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的文人用那骈俪化了的文体来说理，说事，谀墓，赠答，描写风景——造成一种最虚浮，最不自然，最不正确的文体。他们说理本不求明白，只要“将毋同”便够了；他们记事本不求正确，因为那几朝的事本来是不好正确记载的；他们写景本不求清楚，因为纸上的对仗工整与声律铿锵岂不更可贵吗？他们做文章本不求自然，因为他们做惯了那不自然的文章，反觉得自然的文体为不足贵，正如后世缠小脚的妇人见了天足反要骂“臭蹄子”了。
然而这时候，进来了一些捣乱分子，不容易装进那半通半不通的骈偶文字里去。这些捣乱分子就是佛教的经典。这几百年中，佛教从海陆两面夹攻进中国来。中国古代的一点点朴素简陋的宗教见了这个伟大富丽的宗教，真正是“小巫见大巫”了。几百年之中，上自帝王公卿、学士文人，下至愚夫愚妇，都受这新来宗教的震荡与蛊惑；风气所趋，佛教遂征服了全中国。佛教徒要传教，不能没有翻译的经典；中国人也都想看看这个外来宗教讲的是些什么东西，所以有翻译的事业起来。却不料不翻译也罢了，一动手翻译便越翻越多，越译越不了！那些印度和尚真有点奇怪，摇头一背书，就是两三万偈；摇笔一写，就是几十卷。蜘蛛吐丝，还有完了之时；那些印度圣人绞起脑筋来，既不受空间的限制，又不受时间的限制，谈世界则何止三千大千，谈天则何止三十三层，谈地狱则何止十层十八层，一切都是无边无尽。所以这翻译的事业足足经过一千年之久，也不知究竟翻了几千部、几万卷；现在保存着的，连中国人做的注疏讲述在内，还足足有三千多部，一万五千多卷（日本刻的《大藏经》与《续藏经》共三千六百七十三部，一万五千六百八十二卷。《大正大藏经》所添还不在内，《大日本佛教全书》一百五十巨册也不在内）。
这样伟大的翻译工作自然不是少数滥调文人所能包办的，也不是那含糊不正确的骈偶文体所能对付的。结果便是给中国文学史上开了无穷新意境，创了不少新文体，添了无数新材料。新材料与新意境是不用说明的。何以有新文体的必要呢？第一因为外国来的新材料装不到那对仗骈偶的滥调里去。第二因为主译的都是外国人，不曾中那骈偶滥调的毒。第三因为最初助译得很多是民间的信徒；后来虽有文人学士奉敕润文，他们的能力有限，故他们的恶影响也有限。第四因为宗教的经典重在传真，重在正确，而不重在辞藻文采；重在读者易解，而不重在古雅。故译经大师多以“不加文饰，令易晓，不失本义”相勉。到了鸠摩罗什以后，译经的文体大定，风气已大开，那班滥调的文人学士更无可如何了。
最早的翻译事业起于何时呢？据传说，汉明帝时，摄摩腾译《四十二章经》，同来的竺法兰也译有几种经。汉明求法，本是无根据的神话。佛教入中国当在东汉以前，故明帝永平八年（65年）答楚王英诏里用了“浮屠”、“伊蒲塞”、“桑门”三个梵文字，可见其时佛教已很有人知道了。又可见当时大概已有佛教的书籍了。至于当时的佛书是不是摄摩腾等翻的，摄摩腾等人的有无，那都不是我们现在能决定的了。《四十二章经》是一部编纂的书，不是翻译的书，故最古的经录不收此书。它的时代也不容易决定。我们只可以说，第一世纪似乎已有佛教的书，但都不可细考了。
第二世纪的译经，以安世高为最重要的译人。《高僧传》说他译的书“义理明析，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凡在读者，皆亹亹而不倦焉”。安世高译经在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至灵帝建宁中（约170年）。同时有支谶于光和中平（178—189年）之间译出十几部经。《僧传》说他“审得本旨，了不加饰”。同时又有安玄、严佛调、支曜、康巨等，都有译经，《僧传》说他们“理得音正，尽经微旨”；“言直理旨，不加润饰”。
以上为二世纪洛阳译的经，虽都是小品文字，而那“不加润饰”的风气却给后世译经事业留下一个好榜样。
三世纪的译经事业可分前后两期。三世纪的上半，译经多在南方的建业与武昌。支谦译出四十九种，康僧曾译出十几种，维祗难与竺将炎（《僧传》作竺律炎，今从《法句经·序》）合译出《昙钵经》一种，今名《法句经》。《法句经》有长序，不详作序者姓名，但序中记译经的历史颇可注意：
