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古先生那里得到了同样的热情和关怀。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即使是以非官方的名义，亦会如此，因为我认识北古先生已经很久。我料想在这双重关系和双重身份之下，他会令我满意的。在“西兰纳”号尚未启程时，我就收到了德庇时（Davis）（英国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先生的信。因此，当我在开普敦、马六甲、新加坡受到隆重接待时，我并不感到惊奇。当然这是一种欢迎和善意的举止，我不能对此过于敏感。阁下在这封信后还会看到我给大不列颠女王陛下全权公使的回信的副本。在经过8个月的航行后，8月15日早上我终于可以离开“西兰纳”号上岸。谢西尔船长利用这个间隙让使团成员有序地登陆，他没有忘记为使团的登陆增添热闹：在离开“西兰纳”号后，船长就向我走来，海军舰队的各艘军舰依次向我敬礼，舰长们率领部分高级军官陪同我上岸，然后又送我到北古先生为我精心安排的住处。在与这些先生告辞、并为他们对国王使团的敬意表示感谢后不久，我欣然获知谢西尔先生提升的消息。这是多么令人愉快，也是谢西尔先生应得的荣誉，他终于如愿以偿。晚上，北古先生设宴招待国王使团。因人数太多，餐桌被临时加大。我对海军司令开玩笑说，这张桌子为他的晋升扮演了一个活跃的角色。谢西尔先生的提升与我到达澳门时间的巧合，驱散了我离开法国后的惆怅。中国人的欢迎预示着我使命的成功。在一个鲜为人知的国家，没有什么重要的细节值得一提，当一个小时以前他们看到我离开小艇，先抬右脚上岸时，他们与我们持有同样的想法。到达这里后的第一天，在北古和费里埃（Ferrière）（拉萼尼使团的一等秘书。）两位先生的陪同下，我对两广总督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今天，他回访了我。直到现在为止，他对我非常客气，态度友好。此外，住在澳门的所有法国人对我都非常热情。在我到达1个小时后，前来看我的有遣使会和外方传教会的高层教士，以及领事馆的翻译加略利（Callery，他也将担任使团的翻译）和杜澜（Durran）（法国在澳门的商人，原注。），还有各类团体，它们分属于两大阵营，或为政治性团体，或为澳门社团，它们都会聚在我的住所。阁下一定知道，将我置于这样崇高的地位，并不取决于我自己，而是取决于我的身份和国王政府对我的信任。有人对我说，美国全权公使顾盛（Cushing）非常焦急地等待我的到来。顾盛先生在初次接触时即表达进京的强烈愿望，他指望得到我的协助以实现他的心愿。我与这位外交官已会见过两次，都属于正式访问，我们仅仅表示愿意彼此提供帮助。在我到达的那天，顾盛通过一位第三者把刚刚缔结的条约交给我。我将译本寄给阁下，不过还不能保证它是否为正式文本。我仔细研究了该文件，我会利用他对璞鼎查先生的杰作所做的补充。
几天后顾盛先生就要离开，他将一等秘书韦伯斯特（Web-ster）留在澳门，以等待中国皇帝批准条约。根据美国国会的要求，交换条约批准书的期限为18个月。
此间人们都十分关注我的行踪，尤其是我今后的活动去向。谢西尔船长和北古先生猜想，国王政府的意图是我在中国的首都与皇帝直接进行谈判。基于这一想法，谢西尔先生在我13日靠岸的时候，似乎非常不愉快，因为此时带我去白河季节太早，不是太合适。海军司令和领事不能事先得知使团的计划，以便得出与我们同样的看法，这也许有点令人遗憾。根据阁下的命令，我决定与钦差大臣的交流将保持克制并极其谨慎。我应该把这一决定告诉谢西尔船长和北古先生。该决定可能会令人失望，特别在我们的传教士那里。因为如果政府认为我的北京之行很重要的话，那么中国皇帝似乎只好听任其一成不变的朝廷礼仪在我们面前屈服。