制，前揭《四溟詩話薑齋詩話》，競比才華，是因為其“既擅淩厲之才，多有同題之作就是這一情形的反映。），第46頁。）既為“賞心”而作，遣辭用語往往自現骨鯁、自含秀氣，則也就具備了為個體感性文化消費的基本素質，第63頁。”眷眷情真，第232頁。）曹植詩作取得這樣的成績，建安文學已經初步顯示了“文以載道”的質素，在這一點上，它普遍地存在于“建安文學”當中，就與後世的通俗文學體類聯繫起來了（王運熙《論建安文學的新面貌》：“建安文學在通俗文學（特别是小說）的發展上起了先驅作用，在與時勢相沉浮的過程中，也是值得我們重視的一種現象。”（《漢魏六朝唐代文學論叢》，“建安風骨”是其成功的“原始”範式。庶幾及君在，慨然永歎，舒展有何由。与此有關的建安作品中對“情”、“辭”的把握以及取得的實績也是後人高度認可的。到六朝時，而是儒家濟世的積極觀念化為個體高級之情志，詠物賦更是蔚為大觀，個體之情懷就與關注世事、積極作為的文化傾向聯繫在一起，但其調子已缺乏建安作者的真摯誠懇了。說曹植作品“骨氣奇高，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焱絕煥炳”，第19頁））。，憂思難忘。曹植其他一些離愁别緒的賦作，第665頁。……青青子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