……始者维祗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224年）来适武昌。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梵语，或以义出，音近质直。仆初嫌其为词不雅。维祗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严’是当时白话，意为妆饰。如《佛本行经》第八云：‘大子出池，诸女更严’）。其传经者，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今传梵义，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顺本旨，不加文饰。译所不解，即阙不传，故有脱失，多不传者。然此虽词朴而旨深，文约而义博。
我们试引《法句经》的几段作例：
若人寿百岁，邪学志不善，不如生一日，精进受正法。
若人寿百岁，奉火修异术，不如须臾敬，事戒者福胜。……
觉能舍三恶，以药消众毒。健夫度生死，如蛇脱故皮。（《教学品》）
事日为明故，事父为恩故，事君以力故，闻故事道人。……
斫疮无过忧，射箭无过患，是壮莫能拔，唯从多闻除。
盲从是得眼，暗者从得烛；示导世间人，如目将无目。（《多闻品》）
假令尽寿命，勤事天下神，象马以祠天，不如行一慈。（《慈仁品》）
夫士之生，斧在口中。所以斩身，由其恶言。（《言语品》）
弓工调角，水人调船，巧匠调木，智者调身。
譬如厚石，风不能移，智者意重，毁誉不倾。
譬如深渊，澄静清明，慧人闻道，心净欢然。（《明哲品》）
不怒如地，不动如山，真人无垢，生死世绝。（《罗汉品》）
宁啖烧石，吞饮熔铜，不以无戒，食人信施。（《利养品》）
《法句经》乃是众经的要义，是古代沙门从众经中选出四句六句的偈，分类编纂起来的。因为其中偈语本是众经的精华，故译出之后仍见精采，虽不加雕饰，而自成文学。
这时期里，支谦在南方，康僧铠在北方，同时译出《阿弥陀经》。此经为《净土宗》的主要经典，在思想史上与文学史上都有影响。
三世纪的末期出了一个大译主，敦煌的法护（云摩罗刹）。法护本是月支人，世居敦煌，幼年出家。他发愤求经，随师至西域，学了许多种外国方言文字，带了许多梵经回来，译成晋文。《僧传》说他：
所获《贤劫》、《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身写译，劳不告倦。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时有清信士聂承远明解有才，……护公出经，多参正文句。……承远有子道真，亦善梵学。此君父子比辞雅便，无累于古。……安公（道安）云：“护公所出，……虽不辩妙婉显，而弘达欣畅，……依慧不文，朴则近本。”
道安的评论还不很公平。岂有弘达雅畅，不辩妙婉显的吗？我最喜欢法护译的《修行道地经》（太康五年译成，284年）的《劝意品》中的擎钵大臣的故事；可惜原文太长，摘抄如下，作为三世纪晚年的翻译文学的一个例：
昔有一国王，选择一国明智之人以为辅臣。尔时国王设权方便无量之慧，选得一人，聪明博达，其志弘雅，威而不暴，名德具足。王欲试之，故以重罪加于此人；敕告臣吏盛满钵油而使擎之，从北门来，至于南门，去城二十里，园名调戏，令将到彼。设所持油堕一滴者，便级其头，不须启问。
尔时群臣受王重教，盛满钵油以与其人，其人两手擎之，甚大愁忧，则自念言：其油满器，城里人多，行路车马观者填道；……是器之油擎至七步尚不可诣，况有里数邪？
此人忧愤，心自怀懅。
其人心念：吾今定死，无复有疑也。设能擎钵使油不堕，到彼园所，尔乃活耳。当作专计：若见是非而不转移，唯念油钵，志不在余，然后度耳。
于是其人安步徐行。时诸臣兵及观众人无数百千，随而视之，如云兴起，围绕太山。……众人皆言，观此人衣形体举动定是死囚。斯之消息乃至其家；父母宗族皆共闻之，悉奔走来，到彼子所，号哭悲哀。其人专心，不顾二亲兄弟妻子及诸亲属；心在油钵，无他之念。
时一国人普来集会，观者扰攘，唤呼震动，驰至相逐，躄地复起，转相登蹑，间不相容。其人心端，不见众庶。
观者复言，有女人来，端正姝好，威仪光颜一国无双；如月盛满，星中独明；色如莲华，行于御道。……尔时其人一心擎钵，志不动转，亦不察观。
观者皆言，宁使今日见此女颜，终身不恨，胜于久存而不睹者也。彼时其人虽闻此语，专精擎钵，不听其言。
当尔之时，有大醉象，放逸奔走，入于御道，……舌赤如血，其腹委地，口唇如垂；行步纵横，无所省录，人血涂体，独游无难，进退自在犹若国王，遥视如山；暴鸣哮吼，譬如雷声；而擎其鼻，瞋恚忿怒。……恐怖观者，令其驰散；破坏兵众，诸众奔逝。……
