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戴懿华（MelissaDale）博士在“性别与历史：近代妇女与基督教学术研讨会”（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和上海大学宗教与和平研究中心主办，上海大学，2005年5月28日）上宣读的论文。）
□［美］戴懿华 著
□黄 薇译
20世纪80年代初，北美和英国学者开始研究妇女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情况。本文拟从这些研究的主题着手，考察这些英文著作关于妇女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研究状况。本文希望探讨的是，学者研究了哪些主题？哪些论题没有受到充分重视？以往研究在华女传教士的西方学者大部分的研究专业是美国史或英国史。这些学者研究的主题集中于“妇女工作为妇女”，即性别角色的改变。例如：女传教士在福音传道、教育、医疗和社会改革等方面的活动；单身和已婚女传教士的差别和互相摩擦；女传教士“家庭移植”的习惯和性别研究等等。这种研究方法，西方女传教士在中间，中国妇女在外面。这是因为他们本来主要研究传教士本国的历史；他们缺少中国历史和中文知识的训练。在“中国中心”的研究方法中，有些中国历史的专业学者集中于中国妇女的主题，例如修女和基督教的个案研究。最近，为了解中西文化相遇，学者研究的主题开始涉及性别、民族、权限和互相影响等问题。三十年来，研究进步很快，可是还有问题未能受到充分重视，例如：中国妇女和女传教士的相遇和关系、女传教士的社会改革工作，各学科间的研究，和中西妇女如何互相影响。这些研究的结果将会对更细微地、更全面地分析中国妇女和女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相遇做出更进一步的学术贡献。1830年，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中49%是女性。到1890年，这个数字提高到了60%。（MarjorieKing，“ExportingFemininity，NotFeminism：Nineteenth-Century U.S.MissionaryWomensEffortstoEmancipateChineseWomen”，inLeslie A.Flemminged.，WomensWorkforWomen：MissionaryandSocialChangeinAsia.San Francisco：WestviewPress，1989，pp.117135.）尽管在中国的传教领域中，女传教士在数量上占大多数，但她们的故事却总是被男性同行湮没无闻。直到将近一个世纪以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基督教女传教士在中国的研究才开始引起汉学家们的注意。重建妇女与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实际上肇始于70年代中后期出版的小海亚特的《十九世纪山东东部的三个美国传教士》和柯文在《剑桥中国史》中撰写的“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这些学者的作品关注了在华女传教士所承担的任务和进行的活动。（IrwinT.Hyatt，Jr.，OurOrderedLivesConfess：ThreeNineteenth-CenturyA-mericanMissionariesinEastShantung.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6；Paul Cohen，“ChristianMissionsandTheirImpactto1900”，inDenisTwitchettandJohn K.Fairbankeds.，TheCambridgeHistoryofChina，vol.10，TheLateChing，1800 1911，pt.1，N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8，pp.543590.）小海亚特研究了南浸会最著名的传教士，慕拉蒂（LottieMoon）及其他在华传教领域中的女传教士，揭示出美国女传教士在中国福音传道工作中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小海亚特的研究，通过探索“妇女工作为妇女”中妇女的作用，提出了传教历史研究中一个新视角。柯文对于妇女和基督教研究的贡献在于，他注意到了女性传教士通过教育，反对缠足，批评包办婚姻、蓄妾和杀害女婴等行为，作为社会的改革者参与了中国的妇女解放。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对中国的妇女与基督教有好奇心的读者，发现学者不再是用几句话或一个章节，而是乐于用更多的篇幅来探讨妇女与基督教在中国的问题。随着希尔（PatriciaR.Hill）关于美国妇女海外传教运动研究的出现，以及这个问题的探讨上更有意义的是亨特（JaneHunt-er）出版的关于在华女传教士的开拓性专著，使得学者逐渐将注意力转向妇女与基督教在中国的研究。本文的目的在于关注妇女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研究领域中重要的英文学术著作。（本文集中关注1975年以后学术出版机构出版的英语学术著作。）近三十年来（从1975年到现在）学者出版了哪些关于妇女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英文著作？哪些主题引起了学者的兴趣？哪些领域需要更多的关注？笔者试图从主题着手，探讨这个领域近年来的研究情况。这种通过主题来看这一领域研究状况的方法比较复杂，因为有些研究跨越了边界，例如性别研究，不过它也使学者们可以深入考察那些重要课题和这个领域现今的趋势，并吸引他们投入到妇女与基督教在中国的研究领域中。一、在中国的女传教士：“妇女工作为妇女”研究在华女传教士的西方学者，大部分来自美国史或英国史以及妇女研究领域。