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隋唐土地制度与农业政策
唐朝时期是蜀地历史上政局最为安定，经济文化全面繁荣鼎盛的时期。有唐一代，巴蜀以“土富人繁”称誉天下。陈子昂曾经说，从陇右到河西诸州，国家边境防御资费、驿站给养、商旅日常供应，都是依靠蜀地，因此称蜀地为“国之珍府”。蜀地是唐王朝赋税的主要来源地区之一，也是晚唐时期支撑唐王室军需的重要基地之一。时人甚至认为国家军事需求必须仰仗蜀中，蜀地府库的充实，与京师无异，这都反映出蜀地雄厚的经济实力。所谓“扬一益二”之说，便是由此而来。正是唐朝时期相对安宁的环境，和统治者推行的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尤其是均田制逐步推及长江流域，蜀地（唐时的剑南道）也实行了均田制，蜀地农业经济得到稳固和发展，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如牛耕和铁器的进一步普及，都促进了蜀地在唐时期经济的繁荣。
（一）土地制度
唐朝初年，由于经受隋末的动乱，社会经济凋敝。唐王朝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促使生产恢复，保证租税的收入。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唐王朝颁布了第一个均田令。其主要内容有：
1丁男和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各受永业田（世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老男、笃疾人、废疾人各受口分田40亩，寡妻妾各受口分田30亩。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再收还。
2有封爵的贵族和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依照品级请受永业田5顷至100顷，有战功受勋的人，可以依照勋级别请受勋田60亩至30顷。
3受田足的叫宽乡，不足的叫狭乡；狭乡的人准许在宽乡遥受田亩。官人永业田和勋田只能在宽乡授给，但准许在狭乡买荫赐田充。
4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供奉的，准许出卖永业田；迁往宽乡和卖充住宅、邸店的，并准许出卖口分田。买入的田地不能超过应受田限额；狭乡的人买地，准许依照宽乡的限额。
在隋末农民战争中，地主死亡逃散的很多。他们遗留下来的田地，有的转移到农民手中，有的成为国家控制的荒田。唐田令承认农民占有这些田地的合法性，唐田令也使那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可以依令向国家请受荒田，进行耕种。因此，均田制的实行，对于唐初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川在唐时也实行过均田制。四川乐至的招提寺碑文中曾记载了这样一条材料：“……扬德及儿晃今将口分贰拾亩，将施入院内，供一切诸方师僧永为常住。”（《八琼室金石补证·招提净院施田记》。）招提寺碑文的开始刻有“大唐光化三年”的文字，据学者考证，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唐光化三年篆刻碑文，它记载的却是唐前期的事情；另一种可能是，它记载的就是唐光化三年的事情，“口分”的字样是唐代前期均田制术语在唐后期的遗存。如果它记载的是唐前期的事情，那么就说明均田制有可能在唐前期就在四川实行过。如果它就是发生在光化三年的事，那么至少四川在唐朝也是实行过均田制的。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可以说明均田制的确扩广到四川地区了。
隋唐时期均田制并不是唯一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均田制并不否认大土地所有制的合法存在。均田制看似要重新分配土地，其实不然。封建国家根本不可能在地主和农民之间实行土地的平均分配。封建国家实施荒土分配的目的，是要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为国家提供其赖以运转所必不可少的赋税基础。比如隋初苏威曾建议减少官吏、皇室的封地以补充民田，但另一位官员王谊却认为百官封地不可削减，这样才能体现皇恩浩荡，使官吏永远忠心效力。隋文帝最终采纳了王谊的建议，仍旧大赐土地给臣下。初唐武德均田令颁布不久，朝廷又明确宣布：“其隋代公卿以下，爰及民庶，……所有田宅并勿追收。”这既表达了封建国家欲与地主阶级共享土地所有权的强烈愿望，又是均田制与大土地所有制和平共处的法律依据。
（二）发展农业的政策与措施
公元589年隋灭陈，结束了长达近四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国家重归统一。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这种和平安定的政治环境正是社会经济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隋唐两代都高度重视农业生产。特别是经历了隋末农民战争洗礼而建立的唐王朝，进一步把“农本”和“民本”结合在一起，并且把农业提高到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唐太宗在贞观初就告诫大臣们说，国家以人民为本，人民以土地为本，必须使人民丰衣足食，统治才能牢固。因此隋唐统治者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措施。
