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宁
2011年，全国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浪潮深刻影响着四川。四川省明确提出要建设西部文化高地。这一年，四川文艺创作向纵深发展，优秀作品不断涌现，文艺队伍向高端集聚，正积极开拓文学艺术的新天地。
一、寻找不断创新的文学意义空间
回顾全年可以看出，四川文学界始终在寻找不断创新的意义空间。四川文学的创作语境受到全国文化发展趋势的影响，作家的写作态度和写作方式发生了的变化，为文学艺术打开了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创作空间和思维空间。倏忽变化的现实生活，规模日趋扩大的城市化进程,现代与后现代交织的文化思潮，无疑给作家造成前所未有的心灵触动，从而改变文学创作中的材料、情感和思想认识。
1.小说创作正在形成用文化建构文学的意识
2011年四川小说创作视野更加开阔，切入视点更为独特。创作主题集中于三个方面：地域文化、人物命运、现实关注。从重新发现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年小说创作仍然延续着新世纪以来四川文学创作的发展势头，但折射了四川文学走向的某些脉动，一些新领域打开了、丰富了，创作视点有所拓展，作家正在形成用文化建构文学的意识。2011年有三部长篇小说获得四川省的第七届文学奖：格绒追美的《隐蔽的脸：藏地神子秘踪》、魏继新的《辛亥革命》、苗勇、李国军的《曾溪口》。
三部小说以不同的题材生动描绘了大时代广阔的生活画面，或辛亥革命的故事，或民国大动荡的大巴山，或转型期走向现代的藏地。几部作品渗透到民间底层，笔触深入到对生存和生命意义思索的层面，进入到人的丰富多彩的命运。藏族作家格绒追美的长篇小说《隐蔽的脸——藏地神子秘踪》，是康巴文化写作的又一力作。小说以两个家族——逃难的绕登家族和雅格喇嘛家族为主干，描写了康巴藏地近代以来亦真亦幻的传奇故事。表现神力逐渐式微而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以活佛为代表的神迹时代逐渐过渡到无神时代。叙述人“我”，投生前是无形的精灵，虚无缥缈，能自由穿越时空。《隐蔽的脸——藏地神子秘踪》写作上有两个特点，之一，叙事结构的独特构造。作者将“转世”作为链接结构，赋予小说叙事极大的自由度而又不失内在线索。作品采用了两套话语体系：魔幻的语言与现世实在的语言。两套话语由一个超时空的叙述人“我”统一起来。通过“我”的亦真亦幻的视角，连接起了有神与无神两个时代。有神时代的魔幻与无神时代的实在奇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写作特点之二是词条式的写作。一个个小词条广罗地物风情、时代变迁。神迹显灵、神迹消失、天灾、人祸、活佛、再生、转世、一个活佛三个真身、喇嘛坐化等，在词条中一一铺陈开来。直抵康巴文化的精髓处，展现了康巴地区古老村庄在现代化冲击下历史巨变的艰难进程。
康巴文化是一座富矿，因其地域的封闭、宗教文化的特殊和语言的隔阂一直以来为外界少有了解。用汉语写作传达出康巴文化的精妙，是跨语言写作的难题。格绒追美的《隐蔽的脸——藏地神子秘踪》和达真的长篇小说《命定》对康巴文化作了浓彩重抹的书写。《命定》第一次细致地表现了一个喇嘛的集灵与肉的冲突、救赎与杀生的矛盾于一生的传奇人生。小说围绕世俗青年贡布和年轻喇嘛土尔觉的传奇经历展开。土尔觉从九岁被家人送进寺庙当喇嘛时起，生命的轨道即已确定。土尔觉是一个聪慧的喇嘛，以他的天资本可成为一个满腹经纶的高僧。但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一本情诗使他站在了神界和俗界的十字路口：“一边是通向光芒感召的天堂；一边是充满男女欲望的‘幸福’。”作品具有很高的可读性。两部康巴地区小说在语言和手法上都有新的突破。
《曾溪口》作者苗勇、李国军有浓郁的大巴山情结，深爱这一方土地。大巴山有太多传奇，自春秋战国以降，这方水土抚育了不少名人侠客，大巴山风土人情、工匠农艺、神话传说、地方戏曲等等，造就了取之不尽的文学资源。小说描绘的是一个别样的巴山，讲述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员苟学鄣等一群优秀的巴山儿女们，凭着大巴山人的激情，凭着忠勇坚韧的巴人本色，完成从百姓到军人的蜕变。不再是重复“百年历史，民间视角，家族斗争”的惯常模式，小说通过“背二哥”的视角，来摹写大巴山的魅力和传奇。用袍哥、寻宝、夺宝、爱情纠葛几条线相互搭建，形成跌宕有致的故事转换。
