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生在这个“邪说暴行”的时代，要想变无道为有道，却从何处下手呢？他说：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易·文言》）
社会国家的变化，都不是一朝一夕之故，都是渐渐变成的。如今要改良社会国家，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工夫所能办到的，必须从根本上下手。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依我看来，都在一部《易经》。我且先讲《易经》的哲学。
《易经》这一部书，古今来多少学者做了几屋子的书，也还讲不明白。我讲《易经》和前人不同。我以为从前一切河图、洛书、谶纬术数、先天太极……种种议论，都是谬说。如今若要懂得《易》的真意，须先把这些谬说扫除干净。
我讲《易》，以为一部《易经》只有三个基本观念：（一）易，（二）象，（三）辞。
第一，易；易便是变易的易。天地万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时时刻刻在那里变化的。孔子有一天在一条小河上，看那滚滚不绝的河水，不觉叹了一口气说道：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逝者”便是“过去种种”。（程子说：“此道体也。天运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无穷，皆与道为体，运乎昼夜，未尝已也”。朱子说：“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此两说大旨都不错。）天地万物，都像这滔滔河水，才到了现在，便早又成了过去，这便是“易”字的意义。
一部《易》讲易的状态，以为天地万物的变化，都起于一个动字。何以会有“动”呢？这都因为天地之间，本有两种原力：一种是刚性的，叫做“阳”；一种是柔性的，叫做“阴”。这刚柔两种原力，互相冲突，互相推挤，于是生出种种运动，种种变化。所以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又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孔子大概受了老子的影响，故他说万物变化完全是自然的，唯物的，不是唯神的（孔子受老子的影响，最明显的证据，如《论语》极推崇“无为而治”，又如“或曰，以德报怨”亦是老子的学说）。
在《易经》里，阳与阴两种原力，用 “□”两种符号作代表。《易·系辞传》说：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这是代表万物由极简易的变为极繁杂的公式。此处所说“太极”并不是宋儒说的“太极图”。《说文》说：“极，栋也。”极便是屋顶上的横梁，在《易经》上便是一画的 “□”，“仪，匹也。”两仪便是那一对 “□”、 “□”。四象便是“ ”。由八卦变为六十四卦，便可代表种种的“天下之至赜”和“天下之至动”，却又都从一条小小的横画上生出来。这便是“变化由简而繁”的明例了。
《易经》常把乾坤（ “□”， “□”）代表“易”、“简”。有了极易极简的，才有极繁赜的。所以说：“乾坤其易之门耶”，又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万物变化，既然都是从极简易的原起渐渐变出来，若能知道那简易的原因，便可以推知后来那些复杂的后果，所以《易·系辞传》说：
德行恒易以知险，……德行恒简以知阻。
因为如此，所以能“彰往而察来”，所以能“温故而知新”。《论语》上子张问十世以后的事可能前知吗？孔子说不但十世，百世亦可推知。这都因孔子深信万物变化都是由简而繁，成一条前后不断的直线，所以能由前段推知后段，由前因推到后果。
这便是《易经》的第一个基本观念。
第二，象；《系辞传》说：“易也者，象也。”这五个字是一部《易经》的关键。这是说一切变迁进化都只是一个“象”的作用。要知此话怎讲，须先问这象字作何解。《系辞传》说：“象也者，像也。”（像字是后人所改。古无像字。孟京虞、董姚皆作象，可证。）《韩非子》说：“人希见生象也，而案其图以想其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解老》篇）我以为《韩非子》这种说法似乎太牵强了。象字古代大概用“相”字。《说文》：“相，省视也。从目从木。”目视物，得物的形象，故相训省视。从此引申，遂把所省视的“对象”也作“相”（如《诗·棫朴》“金玉其相”之相）。后来相人术的相字还是此意。相字既成专门名词，故普通的形象遂借用同音的“相”字（如僖十五年《左传》，“物生而后有象”）。引申为象效之意。凡象效之事，与所仿效的原本，都叫做“象”。这一个湾可转得深了，本来是“物生而后有象”，象是仿本，物是原本，到了后来把所仿效的原本叫做象，如画工画虎，所用作模型的虎也是“象”（亦称法象），便是把原本叫做“象”了。例如《老子》说：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有人根据王弼注，以为原本当是“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二句在先，“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二句，应在后。这是“物生而后有象”的说法。却不知道老子偏要说“象生而后有物”。他前文曾说“无物之象”可以作证。老子的意思大概以为先有一种“无物之象”，后来在这些法象上渐渐生出万物来。故先说“其中有象”，后说“其中有物”。但这种学说，老子的书里不曾有详细的发挥。孔子按着这个意思也主张“象生而后有物”。象是原本的模型，物是仿效这模型而成的。《系辞传》说：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这和老子先说“有象”，后说“有物”同一意思。“易也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正是说易（变化）的道理只是一个象效的作用。先有一种法象，然后有仿效这法象而成的物类。