1大力推行均田制，奖励垦荒
隋文帝、唐太宗都非常关心均田制的实施。隋文帝曾于开皇十二年（592）专门派官员核查各地均田制的实施情况。唐初经过隋末战乱的摧残，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为安抚流亡，重新把农民引回到土地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统治者沿袭了北魏以来的均田制，结合当时社会情况，略加修改，于武德七年（624）四月，由唐高祖颁布在全国实行均田令。之后唐太宗继续推行。唐太宗所推行的均田制，主要是鼓励农民从地少人多的狭乡迁至荒地较多的宽乡，其目的是通过授田的方式，鼓励广大农民去宽乡开垦荒地，并对前往宽乡的农民给以各种政策上的优惠。唐太宗还到过许多地方，亲自过问当地均田制的实行状况。在出土的敦煌文书中，有请田、给田、欠田、退田等各种详细的原始记载，说明均田制无论在内地还是在边远地区都有实行，在当时的剑南道也有实行。均田制虽然没有触动原有的私有土地，但迁民实宽乡及不足者请受大都是在荒地上进行的，因此均田制无论是在宽乡还是在狭乡都具有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的作用。
2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
隋朝时沿用北齐北周的赋役制度，男子十八岁成丁，承担国家的徭役赋税，六十岁为老，方可免除。每丁每年服役30天；向国家缴纳的租调为：粟三石，绢一匹（四丈），帛三两。史称隋文帝“爱养百姓，劝课农桑，轻徭薄赋”（《资治通鉴》卷一七六。）。开皇三年（583），隋文帝下诏改革：“初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减十二番，每岁为二十日役，减调绢一匹为二丈。”（《隋书·食货志》。）平陈之后隋文帝又下令：“江表初定，给复十年，自余诸州，并免当年租税。”开皇十年五月，“又以宇内无事，益宽徭役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防”（《通典·食货典》。）。唐代租庸调法是继承隋朝发展来的。在实行初期，农民负担较隋朝更轻，这主要表现在输庸代役上。假如每年20天的力役，可以交绢或布来代替，则每个农民每年至少可以多20天以上（加上服役往返时间）的时间，花在自己的劳动生产上，从事自己耕地的经营。因此，租庸调制不仅减轻了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依附关系，而且有利于提高他们劳动的兴趣和积极性。
3裁汰冗员，精简机构
为保证重农思想方针的贯彻实施，唐王朝在建国之初便对官吏队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顿。贞观元年（627），房玄龄根据唐太宗的旨意，精简、裁汰了一批冗员。同年二月，唐太宗看到州县倍增，民少官多，于是又裁汰了一批地方官。在唐代，按规定，一旦做官便享有许多特权。以分田为例，唐代一个官员占有的永业田，高的是农民所占永业田的几百倍之多，少的也有几十倍。另外，这些官员按职位高低，还可以占有人数不等的奴婢。裁汰冗员的结果，不仅提高了行政效率，减轻了人民负担，更重要的是，政府可以迫使裁汰的官员交出所占的大量良田和释放奴婢，从而不仅使国家能获得大批劳动力，也使政府掌握了更多的土地，为较好的实行均田制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4兴修水利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唐太宗既然以农业为本，就必然要重视水利建设。为了搞好水利建设，唐政府对治水的专门机构进行了整顿，加强了各部门的领导力量。中央由工部水郎中主管水利，各地的水渠和斗门置长一人，专管节水多少，均其灌溉。另外，为加强对水利部门的监管，唐政府还制定了水利和水运的专门法律，这就是所谓的“水部式”，以刑律来保护河水与堤防的合理使用。由于唐初统治者对水利建设予以高度重视，各地政府征用民工大修水利，且成效十分显著。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初至开元年间，兴修的水利工程就达一百六十多项，遍及全国各地。在成都平原，通过扩建都江堰水利工程，扩大了灌溉支渠，增加了灌溉面积，成都、彭州、雒县、新津、眉山等川西平原地区均大受其益。在川中地区，从成都平原东部到涪江流域中上游的广袤地域内，兴建了许多堤堰和灌渠，引水入渠灌田。这样，蜀中的自流灌溉区大大得到扩展，从成都平原向北扩及绵州境内的涪江平原，向南扩及眉州境内的岷江冲积平原，灌溉面积大为扩展。据史载，远济堰可灌溉田地一千六百顷，广济陂可灌溉四百余顷，鸿化堰可灌溉二百余顷，蟆颐堰可灌溉七万二千多亩，通济堰可灌溉一万五千顷，雒县堤堰可灌溉一百余顷，成都万岁池可灌溉周边三乡田等等。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使蜀中粮食产量大大增加，成为名闻中华的著名粮食丰产区，“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陈子昂集·谏讨雅州生羌书》。）。
5增殖人口，以解决劳动力不足