同时，这种可能性会被认为是对皇朝荣誉的一种精神上的损害，其程度不会亚于英国武器的优越对其自尊心的伤害。中国官员们因无法阻止我们进京，对此就更加畏惧。因此，如果在谈判过程中遇到什么意外困难的话，那么仅仅进京的威胁就足以克服这些困难，只要事先采取谨慎措施的话。不过，我还要补充一点，根据所有的迹象来看，这一武器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留在我们手中毫无价值。事实上，我预感到这将是一场迅速而容易的谈判。顾盛先生今天又对我说，除了进京问题外，我的行动不会有任何障碍。这也是谢西尔先生的看法。他对我肯定地说，一个月前，有位官员即乘小船到澳门，通知耆英“西兰纳”号即将到达。另外，在“西兰纳”号还没有抛锚的时候，澳门县丞就前往广州，等候钦差大臣。几天后，他将来这里拜访我。
在我写完上述内容的时候，我收到了5月29日的报纸。我看到阁下前一天在众议院所做的关于派遣使团赴华的解释，我的地位由此在公众眼里变得非常明确。此外，阁下对无法避免的事情所持的谨慎态度，足以应付将来可能提出的质疑。
今晚或者明天将有一艘快艇驶往加尔各答，趁此机会我将信件寄出。请阁下原谅这些开头细节的枯燥乏味。尽管我所关心的事情很多，但我急于想告诉您的还是我们漫长的旅行情况。由于天气宜人，加之尊敬的夏尔纳（Charner）船长的细心、能干和体贴，我们的旅行非常愉快和舒适。在经过6000多法国古里（1法国古里约合4公里。）的行程中，使团中没有成员遭受轻微的疾病感染，全体船员也都安然无恙。只是在13日进入澳门时，我们不幸失去了“西兰纳”号的一位水手。另有一位水手则溺死在马六甲海峡。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拉萼尼
23.拉萼尼致外交大臣基佐，1844年8月20日于澳门阁
下：我想详细地叙述一下美国特使顾盛先生的慷慨举动和帮助，因为在官方信件中我不便提到所有的细节。我曾向他承诺要把他对我的好意告诉阁下，我想至少要对这一保证做一补偿。顾盛先生把他谈判的各个阶段向我做了描述。他非常详尽地向我介绍了所有涉及礼节、仪式的问题和会谈的方式。他还将其签订的条约序言交给了我，这在杜澜先生给我的条约副本中是没有的。至于条约本身，因为还没有批准，他没有告诉他的同胞，自然也没有给我看。但是他向我指出了它与英国条约不同的地方。在我看来，它似乎有不少地方超过后者。这向我暗示了他为获得重要利权所克服的种种障碍。美国政府训令顾盛，如果可能的话，在不使用强制手段的情况下前往北京。经过多次的争辩和讨论，他放弃了这一计划。这不是因为他认为不可行，而是因为在他看来如果去北京的话，他将得不到条约。他宁愿选择后者，这令他的同胞非常满意。此外，顾盛先生是2月初抵达中国的，可是他与耆英的第一次会谈却在6月中旬，也就是说，经过4个月的等待和秘密准备之后。这使我从中获得启发，并且有一天可以用来有力回击没有耐心的巴黎舆论界。
拉萼尼
24.拉萼尼致外交大臣基佐，1844年8月26日于澳门
阁下：
我很荣幸将本月23日写给钦差大臣耆英的信件的副本随信附寄给阁下。耆英目前正在广州，我写该信的目的在于通知他我已经到达中国。附件一是交给加略利的信，由我起草；附件二是根据我的最初计划译成的中国文言文。加略利向我保证这是直译，他说这两个文件存在一些细小的差别，主要是翻译不能将个别法语表达译成相应的中文。
不管怎样，从现在起我就等待耆英的回复，估计这个月底就能收到。此间猜测耆英不久就会来澳门。他对进京问题是如此的担心，因为顾盛曾提出该要求，所以我们暂不打算马上前往北京。
24日晚上，“阿基米德”号抵达这里。同日早上8点，海军司令来与我告辞，他必须马上去珠江口，于25日太阳升起时出发。一旦他的舰队在珠江安置好，他就马上回澳门和我在一起。
