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满洲的体系变迁似乎是随着努尔哈赤对其他女真部落的征服开始的，但这一过程实际上解决了从16世纪中叶就开始的女真部落间和部落内部的长期冲突。又尽管潜在的危机标志着女真内部相互攻杀的频度和烈度日高，但这或可部分地归之于女真自身的人口增长及其在大约1550—1600年温暖的气候条件下获得的俘虏。1595年，敏感的朝鲜使者申忠一禀报说，即使经历了一个寒冬，女真社会还是很繁荣，除了牛羊繁茂以外，还有尽皆开垦的广袤土地、大量社会分层清晰的村庄蓄养着各种家畜（柯娇燕，997，40～41页）。但是，随着半个世纪的暖期而来的，是长达一世纪的寒冷期，大约在1620—1720年（关于16世纪后半叶女真酋长之间的危机与冲突，见《清代全史》，47～52页，991。关于气候变迁的最新研究，包括中国历史气候学家对16—17世纪的发现，其摘要可见马克斯（Marks），1998，特别见第6章，196页，以及李伯重，451～452页，1998。），其时正是女真—满洲—清入主中原、打败或吸纳喀尔喀和准噶尔的时间段。后者代表了那时的蒙古各族，与16世纪第一个10年中叶俺答汗有效地迫使明朝在北部和西北边疆采取守势的形势相比，他们这时势单力薄，四分五裂。对于女真人的渔猎、采集、牧马、农业（后者主要靠俘虏的汉人和朝鲜人来从事）以及马市贸易——在明朝时，女真人能用最贵重的物品（如毛皮、人参、淡水珍珠）来交换铁器、布匹和额外的粮食等必需品——这样的混合型经济来说，寒冷的气候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这肯定会促进他们向低纬度地区移动，促进他们发展对低纬度农业土地和人口的制度性控制，很显，这是建州女真占据明朝辽南地区疆土的重要因素。（一般说，关于满洲地区的地理、经济和社会状况，见罗伯特·李（Robert ee），第1章，1970；以及魏斐德，第1卷，第1章，1985。关于满洲人占据了辽河下游版图的广阔农业耕地后，随之而来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见罗思（Roth），1979。）满洲人对各种生产体系价值的认识，特别是他们对汉人和朝鲜人农耕方法的熟悉，通常被认为是他们已经准备统治那些主要生计方式完全不同于水田稻作和草原游牧的民族。在早期的女真—满洲生态体系中引人注目的不足，也是一个不适应、不熟悉、也不关心的长久存在的领域，就是与海洋无涉。（见卫思韩在1984年谈到康熙时期接待欧洲使节时说的，“在决策和调适传统的中国中心主义过程中表现出来相对的现实主义”，但朝廷最终根据礼仪的规范性，来避免与“西洋”人发生关系。结果，“清（没有）能从那几十年的相对开放中脱颖而出，采取任何新的政策、表现任何新的态度，建立任何新的体制，以帮助他们注意和处理其后150多年中西关系的不断变化的现实”（179页）。）满洲和从满洲来的人的社会体系是变化多端的：从家族结构和婚姻实践到统治者身份和贸易管理，没有什么东西一成不变。在努尔哈赤的青年时代，女真部落由父系氏族构成，但人们最强烈的取向是最亲近的家人和地方——他们在一个村落、栅栏或劳作的群体中生活的地点——这些，以及最低限度的生活条件，都在不断变动。部落和群体分散在林木茂盛的山谷中和起伏的平原上，他们甚至操着不同的方言。他们经常相互充满敌意，很少有共同的认同感，他们与为数不少的汉人、朝鲜人或蒙古人血统却已适应当地文化的边民结婚，成为他们的一员。首领通过军事实力和明朝及朝鲜的边官给予的头衔和引照获得和保持自己的地位，后者可以使他们把持与明和朝鲜的必要而有利可图的贸易。特别是在农业领域，蓄奴是社会经济中的重要部分。自由民尊重族中长者，如果不服从部落、村落或劳作群体的头目，他们就有危险。多数女真人是不识字的，少数有文化的人会认汉字和蒙古文，却都不懂12世纪的女真文。