唐朝初期，恢复农业生产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劳动力严重不足。隋代极盛时全国户数近九百万，而到贞观初年，骤降至“户不满三百万”（《通典·食货典》。）。面对这种情况，唐太宗为增殖人口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赦免逃往山里的农民起义军。唐初许多曾参加过隋末农民起义的广大将领，由于不了解新建立的唐王朝对他们的政策和态度，出于自保的需要而逃匿山谷之中。针对这种情况，唐初政府采取既往不咎、宽宏大量的政策。唐政府颁发“大赦诏”，宣布参加起义而逃匿山谷的农民，只要回村，一律不予追究。此诏令颁布后，那些逃匿的农民，纷纷从山谷里走了出来，在政府的安排下从事生产。唐王朝不仅因此获得了大批精壮的劳动力，而且也解除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事实证明，唐太宗的“大赦诏”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其次，招徕、赎回外流人口。隋末战争中，大量住在边境的汉人被突厥等少数民族政权掳掠，其中也有一部分汉人因避乱而入北。因此唐王朝建立后，唐政府曾多次与少数民族政权交涉，赎回了大量被掳掠人口。最后，唐王朝又大力提倡男女及时婚配、奖励生育。唐太宗刚继位，就颁布了“劝勉人间嫁娶诏”（《通典·礼·男女婚嫁上纪议》。），规定以男年龄二十，女年龄十五作为法定婚龄，“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对“妻丧达制，孀居服纪已除”（同上。）的鳏夫寡妇，允许他们再娶再嫁。为保证育龄男女能及时婚配，诏令还责成乡里亲戚或富有之家，对贫乏不能嫁娶者，采取资送的办法，以帮他们完成婚姻大事。通过上述措施，唐朝户籍、人口迅速增长。人口的迅速增长对解决劳动力的不足、促进农业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隋唐农业政策之得失
唐代实行的均田制，规定每户占有土地的数量，规定不准买卖，这些规定在一定的时间内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豪强大族兼并土地。国家公开授田，可以招徕流民和豪强大族控制下的依附农民，有助于开垦荒地，发展生产。自耕农增多，户口增加，有利于国家征收赋税和调发徭役。另外唐政府实行的奖励垦荒、轻徭薄赋、裁汰冗员、精简机构、兴修水利的措施，使大量荒地得到开垦，耕地得以增加，水利条件的改善使农业产量得到提高，这些都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虽然如此，均田制仍有很多弊端，表现在：
第一，授田受到国有荒闲田土资源的限制。按田亩规定，一个小农家庭可以受100亩农田。而实际上，由于受到可耕地面积不足的限制，大量农民根本没有达到法令规定的应受田数额。出土文物反映，即使是宽乡也往往受田不足额，狭乡农户得到的政府授田就更少了。比如隋文帝开皇十二年（592）派官员核查均田制实施情况，发现土地较紧张的地方，每个男丁仅能受田20亩，老人和妇女所受田就更少了（《隋书·食货志》。）。唐太宗于贞观十八年（644）到“灵口”（《通典·礼·男女婚嫁年纪议》。）巡游，问及当地受田情况，答曰每个男丁受田仅30亩（《册府元龟·帝王部·惠民一》。）。武周时，狄仁杰上疏，也说到彭泽等县“百姓所营之田，一户不过十亩、五亩”（《全唐文·全免民租疏》。）。
第二，均田制是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实行的，并不触动地主占有的大量土地。所谓授田，主要是从荒地上调拨。地主占田往往逾限，而农民大多受田不足额。并且由于地主拥有大量私属奴婢，加上他们又多隐瞒土地，以致所分的田土超过了法令所限，农民所得的土地达不到应受的额。
第三，由于贵族官僚的受田额度很高，不论是职官、官爵、散官、勋官都可授永业田。于是，凡是官吏都可依法成为地主阶级，这就使人民受田更加有限。
第四，均田制规定了僧尼和工商业者都可受田。他们的受田数虽较农民成丁者少些，或只能在宽乡授田，但他们通过法律的规定占有一定的土地，再通过巧取豪夺从而扩大实际占有的范围。因此，寺院的占地附户日增，寺院经济的势力日益强大起来。工商业这一等级，在汉代的法律是摈之于土地占有者之外的，在以后各代，他们的身份也不高。唐代依法给予他们以土地，使地主与商人相结合，商业资本转向对土地的掠夺。这种脱离了自然联系的脐带而基于主从关系的占有，对农村社会的生产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同时，他们被列入授田的行列，也成为旧式均田制的破坏因素。因为可授田的数目是有限的，承认工商业者的授田数，不过是对他们所实际占有的土地作出规定罢了，事实上并不一定按人户划分土地给他们，这就埋下了土地兼并的祸患。
第五，均田制下限制土地买卖的法令并不严格。法令上限制土地买卖的时宽时严，给土地逾制的占有开了方便之门。法令规定，在家贫需要葬费及流移的情况之下皆可“出卖”永业田，而口分田在狭乡迁宽乡，卖充住宅、邸店时，都可“出卖”。这样的规定，虽然从表面上看，似乎意味着农民对自己的份地，逐渐提高了占有权，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却是为豪强之家打开了巧取豪夺的后门，使他们可以在设立邸店、建置园宅的名义下，大肆兼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