小说力求展现一个人性与野趣并存的大巴山。写复杂的人性是根据巴山儿女真实情感来展开的。《曾溪口》以乡土叙事为语境，描绘巴山独特的地域性与人文性。原始的野性和天然的清纯相互交替，人性的丑恶与美好，融入大巴山的地域传奇。时空转换较为自如，情感热烈，叙述冷峻。
阿来认为《曾溪口》最大限度地让乡村叙事成为了一种再生意义上的可能。我同意这个评价，作品所产生的背景，故事的延宕与发展，情结与人物的走向，都构成了一部相对完整的乡村叙事文本。在手法上，小说以大巴山方言展开叙述，巧妙运用了山歌的形式，作者巧妙借用了一些具有浓郁风情的原生态场景，还原了乡土意味，使小说散发出来自历史和民间的、带着草莽气息的、苍劲而粗犷的人性光芒。
《辛亥风云录》是一部写历史真实事件的长篇小说。擅长表现底层生活真实情状的作家魏继新，拿出他的转型之作，令人佩服。小说背景放在在西南重镇成都的一座城中之城——少城，聚焦于这个驻扎二万余精锐八旗军及他们的家属的地区。小说开篇就把人带人历史大事件的气场之中。小说以辛亥革命为主题，以四川保路运动作为故事发展经线，以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之间的儿女情仇为纬线，将众多猎奇性生活场面和四川地域民俗文化巧妙地糅合在一起，为读者展开了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尤其对川西平原和成都满人聚居地“少城”的风物描绘，更具其神秘性和诗性。作为一部以真实历史事件为素材的长篇小说，它通过独到的视角，提供和还原了一种陌生而又真实的、充满悲剧性的历史图景，丰富与扩大了我们的文化视野。作者在写作中既有着宏大的视野，又极为注重细节刻画，既有真实详尽的史料，又有丰富的想象和虚构。书中的主要人物血肉丰满，心理刻画细腻传神，真实而又生动地再现了那段历史的真实性与复杂性，《辛亥风云录》为历史题材，但有强烈的现实感和人民性，是一部出色的正面反映四川保路运动的鸿篇巨制。
这一年还有一些创新之作映入眼帘。著名作家马识途先生93岁高龄笔耕不辍，推出了长篇电视文学剧本《没有硝烟的战线》，无疑是国内隐蔽战线题材的重要收获。罗伟章作为四川底层文学创作的重要作家，曾被评论界称为“中国最后的田园守望者”。他创作于2011年的长篇小说《大河之舞》，展示了巴蜀民俗风情图，诠释了巴蜀文化内涵。巴文化是《大河之舞》的文化起点，也是其文化之旅的转折点，罗伟章的小说细致描写了巴蜀地区古老的礼法精神的消亡。可将罗伟章这类作家的写作立场定位为从固守乡土走向反思乡土：一方面充满悲情地为乡土文化吟唱，另一方面则追问乡土文化乃至整个民族文化自身的问题。他的作品中有与“五四”新文学精神一脉相承的东西，这正是以罗伟章为代表的四川作家在文学表现内容方面日益具有敞开性趋势的内在动因。
安昌河长篇小说《亡者书》在腾讯读书网上连载，后由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在具象的故事中展开关于生命、命运思考的小说。故事虚构了一个短命的家族，家族中的成员都活不过38岁。当一个人明确地知道自己生命的限度的时候，如何拥有完整的生命？一个人的梦想又是如何支撑着一个人的生命？
何小竹的“他”系列都市人短篇小说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小说独具特色地表达了对于漂流的“他”者在陌生城市中身份和职业角色频繁转换的复杂感受。“他”系列可以称为城市新感性文化特性的独特展示。李一清的《木铎》、春绿子的《宫城》、郭严隶的《锁沙》、袁远的《亲仇》等作品，则对社会与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在文化记忆与文化批判、女性角色的塑造、理想人生的探索、人物深层心理的发掘等方面积极探索，着力突破固有的观念。裘山山的长篇小说《我的爱情绽放如雪》中主人公追求的是一种雪域高原圣洁的精神。庸常乏味的职场生活，是书中主人公们走出都市，踏上开往拉萨火车的逻辑起点。在颜歌的长篇小说《声音乐团》中，古典音乐成为人们拾撰生活信念的精神寄托。这些作品在表现现实生活时已经展示出了更丰富的人性情怀，表现形式更为灵敏和从容，更具艺术品质，具有四川文学创作的那份自信。何大草、王棵、骆平等作家的小说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展示出都市众生相。这些作品以独特而细腻的文学视角透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探究复杂的精神境遇，揉入作家的感性律动，丰富了四川这块土地上现实生活的意义空间和审美意蕴。