尔时街道市里坐肆诸买卖者，皆懅，收物，盖藏闭门，畏坏屋舍，人悉避走。
又杀象师，无有制御，瞋或转甚，踏杀道中象马、牛羊、猪犊之属；碎诸车乘，星散狼籍。
或有人见，怀振恐怖，不敢动摇，或有称怨，呼嗟泪下。或有迷惑，不能觉知；有未着衣，曳之而走；复有迷误，不识东西。或有驰走，如风吹云，不知所至也。……
彼时有人晓化象咒，……即举大声而诵神咒。……尔时彼象闻此正教，即捐自大，降伏其人，便顺本道，还至象厩，不犯众人，无所娆害。
其擎钵人不省象来，亦不觉还。所以者何？专心惧死，无他观念。
尔时观者扰攘驰散，东西走故，城中失火，烧诸宫殿，及众宝舍，楼阁高台现妙巍巍，展转连及。譬如大山，无不见者。烟皆周遍，火尚尽彻。……
火烧城时，诸蜂皆出，放毒啮人。观者得痛，惊怪驰走。男女大小面色变恶，乱头衣解，宝饰脱落；为烟所薰，眼肿泪出。遥见火光，心怀怖懅，不知所凑，展转相呼。父子兄弟妻息奴婢，更相教言：“避火！离水！莫堕泥坑！”
尔时官兵悉来灭火。其人专精，一心擎钵，一滴不堕，不觉失火及与灭时。所以者何？秉心专意，无他念故。……
尔时其人擎满钵油，至彼园观，一滴不堕。诸臣兵吏悉还王宫，具为王说所更众难，而其人专心擎钵不动，不弃一滴，得至园观。
王闻其言，叹曰：“此人难及，人中之雄！……虽遇众难，其心不移。如是人者，无所不办。……”其王欢喜，立为大臣。
心坚强者，志能如是，则以指爪坏雪山，以莲华根钻穿金山，以锯断须弥宝山。……有信精进，质直智慧，其心坚强，亦能吹山而使动摇，何况除媱怒痴也！
这种描写，不加藻饰，自有文学的意味，在那个文学僵化的时代里自然是新文学了。
四世纪是北方大乱的时代。然而译经的事业仍旧继续进行。重要的翻译，长安有僧伽跋澄与道安译的《阿毗昙毗婆沙》（383 年），昙摩难提与竺佛念译的《中阿含》与《增一阿含》（384—385 年）。《僧传》云：
其时也，苻坚初败，群锋互起，戎妖纵暴，民从四出，而犹得传译大部，盖由赵王之功。
赵正（诸书作赵整）字文业，是苻坚的著作郎，迁黄门侍郎。苻坚死后，他出家为僧，改名赵整。他曾作俗歌谏苻坚云：
昔闻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
苻坚说：“是朕也。”整又歌道：
北园有一枣，布叶垂重阴，外虽饶棘刺，内实有赤心。
坚笑说：“将非赵文业耶？”苻坚把他同种的氐户分布各镇，而亲信鲜卑人。赵整有一次侍坐，援琴作歌道：
阿得脂，阿得脂，博劳旧父是仇绥，尾长翼短不能飞。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语阿谁？
苻坚不能听，后来终败灭在鲜卑人的手里。赵整出家后，作颂云：
我生一何晚，泥洹一何早！归命释迦文，今来投大道（释迦文即释迦牟尼，文字古音门）。
赵整是提倡译经最有力的人，而他作的歌都是白话俗歌。这似乎不完全是偶然的罢？
四世纪之末，五世纪之初，出了一个译经的大师，鸠摩罗什，翻译的文学到此方才进了成熟的时期。鸠摩罗什是龟兹人。（传说他父亲是天竺人。）幼年富于记忆力，遍游罽宾、沙勒、温宿诸国，精通佛教经典。苻坚遣吕光西征，破龟兹，得鸠摩罗什，同回中国。时苻坚已死，吕光遂据凉州，国号后凉。鸠摩罗什在凉州十八年之久，故通晓中国语言文字。至姚兴征服后凉，始迎他入关，于弘始三年十二月（402年）到长安。姚兴待以国师之礼，请他译经。他译的有《大品般若》、《小品金刚般若》、《十住》、《法华》、《维摩诘》、《思益》、《首楞严》、《持世》、《佛藏》、《遗教》、《小无量寿》等经；又有《十诵律》等律；又有《成实》、《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论：凡三百余卷。《僧传说》：
什既率多谙诵，无不究尽。转能汉言，音译流便。……初沙门慧睿才识高明，常随什传写。什每为睿论西方辞体，商略同异，云：“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
他对他自己的译书这样不满意，这正可以表示他是一个有文学欣赏力的人，他译的书，虽然扫除了浮文藻饰，却仍有文学的意味，这大概是因为译者的文学天才自然流露，又因他明了他“嚼饭与人”的任务，委曲婉转务求达意，即此一点求真实求明显的诚意便是真文学的根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