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与文化形态源远流长，不断进化。从公元前五千多年起，中华民族由于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以及男子在生产中地位的普遍加强，促成了原始公社组织由母系氏族社会转变为父系氏族社会形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氏族社会在向阶级社会的迈进过程中，血缘宗法因素成为一以贯之的纽带。周代统治者继承殷代宗法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完善了宗法制度。周王在宗族上是天下的大宗，在政治上是全国的共主，诸侯对周王来说是小宗，但在所封国内又处于宗主的地位，享有统治所封国内的疆土与臣民的权力。卿大夫的情况又照此办理。这样便把宗族上大宗小宗的关系紧密地组成一个金字塔似的等级结构。维系这个结构的核心便是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继承制包括父权和兄权两个方面。孝道是为父权服务的，而悌道则是为兄权服务。由于父子之间有着血缘亲属的关系。因此，亲亲尊尊观念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如果说西方古希腊自公元前5世纪就已经由土地形态贵族血缘统治进入奴隶制城邦民主政治，以财产契约与城邦民主制作为人际关系的纽带，那么，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到了周代社会，反而将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演变为宗法制度，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文化的基本形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原因在于其思想传承了中华民族自远古以来就形成的血缘宗法观念，将血缘亲情观念引申到人伦与政治领域，使孔孟之道具有了民族心理与文化根基的支持。孔子思想的两个关键词便是孝、悌，延伸到亲亲、尊尊。这是仁学的基础。孔子生活的春秋战国之交，正是所谓“礼崩乐坏”的年代。孔子对这种现象同样痛心疾首，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要恢复周礼，而是要恢复周礼中经过周公等人继承与改造过的原始社会中的人道精神与德教学说。具体来说，便是以孝悌为轴心的血缘亲情观念。以孔孟为代表的道德价值观念，经过历代仁人志士的阐发与实践，慢慢积累成一种文化传统，具备了精神家园的功能，而精神家园与信仰可以相通，是精神信念的产物。这一点，从先秦原始儒学到宋明理学的发展线索十分明显。当然，这种血缘宗法观念与遗传在今天中国现代化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中，肯定是要加以清理与批判的，但是作为历史文化传统，我们对此要加以科学地分析与评价。
正如我在“百年孤独话国学”中所谈到的，近代以来，人们对于国学的基本精神与中华文化的认识与态度，经历过民族危亡与政治风雨的洗礼，可谓一波三折。2002年，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着这个民族精神。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而中华民族的精神正是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之上形成的。2007年，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胡锦涛同志在2011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七大六中全会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这说明我们对于国学与中华文化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从而使中华文化与国学的复兴指日可待。
二、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传承
中华文化传统由于具备丰厚的人文蕴涵，是中华民族精神之载体，具有超越时代的民族共性。五千年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历久弥新，毫无疑问，这种文化的共时性、民族性是其重要原因。
所谓中华民族，是现今由华夏族演变成来的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总称。不过在古代，“中华”一词却是“以己为中”之意，与“以人为外”的意思相对应，而“华”即有文化发达、光辉四方之义，表现出华夏族自我荣耀的心态。《唐律名例疏议释义》中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这种说法可谓代表了古代中国人对于自我文化的认同心态。
到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由于面对的是清政府统治，所以传统文化的中的民族意识自觉体现在以章太炎等人为代表的学术思想中。为推翻清朝的统治，近代国学宗师章太炎有意识地用国粹激发人们爱国的心肠，在1907年7月第15期上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他发表了一篇《中华民国解》，其中提出：
“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言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之可决之也。
章太炎这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与关注，他注重从文化去定义“中华”一词的概念蕴涵，将中华民族的内在血脉定为文化传统，而外在的种族是变易不定的，可以互相融合与变化。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得益于文化传统的薪火相传，为此他大力倡导国学，近代国学思潮正是缘此而振兴起来的。现在看来，太炎先生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中华民族文化成为一种高度成熟、相对独立的精神价值与物质形态的融合物，具有超越时代与地域的强大凝聚力。迄今为止，华人文化成为海内外无分地域的精神纽带，也说明中华文化积数千年而成的共同民族心理的巨大能量与深厚的潜质，这是任何民族的文化无法比拟的，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面对天灾人祸而发愤图强、乐观向上的根本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一旦经过时间与历史的考验和磨洗，为民族所认同与熟识，变成元典，也就具有了永恒性。黑格尔在其《美学》中指出，古典传统之美中体现出来的理想境界，是时间性与无时间性的统一，是非可逝性与历史性的统一，古典的东西在这样的辩证统一中发生、发展和解体，在这样的统一中展示自己的命运。中国传统文化就其最深层的意蕴来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因此，只要中华民族还存在，这种传统就会在解体中再生、在扬弃中发展，因为它具有内在的永恒性与超越性。
中国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决定了它虽然经历了外来文化的冲击，也依然能够传承下来，而不会走向衰亡。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整体的文化概念，固然有许多维护封建宗法统治的因素在内，就此而言，它与现代性和西方启蒙思潮是相冲突的，但是传统文化对民族与人类命运的关注，对真善美价值的不懈追求，却是与现代启蒙精神有相通之处的，是人类文明的精粹，是可以通过改造而与现代性互相发明的。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许多有志之士痛感于国力的衰弱，国民性的愚昧，大声疾呼，倡言立论，鲜明地将国学与增进国民之道德相结合。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东京创办国学振起社时便是如此。如果我们稍微了解国学的历史阶段便可知道。国学正是在吸收西方近代以来启蒙思潮下对于传统学术进行清理与研究的。国学人物对于封建思想的糟粕从来就是持批判的态度的，在国学的著名学者那里，都是非常自觉地运用现代西方传来的学术理念与方法来从事研究与教学的。如梁启超运用欧洲启蒙主义思潮对于中国传统小说的解析；王国维借用德国美学与哲学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阐释；陈寅恪对于西方史学理论的汲取。尤其是一些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物，如侯外庐、郭沫若、范文澜等人都是这样做的。现在我们重倡国学，兴办国学教育，也是中西合璧，绝不可能倒退到五四之前的立场上去，这是肯定的。
欧洲文艺复兴从古希腊文化中寻找到人文的始祖，现代发达国家的文明无一不是与传统共生共荣。中国古代《周易》中说：“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文明的发展与演变既有变易的一面，更有相通的一面，片面强调其中的一面都有悖于和谐相生的精神。当代中国的发展既不能复古，更不能割裂传统，民族精神的培育离不开传统文化精华的滋养，现代化决不能建立在全盘西化的空中楼阁之上。而国学则从学术层面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维度上，可以担荷起这一神圣的职责。就此而言，国学研究正是为了重铸中华文化之魂。1925年夏天，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在清华大学国学院开学典礼的致辞中提出：“必须本中国文化精神”，“希望研究院中寻出中国之魂”。曹校长提出国学研究是要“寻出中国之魂”，这也是我们今天任重而道远的责任和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