2.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呈现出丰富的文化意义和独特的审美张力
作为曾经的中国诗歌第三城，诗歌依然是四川人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因子。生活的巨变和文化生活的扩展为诗歌提供了新的表达范式。龚学敏的诗集《紫禁城》，被评论家认为是他诗歌创作的一次转身，为当代诗歌打开了一个新的写作空间。梁平主编的《土地上的诗庄稼——中国农民诗人诗选》，从当代农民、诗人这几个群体的视角视历史和现实，描述民族记忆和个人经验之间独特的精神特征和人性特征。诗人们延续着创作豪情，但在这当中多了一些变动不居的隐喻和现代伦理的想象。
2011年度四川散文创作在努力寻求一种突破，艺术结构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更注重散文的韵味。构思巧妙，结构曲折的散文作品不断涌现，体现了四川散文作家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洁尘的散文题材注重贴近生活，准确提取自己独特的生活体验和心理情愫。如《清福与眼福》，题材别致新颖，语言鲜活华丽，迷人的沉思与怀旧的情怀、追忆与冥想，有对厚重的历史文化的剖析，也有对现实纹理的细致梳理。洁尘的《成都时间》，则以女性作家细腻的感悟力，描写对成都生活方式的深入体验理解与热爱，也融入了散文家对这座城市的理解。被称为“蜀地歌手”的曾鸣，在《蜀地（组诗）》中的诗作，呈现了他对于“蜀”的特别情感以及流动的情思，其古典的意境与韵味，与现代人的焦虑形成张力，创造了一种整体的美感。给四川人从容淡定、安逸闲适的生活态度与文化心态做了深入的注解。
蒋蓝的《人迹霜语录》《复仇之书》与《春熙路史记：一条街与一座城》等作品集，白朗、凸凹等发表的多篇思想随笔，就有哲理的升华，融和四川民间文化思想资源。李承鹏的杂文《花猫堕落成鼠友》，则更善于运用幽默与讽刺，以犀利的成都麻辣精神书写现代性问题。
一些影视戏文学作品大胆探索新的艺术形式，将传统艺术和现代元素有机融合。大型原创多媒体舞台音乐剧《青城》，在道教洞经古乐的基础上进行全新创作，融入了现代音乐的创作元素。实验川剧《麦克白夫人》用中国传统戏曲的表现手段重新演绎西方名著，在第22届开罗国际实验戏剧节上受到高度评价。
3.灾后重建创作主题向深度开掘
2011年四川文学的历史记载，不能绕开灾后重建主题。作为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决胜之年，四川文艺界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创作活动和纪念活动，主题创作向多元化扩展，增添了更多的人文关照与理性思考，不少作品以影像的方式记录了灾后重建的中国速度和灾区人民的精神风貌。文艺演出传递了人间大爱及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文艺精品不断出现，主题向深度开掘，对人与自然的探索、人与社会的思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感悟成为四川灾难文艺创作的突出主题。人们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与自省，较多地出现了对生态文明的反思性文艺作品，有许多对自然法则的描写，反映生态意识的凸显、环保观念的加强、和谐发展的追求等新的内容。尹向东的短篇小说《草原》抒写了人性的丰富和优美以及对自然和内心的道德法则的敬畏，郭严隶的长篇小说《锁沙》以生态和谐为主线、凸显了精神信仰的力量。据统计，2011年共创作出版了20多部灾难题材的文学作品，完整记录了重建历程，讴歌抗震精神，关注地震后的精神重建，在感恩奋进的旋律中增添了温情关怀与人文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