在辽河流域占支配地位的汉族定居者多数是自耕农，受山东布政司的分支机构管辖，应该也受兵部下的辽东行都司的保护。（关于早期女真／满洲社会的情况，见《清代全史》，31～52页，1991；及李鸿宾，18～43页，1997。）一个世纪以后，努尔哈赤同时代人更幸运和更勇猛的子孙不再住在满洲了，幸运、勇猛，或者相反，所有人都成为以北京为中心的庞大官僚机构的臣民。他们世代作为八旗中的一员，后者管理着他们的生活，包括婚后居住在男方家里的婚姻，当他们进入山海关以南后还要躲避的、使征服者各阶层同样罹难的天花，多数人作为“异族居民”住在中国本土大城市中的特定区域。（“异族居民”一词来自欧立德的书名，1999。至于从这篇博士论文扩展到一部引人注目的、关于八旗形成、体制及其在清代前中期的各个社会侧面的书，见欧立德，2001。）他们从兵俸和旗地中获得收入，而爱新觉罗氏皇族的最上层梯队和有官爵的八旗贵族享有最大量的俸禄和旗地。不仅是努尔哈赤一系女真人的后代，许多终生在旗的非女真人后代也被用一种统一的满洲族群认同加以谆谆教诲。（关于史学家如何把握在长时间的不同侧面中表现出来的满洲认同的难解之题，见居伊（Guy），2002。）许多人是以新创的满文受教育的，后者在一个广阔的范围内成为最重要的书面交流媒介之一，使人们能够有机会接触关于满汉历史和上层文化的浩如烟海的原始的和翻译的知识（参见柯娇燕和罗友枝，1993；柯娇燕，1994；以及欧立德在本书中的文章。），有些人还在中国的文学艺术领域卓有成就。在此时列为禁地的满洲老家——那里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满洲人了——汉人农民作为世代农奴，耕种着国有土地，但早年在明朝控制的辽宁地区被俘获并沦为奴仆的他们的许多前辈，却作为受信任的皇家奴婢而发迹，此时负责着无处不在的内务府，在后者垄断的各项事务中，满洲的人参就是其中一项（托伯特，1997，第4章；西蒙斯，1981）。“满洲”这个名称的接受者的大多数，都在努尔哈赤及其子皇太极（1592—1643）的建国浪潮中被席卷荡涤，他们是否在八旗制度的某些方面成为国家的义不容辞的奴仆？因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们是否变得比在这个特权阶层以外的人更不自由？尽管对于清代形成时期辽东人日常的、个人的体系我们所知甚少（我很感谢柯娇燕设想出“辽东人”（Liaodongese）这个词，我在这里只用它来指每一个在辽东共享这一地方区域文化的人，因而他们可以相互认同的程度要高于来自其他地区的人，而柯娇燕则似乎只用这个词来指那些祖先是汉人的人（例如，第1章，1999）。），但假定个人的体系，特别是后来变成皇族和旗人的那些人的体系，以三种形式受到其社会体系变迁的影响，似乎还是合理的：日益对汉人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对其他民族的民间生活方式和信仰（特别是佛教）开放；在多数民族中采取相反的行动，把满人“迁出”，来保持他们的传统习惯——仪式、口传故事和仪式语言、准备食物、运动、制衣，等等——这些不可避免地赋予他们某种“温室”效应；把本地的萨满教塑造成帝国信仰，这自然会影响到普通满洲人的萨满崇拜，但也与普通满洲人的萨满崇拜日益疏远（狄宇宙，1994a）。与狩猎相结合的尚武的价值观与技术在满洲或来自满洲有部落传统的人中依然重要，尽管这些只是在严格的法律、规章、奖惩的框架中大量操作，后者在努尔哈赤初起的时候还是没有的。当然努尔哈赤在他的个人体系中也做了些变革，比如他聪明地把汉人和蒙古人的权力语言和权力姿态变成了他自己的，但那只是清代君主——在政治、宗教、文学、语言和行为等所有方面——非凡地同时把握几种统治传统的开端，对此，清的模式以文化上的消除敌意的潜移默化，由康熙皇帝确立起来（史景迁，1974；柯娇燕，1992、1999，第2—4章；罗友枝，1998，第6章）。