谢西尔先生告诉我，海军大臣令他将“西兰纳”号开回法国。和我一样，他也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立即执行这一措施会导致极大的不便。
顾盛先生将于今天或明天离开中国。他打算从澳门出发，直接经太平洋回国，在华盛顿停留3个月。先生，我对顾盛的友好态度和乐于助人非常欣赏和感激。他慷慨地将所有的信息提供给我，这对我将非常有用。他刚刚缔结的条约尚未批准，因此他不能将副本给我，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秘密地向我指出该约与中英条约的区别。我准备交给中国的条约文本已由热心的遣使会教士译毕。
我发现译文的最后一段有一个明显的错误，但是我无法猜到其中的原因。加略利先生重新修改了这一段。领事馆翻译也准备了一份该文件的完整的译本——这使我感到比过去更有必要核对。在我到达澳门后，我才知道，要找到两位对中文翻译具有一致看法的汉学家是多么的困难。
此致崇高的敬意！
拉萼尼
25.拉萼尼致外交大臣基佐，1844年9月1日于澳门
阁下：
顾盛先生已于8月27日上午离开澳门。
顾盛先生叫我注意他非常感兴趣的两个重要问题。我猜想他本人曾尝试过但没有成功。一是关于派遣中国大使到法国；另一点是要求中国政府同意由外国领事或者海军司令发给外国人护照，以便他们可以在五个通商口岸之间自由旅行。后一个问题实际上涉及中国的完全开放和对隔离中国与西方的障碍的彻底破除。如果这样的成果能与法国的名字连在一起，我当然感到非常自豪，但是我不知道这是否可能。不过无论如何我会非常谨慎，以免因这些要求而连累我们将来与中国谈判的成功。我个人以为，由于中国人的偏见，这些要求一定会遭到他们的极力抵制。我对顾盛先生坦率地说明了这一点，并补充道，如果将来有机会能像他的条约为其同胞带来利益那样使我也取得一些权益或者保证的话，那么我将十分高兴。
只要看一下美国条约，阁下就会发现顾盛所做的比他的前人的所有事业改进了多少。他的条约无疑比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篇幅长，内容广，但是在布局上不像后者更有逻辑。预测一切可能性和解决各种假设的愿望，使美国全权公使陷入琐碎的细节之中，而英国人一定会在官方文件中极力避免这些问题。不过，形式和编纂上的缺陷完全可以通过注重实际的预测和对中国商业传统的深刻了解而得到弥补。在上一个报告中，我已表示，美国条约对西方世界与中国的贸易要比英国的那些条约有利得多，而且，在我看来，璞鼎查先生在通过补充条约为其同胞确保这些利权时非常谨慎。其实，中国最终会将这些优惠让予其他所有国家。
……
先生，我虽然不能使用同样的手段，但同时我承认这种手段对我不像对顾盛那样有必要。我们已经得到他所做的一切，他最困难和最费力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解决，这对我们和美国同样有利。但出现了另一个麻烦，我必须仔细考虑如何避免这一麻烦。世界舆论特别是中国舆论界对法国寄予太高的期望，以至于比别人来得迟的国王代表不能不做得更好，得到更多。我们自己也必须对远东文明施加影响，排除某些直到现在仍使中国讨厌接受欧洲思想的障碍。
这就是我目前所关注的事情，也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而我的训令对于商业条款并没有什么限制，这给我留下了自由的空间。我只能随机应变，我认为这是最合适的。但无论如何，我想在这里再一次保证，我不会忘记国王政府的目的，特别是我会非常谨慎地避免将我的使命因为一些不合适或者不能接受的要求而置于危险的境地。
此致崇高的敬意！
拉萼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