他们依靠差会档案及私人收藏资料，重建了西方女传教士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因此大量有关妇女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学专著和论文，聚焦在1860年以后被派往中国的美国或英国新教女传教士的身上。这些学术成就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与这些传教士的派遣国相关的主题，另一方面就是传教领域中妇女工作的性别作用，也就是“妇女工作为妇女”。亨特（JaneHunter）1984年出版的《高雅的福音：世纪之交在中国的美国女传教士》是最早研究在华女传教士的著作之一，它引起了学者对于这方面研究的关注。亨特的专著通过充分的研究，开启了一个过程。最终使得人们对于妇女与基督教在中国的相遇，有更深入的理解。通过对美国女传教士自“最初的承诺”以来长年累月在中国差会奉献的描述，亨特再现了她们的生活经历。她使得那些独身的和已婚的女传教士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她之前的学者，比较注重中国传教领域里男传教士的活动，而极少给予女传教士相应的关注。在《高雅的福音》里，亨特引入许多主题，如：独身的和已婚的女传教士的专业角色、女传教士集中于家庭领域、“帝国主义的福音传道”和中国妇女与基督教等。这些主题成为此后的妇女和基督教在中国的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在华女传教士从事的专业工作”这个题目，给予对差会历史感兴趣的学者一个契机，探求19世纪和20世纪北美女性如何扩展女性的作用。研究差会历史的学者通过探讨女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的家庭布道工作，给研究欧美妇女角色的转换，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即“海外维度”。弗来明（LeslieA.Flemming）编辑了1986年国家妇女研究学会会议上女传教士专题讨论的论文集，名为《妇女工作为妇女：传教士和亚洲的社会变革》。这本论文集将女传教士活动的研究带到了学术前沿，学者开始研究在中国的传教工作中，怎样创造或者说增加妇女的职业机会。女传教士被排除出了布道演说一类的福音传道公共领域，于是她们转而热衷于从事家庭领域的福音传播。此后福音部也集中她们精力和财力投入到社会福音工作中，致力于教育和医药领域等文化工作。
近代中国的宗法社会和严格的“男女之大防”，使初来中国的基督教传教方法变得更复杂。在中国严禁男女混同，男性传教士难以向妇女传道。由于中国妇女成为中国家庭能否皈依基督教的关键，因此基督教差传总部便依靠女传教士在妇女中实施传教工作。女传教士藉此得以在传教工作中发挥出更为重要的专业角色作用。在“妇女工作为妇女”的主题下，学者常常从三个互有重叠的领域来研究妇女传教士的工作：（1）福音传道工作，（2）教育，（3）医药工作。（例子可以参见JaneHunter，TheGospelofGentility：AmericanWomenMis-sionariesinTurn-of-the-CenturyChina.NewHaven，Conn.：YaleUniversityPress，1984，p.15.）
福音传道是中国传教活动中最根本的驱动因素，也是研究在华女传教士时反复出现的重要部分。摩尔根（DavidT.Morgan）的著作《南浸会的姐妹们：身份的探求：1845—2000》，探讨了南浸会在中国著名的传教士玛莎·克拉福德（MarthaCrawford，即罗孝全的妻子）和慕拉蒂（LottieMoon）等人的福音传道工作。这些女传教士的传道工作包括：教育孩子、邀请中国妇女去她们的住所探讨信仰和拜访中国妇女们的家庭等。天主教女传教士在中国所进行的福音布道工作并不那么广为人知。布拉萧修女在对中国天主教会本色化的研究中，探讨了天主教修女在发展本土妇女会众中起到的作用，对重建妇女与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做出了贡献。布拉萧的文章关注天主教修女在这个领域工作的同时，也让读者能够一窥中国的贞女和女修会等中国妇女的皈依和中国贞女和修女守贞现象。（SueBradshaw，O.S.F.，“ReligiousWomeninChina：AnUnderstandingofIndi-genization”，CatholicHistoricalReview68（1982），pp.2845.）姚西伊对民国时期两位美国新教女传教士进行研究，她们在当时的复兴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考察了当时女性福音传道者享有怎样的职业独立程度。（KevinXiyiYao，“MissionaryWomenandHolinessRevivalsinChinaduringthe 1920s”，inDanaL.Robertsed.，GospelBearers，GenderBarriers：MissionaryWomenin theTwentiethCentury，AmericanSocietyofMissionologySeries，no.3，Maryknoll，NY：OrbisBooks，2001，pp.7384.）吴秀良在同一本论文集，《福音的承载者，性别的障碍：二十世纪的女传教士》中，使读者了解到中国20年代复兴运动中另一位至关重要的中国女性——余慈度（DoraYu）。（SilasH.L.Wu，“DoraYu（18731931）：ForemostFemaleEvangelistinTwenti-ethCenturyRevivalism”，inDanaL.Roberted.，GospelBearers：GenderBarriers：Mis-sionaryWomenintheTwentiethCentury.Maryknoll，NY：OrbisBooks，2002，pp.85 98.）尽管被与她同事的南美以美会传教士看成《圣经》传道人，但是她在苏州妇女医院的学校中所接受的医药训练，使得她能够在进行医药工作的同时进行传教士的工作和福音布道工作。余的故事有助于我们了解“妇女工作为妇女”里中国妇女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