一方面是康熙皇帝，另一方面是其伟大祖父努尔哈赤，他们以各自体现个人意志的方式，在文化和体制要求的网络之内，设定了他们的个人信仰、价值观和操行，这两种方式之间的距离对其族系人民的整个体系变迁做出了很好的说明。要全面理解清的形成，就要研究满洲的体系如何具有生产能力地、充满反应地、可控制地、连续不断地与东亚其他的、或重叠的同时代的体系，比如中国本土的、朝鲜的、蒙古草原的、西伯利亚的和东南海洋地区的体系进行互动。在互动的地带，偶然的选择、个性、偶然事件、相对的时间选择，都被体系范式从两种共同的命运中抢救出来：作为历史的琐事被反复思索却被抛到脑后，或是被装上所有一切都悬挂其上的铰链。这些体系的路径也可以消除，或至少可以淡化某种两分法的分界线，而这种两分法逐渐将中国历史“妖魔化”：连续性对变革（正如“从明到清”所体现的那样），汉化对多元文化（特别是谈及清的统治和宫廷文化），变革的本土因素对外来因素（正如中国中心观对“冲击反应”观的批评中所体现的）。（关于汉化的对立观点最清楚地反映在罗友枝，1996，和何炳棣，1998。为了解释中国的由来自亚洲腹地的民族建立的王朝，有一种有见识的可选择路径，关于此，见狄宇宙，1996（特别是503～507页）。对“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而非只看到对西方“冲击”之“回应”的中国史学的著名呼吁，是柯文在1984年做出的，特别是第1章和第4章。卫思韩在1993年精彩地勾画了这样一种学术观点的出现，即将大约1500—1800年的亚洲海洋史视为欧亚参与者间的互动。与这一趋势的发展同时，伴随着欧洲扩张史范式的支配地位的衰落，也伴随着战后站在亚洲一方或站在另一方的离心式的“本土化”研究的破产。）
此外，对于本书的核心关注有利的是，关于应用于不同层次上和不同关系中的类型和期限的概念，斯皮尔的范式是有较大包容性的，也是比较灵活的。比如，满洲的变迁并非发生在与大明国同一个动态过程中，或是发生在与大明国的时间罗盘上的同一轨道上，比如说，后者的问题在于对付那些流动的义军，这并非发生在与对付女真—满洲人最棘手的那同一阶段。满洲变迁中的那些变化，比如旗人对于迁移生活的调适，在时间上也并非同时扩及其他方面，如八旗自身的组织、扩展和磨炼。因此时间的建构可以适应一种聚焦准确的特定体系，而无需要求较大的整体与各个组成部分的时限性相符。在研究亚洲或其他地区历史的学者对世界史学界的新鲜活力、也对区域研究中的新发现做出反应的时候，这样一个空间较大的容器应该受到欢迎，一些学者不仅质疑明显分期，而且质疑数十年来与构造研究领域分支的概念一同产生的那些时间假设，正是他们会欢迎它。
清是什么时间？
如果这个小标题有点堂吉诃德式的味道，它却不是最早这样用的。它只是用“清”替换了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1999）一篇文章主标题中的“日本”而已。康拉德考察了日本人将欧洲的历史解释范畴加以内化的情形及其对战后日本史学的后果，因而在文章中主张，学者更多地注意“跨国族的史学史”，即当他们在世界各国游历、并且被那些外在于有其自身历史渊源的情感和动机的学者群体（和政客）所接受、所归化时，更多地注意历史观的变迁。尽管跨国族的清史研究史并不是我们这里所要做的，但我的确希冀瞻望某些方式，凭借这些方式，国际性的和跨领域的史学趋势可以一直提升关于我们应该如何眼界开阔地设想和论及历史时间中的“明清时期”——也包括清代形成——的讨论。尽管也涉及分期问题，但与本书的几位作者一致的是，我请求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对潜在的时间观念过程有更为深化的认识，这有一些历史话语的深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