以上说《易经》的象字是法象之意（法象即是模范）。孔子以为人类历史上种种文物制度的起源都由于象，都起于仿效种种法象。这些法象，大约可分两种：一种是天然界的种种“现象”（如云“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一种是物象所引起的“意象”，又名“观念”。《系辞传》说：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斩木为，揉木为耒，……盖取诸益。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垂衣裳而天下之治，盖取诸乾坤。
刳木为舟，剡木为楫，……盖取诸涣。
服牛乘马，引重致远，……盖取诸随。
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
断木为杵，掘地为臼，……盖取诸小过。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盖取诸睽。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之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这一大段说的有两种象，第一是先有天然界的种种“现象”，然后有庖牺氏观察这些“现象”，起了种种“意象”，都用卦来表出。这些符号，每个或代表一种“现象”，或代表一种“意象”，例如 是火，是水，是两种物象。 是未济（失败）， 是既济（成功），是两种意象。
后来的圣人从这些物象意思上，又生出别的新意象来，例如 （涣）代表一个“风行水上”（或“木在水上”）的意象。后人从这意象上忽然想到一个“船”的意象，因此便造出船来。所以说：
刳木为舟，剡木为楫，……盖取诸涣。
又如 （小过）代表一个“上动下静”的意象。后人见了这个观念，忽然想到一种上动下静的物事的意象。因此便造出杵臼来。所以说：
断木为杵，凿地为臼，……盖取诸小过。
又如 （大过）代表一个“泽灭木”的意象。后人见了这个意象，忽然发生两个意象：一是怕大水浸没了他的父母的葬地，若不封不树，便认不出来了；一是怕大水把那柴里的死尸要浸烂了，因此便生出“棺椁”的意象来，造作棺椁，以免“泽灭木”的危险。所以说：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
又如 （夬）代表“泽上于天”，是一个大雨的意象。后人见了，忽然生出一个普及博施的意象。因此又想起古代结绳的法子，既不能行远，又不能传后，于是便又生出一个普及博施的“书契”的意象。从这个观念上，才有书契文字的制度。所以说：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盖取诸夬。
以上所说古代器物制度的原起，未必件件都合着历史的事实。但是孔子对于“象”的根本学说，依我看来，是极明白无可疑的了。这个根本学说是人类种种的器物制度都起于种种的“意象”。
六十四章《象传》全是这个道理，例如 （蒙）是一个“山下出泉”的意象。山下出泉，是水的源头，后人见了，便生出一个“儿童教育”的意象。所以说：“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又如 （随）和 （复），一个代表“雷在泽中”，一个代表“雷在地下”，都是收声蛰伏的雷。后人见了，因生出一个“休息”的意象。所以由“随”象上，生出夜晚休息的习惯；又造出用牛马引重致远以节省人力的制度。由“复”象上，也生出“七日来复”，“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的假期制度。又如 （姤）代表“天下有风”的意象，后人因此便想到“天下大行”的意象，于是造出“施命诰四方”的制度。又如 （观）代表“风行地上”，和上文的“姤”象差不多。后人从这个意象上，便造出“省方观民设教”的制度。又如 （谦）代表“地中有山”，山在地下，是极卑下的意象。后人见了这个意象，便想到人事高下多寡的不均平。于是便发生一种“捊多益寡，称物平施”的观念。又如 （大畜）代表“天在山中”，山中看天，有如井底观天，是一个“识见鄙陋”的意象。后人因此便想到补救陋识的方法，所以说：“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以上所说，不过是随便乱举几卦作例。但是据这些例看来，已可见孔子的意思，不但说一切器物制度，都是起于种种意象，并且说一切人生道德礼俗也都是从种种意象上发生出来的。
因为“象”有如此重要，所以说：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制器者尚其象。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又说：
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
