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组织上，冥思教派相当松散，横向间的联系也不牢固。主要的联系是在师徒之间。不过这种联系不会特别密切，教义也常是很浓缩的。因此任何人都能成为师父，许多教派的辈分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形成。八卦教派最明显的特点是其漫长、不均衡、迅速扩展的师徒链。入教仪式着重于师徒联系，主要是让新弟子向师父磕头。弟子通常要向师父行礼致敬，即使师父年纪轻或是女性也要行礼，也就是说教派的等级凌驾于通常的关系之上。这种师徒纽带尽管重要有时却很脆弱，除非靠经常接触来强化，其联系链会很容易断裂。（有关这样的师徒链见韩书瑞：《八卦教起义》，40页。有个人在1816年谈到他所在的教派断断续续的活动历史（这种情况很典型）：“他听说，顺治和康熙年间有个从河南来的姓张的人传教……姓张的死后这个教派直到1769年才继续活动，这时有个姓刘的［直隶］清河县人恢复了教派活动……姓刘的向交河县的崔大功传教……在1810—1811年间崔大功死了；1813年姓刘的也死了。因为清河县很远，他没见过姓刘的。姓刘的死后，教派里就无人负责。”《上谕档方本》301306，乾隆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新信徒入教经常是因为他们以前被某个教徒治过病，他们就把他当做师父。用治病来招新门徒在这些教派是很常用的一种方法，这或许表明了对那些把宗教目的只放在次要地位考虑的主顾的一种适应。对健康的企求而不是关心得救成了信教的主要动机。病人与治疗者之间的关系给师徒间的个人关系打下了基础。长寿是中国文化中一种强烈的、受人尊重的理想，在治病时教派师父使用各种医术（按摩、针灸、用药、符咒），经常是独自地了解到教派的教义。（韩书瑞：《八卦教起义》，29～31页。）在诵经教派中，集体的宗教活动是徒众相互接触的机会。而在冥思教派中，礼仪活动比较私密，一个要想学习打坐的新门徒不必在正式场合与同门徒众会面。因为以前的职业或选择影响师父在地域上似乎也是流动的，有时会在许多相距相当遥远的不同地方找到弟子（白莲教还没有受欢迎到整村人都想加入的程度，或许正是因为需要旅行，所以我们很少能发现在八卦教中有妇女成为成功的师父）。小群的会众也许就住在同一个村子里，但就是他们也不一定定期聚会。对不吃斋的人聚餐意义不大，对穷困、辛勤干活的人聚会也不方便，在乡间建造公共建筑既需花费又太显眼。会众只是在家中每天打坐或是每月打坐两次，奉上简单的供品。另一方面，练拳的群体因为宗教色彩较淡以及可能学艺的热情更高，因而他们都是由某个地区的信徒组成，不定期地聚集练武。那些不时聚集的群体采用的是聚会教派的模式。信徒们要先捐钱以购买用品，然后在晚上聚会，焚香上供，念诵经咒（不用经卷和音乐），打坐冥思，再在一起吃顿饭。一个师父在活着时能看到他传的教经过许多地方的几代弟子迅速传播开来。因为教派徒众间最多的聚会并不是为了传教的目的，而且通常只涉及师徒，所以这些纵向联系要比横向联系牢固得多。通常的做法是徒弟（个人或一小群人）来拜访师父，不管师父住的有多远。在这样的场合，师父的地位显赫，徒弟向他磕头行礼，送上礼品。这些拜访一般都在通常的节日或是师父的生日。（比如，钱智（ChienChi）九年内在师父过生日时正式拜访过一次，而在每年过节时则带食物当礼品去到附近村子的师父家里。当师父搬得更远时，钱智每年只去一次，但他一直这样又延续了15年。《宫中档》46730，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初七。）事实上，送礼成了信徒间固定交往的理由。送钱也被用“根基钱”、“种福钱”、“富贵钱”这样专门的叫法礼仪化了。每份礼物从几十文到几百文不等（我在别的地方提到过）。（见韩书瑞：《八卦教起义》，49～53页和附录二中的捐献数额。滦州王家有些人也用这些专门叫法称呼送的礼金。我还不清楚谁最早用这样的称呼。）既期待“来生”又没有固定的徒众聚会，就有可能采用登记（通常叫“谱”）的方式，列出信徒名字和捐献数量。有时这些登记册有许多卷，有助于了解会众的情况，以保证他们以后能适量捐献。有些师父还不仅专门记下名字和捐献数量，而且还记下根据捐献数目给他们定的品级，这些品级将在来世兑现。记下这样的名册不需要很高的文化，这些名册既是团体力量的一种标志（表示教派存在），也是募集钱款的一种有用但危险的手段。（韩书瑞：《八卦教起义》，24、84、130、294页。）每个师父向徒弟收钱以及几代前就存在着师徒关系链，这些都意味着能筹集到大量的钱。这一收入使得师父有空闲去传教，用全天时间联络会众。每个师父还会与人分享得到的钱，然后把剩余的给他的师父。
以王瑞（WangJui）为例，他由他的父亲带进老理会（Lao-liAssembly），这个组织被他父亲将源流上溯到单县的刘家。从1805年开始，王瑞向每个徒弟收五六吊铜钱；他留一吊自己用，把其余的给教里的一个长辈。（《外纪档》，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刘家也有这样的权势可以轻易地为自己向弟子收钱。1771年，刘家被发现有12400两银子埋在自家屋里，就是在这次搜查之后半个世纪中还继续有人捐献。（《宫中档·秘密结社》508：4，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二日。）收钱不仅加强了纵向的密切关系，而且还是重建群体间已中断联系的有效机制。或许是因为不经常面对面接触，八卦教派采用了相当复杂的组织方案把分散的教派组织联系起来。