那种种开阖往来变化的“现象”，到了人的心目中，便成“意象”。这种种“意象”，有了有形体的仿本，便成种种“器”。制而用之，便成种种“法”（法是模范标准）。举而措之天下之民，便成种种“事业”。到了“利用出入民咸用之”的地位，便成神功妙用了。
“象”的重要，既如上文所说，可见“易也者，象也”一句，真是一部《易经》的关键。一部《易经》只是一个“象”字。古今说易的人，不懂此理，却去讲那些“分野”、“爻辰”、“消息”、“太一”、“太极”……种种极不相干的谬说，所以越讲越不通了。（清代汉学家过崇汉学，欲重兴汉诸家易学。惠栋、张惠言，尤多钩沉继绝之功。然汉人易学实无价值，焦赣、京房、翼奉之徒，皆“方士”也。郑玄、虞翻皆不能脱去汉代“方士”的臭味。王弼注《易》，扫空汉人陋说，实为易学一大革命。其注虽不无可议，然高出汉学百倍矣。惠、张诸君之不满意于宋之“道士易”是也，其欲兴汉之“方士易”则非也。）
这是《易》的第二个基本观念。
第三，辞；《易经》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卦每爻都有一个“象”，但是单靠“象”也还不够，因为
易有四象，（适按：此处象与辞对称，不当有“四”字。此涉上文而误也。因此一字，遂使诸儒聚讼“四象”是何物，终不能定。若衍此字，则毫不费解矣。）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
“象”但可以表示各种“意象”。若要表示“象”的吉凶动静，须要用“辞”。例如 （谦）但可表示“地中有山”的意象，却不能告人这“象”的吉凶善恶。于是作为卦辞道：
谦亨，君子有终。
这便可指出这一卦的吉凶悔吝了。又如谦卦的第一爻，是一个阴爻，在谦卦的最下层真可谓谦之又谦，损之又损了。但单靠这一画，也不能知道他的吉凶，所以须有爻辞道：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这便指出这一爻的吉凶了。
“辞”的作用在于指出卦象或爻象的吉凶。所以说：
系辞焉以断其吉凶。
又说：
辨吉凶者存乎辞。
辭字从辛，《说文》云“辞，讼也（段依《广韵》作‘说也’）。从辛，犹理辜也，”朱骏声说，“分争辩讼谓之辞。《后汉·周纾传》‘善为辞案条教’注，辞案，犹今案牍也。”辞的本义是争讼的“断语”、“判辞”。《易经》的“辞”都含“断”字“辨”字之意。在名学上，象只是“词”（Term） ，是“概念”（Concept），辞即是“辞”，亦称“判断”（Judgment）。例如“谦亨”一句，谦是“所谓”，亨是“所以谓”，合起来成为一辞。用“所以谓”来断定“所谓”，故叫做词。（西文Judgment本义是讼狱的判词。）
《系辞传》有辞的界说道：
是故卦有小大，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
“之”是趋向。卦辞爻辞都是表示一卦或一爻的趋向如何，或吉或凶，或亨或否，叫人见了便知趋吉避凶。所以说“辞也者，各指其所之”。又说，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爻字似当作辞。下文作辞，可证）。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
象所表示的是“天下之赜”的形容物宜，辞所表示的，是“天下之动”的会通吉凶。象是静的，辞是动的；象表所“像”，辞表何之。
“天下之动”的动，便是“活动”，便是“动作”。万物变化，都由于“动”，故说：
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
又说：
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虑之象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动而“得”，便是吉；动而“失”，便是凶；动而有“小疵”，便是悔吝。“动”有这样重要，所以须有那些“辞”来表示各种“意象”动作时的种种趋向，使人可以趋吉避凶，趋善去恶。能这样指导，便可鼓舞人生的行为。所以“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又说：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禁辞的作用，积极一方面，可以“鼓天下之动”；消极一方面，可以“禁民为非”。
这是《易经》的第三个基本观念。这三个观念，（一）易，（二）象，（三）辞，便是《易经》的精华。孔子研究那时的卜筮之易，竟能找出这三个重要的观念，第一，万物的变动不穷，都是由简易的变化繁赜的。第二，人类社会的种种器物制度礼俗，都有一个极简单的原起，这个原起，便是“象”。人类的文明史，只是这些“法象”实现为制度文物的历史。第三，这种种“意象”变动作用时，有种种吉凶悔吝的趋向，都可用“辞”表示出来，使人动作都有仪法标准，使人明知利害，不敢为非——这就是我的《易论》。我且引一段《系辞传》作这篇的结束：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爻似当作辞。说见上）。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亚也（亚字从简本），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报之而后言，仪之而后动（仪旧作议。《释文》云：“陆姚桓元荀柔之作仪。”适按：作仪是也，仪，法也。与上文拟字对文）。拟仪以成其变化。
“象”与“辞”都是给我们摹拟仪法的模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