虽然像《九莲宝卷》这样的经卷提到了祖师弟子的枝干关系，还用了八卦中的语言，而冥思教派也接受这样的观念，把正式的组织方案当做其本身的重要部分。刘家的这些门徒以不同的卦命名的分支来区分，用图谱来记录各代的长者。1817年的那次搜查不仅发现有一张坎卦副卦长的图录，还找到一个单页的八卦卦长谱，像通常的家谱一样列出人名和生卒年。一位年长的教派师父决定了他教派内的传承，他按照官场的方式留一张纸并注明日期，纸上写着把坤卦教首领的权力移交给他的一个大弟子。（《外纪档》，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属于冥思教派的个人通常相互间不认识。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他们的从属关系而不是某个卦派。由刘家两个弟子领导的离卦教和震卦教人数最多。这两个教派创造出（可能是借用）了一套见面的暗号，让同伙的信徒可以相互识别。暗号是在两个不认识的人见面相互介绍时用的：拇指和食指摆出一个特殊的手势以表明是同一教派的成员。专门的问答也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一人问：“你去哪座灵山？”回答“南面”指的是离卦教，“东面”指的是震卦教，诸如此类。（《外纪档》，道光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宫中档》48843，乾隆五十一年九月十四日；《宫中档》18960，嘉庆二十年六月二十日。）这些支派的首领有时还让他们自己使用专门的头衔，既以此借助于刘家的魅力，也为了让他们的弟子便于认同。河南商丘县的郜家就把他们的教追溯到刘家，但称他们的教派为“头殿真人离卦教派”，称其家人为“后天祖师”（有关郜家的情况见《上谕档方本》141142，嘉庆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还有弟子称郜家人为“透天真人”。）。虽然八卦教派在其家乡以低姿态出现，但他们仍引人注目。由于缺乏吃斋、诵经这些虔敬的光环，又没有大众宗教的庙宇和塑像所体现的合法性，这些教派的活动可能看起来有些怪异。每天对着太阳或天空鞠躬，还有念咒的礼仪，很少有与其类似的做法，可能更像回民的风俗而不是汉人风俗。在中国文化中神通常都具有人的外形，供放在庙中，并被当做大人物来对待，在这样一种文化中不用塑像和祭坛也是不寻常的。八卦教练的武术会因各种原因受到怀疑。格斗技能既与健康有关也与犯罪活动有关。
再者，私下里用练拳舞剑来训练会众也损害了小心提防的满族人军事上的垄断地位。师徒间敬重的礼仪仿照的是构成整个中国拜师学艺基础的关系，但在这些教派中其他常规的等级制度有时被忽视或被颠倒了。此外由这些师徒关系所形成的广布网络，通常都与普通的以市场和家庭为核心的群体不同，是结成新的潜在不稳定联盟的基础。
八卦教和罗教的差异是明显的，看来还反映了其会众的资源和目的的不同。罗教从居住在一起的会众那里筹集到足够的钱财用于修建厅堂，购置塑像、经卷，而八卦教只能从分散在广大地区的众多会众那里筹集少量钱款，因而能用的资源要少得多。所以八卦教派诉诸的号召就不放在聚会活动可见的好处上，而是放在某些个人的魅力（经常通过治病来表现）、打坐练功的益处以及末世预言的力量上。信徒在地域上不集中，又没有很多闲暇时间，他们的宗教活动不能复杂，要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随意安排。他们不需要经卷来了解教义，没有文化的人也可随时加入。入教也就意味着有机会念诵口传的短咒长经。最终正是以注重礼仪的师徒关系而不是聚会创造了一个较大群体彼此联系的基础，在这个群体中个人的基础不多。单县刘家的大多数门徒就来自华北乡村。我们知道，八卦教派的特点能很好地适应官府严密搜寻地区的需要，他们直接面对的是人数多但穷困、没有文化的农村人群。这些教派为此以经咒的形式把教义浓缩，还缓解徒众对健康的忧虑，并强调在今世所能得到的具体利益。且师徒间的联系、筹集钱款和对末世所做的预言要比聚会行礼和积功德更重要。现在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些教派在延续其活动和教义的过程中因缺乏经卷和正式机构而遇到的一些问题。现在不可能弄清习武的咒语和打坐的咒语有多少最早是出自白莲教经卷。不过很明显，只要口传形式一形成就会有这样的趋势，部分内容散失，行句错乱，字意被误解或改变。两个最常见的咒语（八字咒语和有关孝顺睦邻的咒语）行句的变化就显示出会有这样的变化。（第二行的其他变化还有：“现在未来，弥勒我主”，“现在未来，我主降临”，“现在过去，弥勒降临”。见《外纪档》，道光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宫中档》464，道光十七年正月三十日；《上谕档方本》8991，嘉庆二十一年三月初四；《宫中档》41681，乾隆四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宫中档》18152，嘉庆二十年五月二十七日。）在一个类似的说法被代替（比如“正”代替了“真”）后，个别字的改变使其重点发生变化，但意思没有大变。不过在整行丢掉（比如有关弥勒降临的第二行整个从八字真言中被去掉）后，重要的意思也就会丢掉。为了容易记住以便向尽可能多的人宣传，要用最简单的形式，这就会把教义缩减为几个要点和几种简单的做法。这样的变化或许还反映了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衰变的宗教组织的外围也会同样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