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要言之，为古代日本学中国，近代中国学日本。其明显表征，即隋唐时期日本的留学生、学问僧陆续来华，而戊戌、庚子后中国的留学生和游历官绅大批东渡。其间的差别是，日本究竟属于汉字文化圈，近代中日关系的政治格局虽然乾坤颠倒，文化联系却保持一定惯性，因而古代中国罕有赴日求学之士，近代日本却不乏来华问学之人。尤其是庚子以后，日本留华学生人数渐有增加之势。他们身份复杂，流品不一，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扮演多重角色，作用难以定位。但在两国文化交流方面，仍有延续古代的积极意义。惜有关史实极少为研究者论及。在相关领域中，研究中国留日学生的著述最为丰富，近年来关于日本来华顾问教习以及中国赴日游历官绅的研究也陆续展开，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而对日本留华学生却仍无论述。追究此一历史现象的来龙去脉，不仅可以丰满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也有助于理解近代中日关系的重要变数。在此期间，日本东亚同文会等团体先后在中国开办东洋学馆、日清贸易研究所、东亚同文书院等教育机构，所招收的日本学生有的也称为留学生。但上述机构的行政、教育均由日本人负责，实与其国内学校无异，日本学者对此研究较深，因而不在讨论之列。
§§§第一节 留学乎？间谍乎？
从德川幕府末期开始，受西洋文明的影响，日本已陆续向欧美各国派遣留学生，分为官费、藩费、私费三种，主要由各藩派出。到1873年，累计总数达到373人，其中官费生250人。明治初年，海外留学生先由外务省负责管理，1870年12月太政官颁布《海外留学规则》，除海陆军留学生外，均转归大学统管，分为官选、私愿两类。官选中的华族、大学生及士庶人分别由太政官、大学和府藩县厅考试选拔。当年8月和11月，大学南校、东校分别进行甄选派遣留学生事宜。1871年，明治政府设立文部省，接管留学生事务。次年颁布《学制》，第58—88章为《海外留学生规则事宜》，详细规定了选派的具体办法和待遇。其中官费一项，又分为初等、上等，分别由中学和大学毕业生中选拔。每年定额前者150人，后者30人。
由于这时已在海外的留学生多为原来各藩派遣，存在诸多不合理因素，其一，全部留学生中百分之八十二三为萨、长、土、肥四藩所派，其余才由各藩分摊。本来各藩学生由藩费供给，废藩置县后统由国费支出，出资与使用不相吻合。其二，留学生中军人居多，未经认真考选，不能用功学习，恶评甚多，有招国耻。其三，文部省初创时，连大学及其他经费在内，每年预算不过80万圆，而留学生的学费高达25万圆。
有鉴于此，时任大学东校副长的九鬼隆一（当年即升文部少丞、大丞）建议废止各藩留学生，从大学法、理、文、医各科正式学生中选拔优秀者派遣留学。1873年底，日本政府下令召回全体海外留学生，原计划举行统一考试甄别，后干脆放弃，从大学中重新考选50余人派往欧美。1874年，文部省设立海外留学生监督，统一管理官费生，第二年又制定贷费生规则。这一连串的有力措施迅速改变了混乱不利状况。明治政府派遣海外留学生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培养师资，以取代高等教育机构中高薪聘用的外籍教师。到1876年，文部省共聘用美、英、法、德、俄、瑞士和中国籍教师78人，月薪达17217圆，年薪总数超过20万圆。虽然显示明治政府重视教育的决心，毕竟负担过重。等到留学生次第学成归国任教，外籍教师人数随之逐渐减少。（参见［日］教育史编纂会编修：《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发达史》，第1卷，816～848页，东京，龙吟社，1938—1939。此书实为资料长编。另据［日］梅溪升《お雇外国人——概说》，文部省所雇佣的外国人（不仅教师）1873年为127名，1874年151名，1877年109名，1882年53名，1888年105名，1889年109名，以后逐渐减少。）
明治初期日本欧化风行，文部省管辖范围内的留学生，纯粹为赴欧美学习新知，并不包括来华学生。直到1899年，“清国”的字样才出现在文部省有关留学事务的文件之中，中国成为其派遣留学生的对象国。但近代日本留华学生的历史，远远早于上述。1871年 5月，来自佐贺、萨摩两藩的成富清风、福岛九成、黑冈季备、水野遵、小牧昌业、田中纲常等人由内务卿大久保利通派遣，以留学生名义来华。两个月后，吉田清贯、儿玉利国、池田道辉等人也相继来华。这便是号称“维新后支那留学先驱”的明治初年第一期“清国留学生”。（参见《对支回顾录》下卷，78～92页。）
这些人到中国后，分别前往北京和上海，其目的有二，一是学习汉语中文，二是调查中国国情。他们本来已有相当程度的汉学功底，其中福岛九成、小牧昌业、田中纲常等人还出身汉学名家，或受过专门训练，素养较深，能与中国人士进行充分笔谈，所以学习方面主要是练习口语和时文。名义虽是留学，却未进任何学校。这种情况，在近代日本留华学生史上不仅一直持续，而且相当普遍。
关于早期日本来华学者学生，外务省第一期清国留学生出身的濑川浅之进曾经概括道：“其时中国研究大凡有以下四种系统：其一，学习汉学及与中国人研究诗文。其二，调查地理兵制。其三，真实地从欲保亚洲未来，便须日中提携的立场出发，研究政治经济，以保持两国亲和。其四，如历来学会汉学以为长崎的通事那样，学习新的语学并研究时文。”（［日］东亚同文会编：《续对支回顾录》下卷，248页，东京，原书房，1973。）所讲虽然是1877年以后的情况，但也适用于此前。明治维新后首批来华留学者，大体是第二、四两种类型的混合。
就在1871年，发生了琉球漂民为台湾住民所杀的琉球事件，日本朝野乘机大肆鼓动，征台呼声甚嚣尘上。三年后，日本政府以讨伐为借口，出兵侵台。此役留华学生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了替征台行动做准备，1873年3月，福岛九成、黑冈季备奉日本公使转达的命令，伪装成画家安田老山的弟子，从上海出发，于4月在淡水登陆，勘察台北、彰化、嘉义、台南及南部各地，实测山川地理，了解风俗人情，然后向1873年3月来北京的特派全权大使副岛种臣报告。是为关于此次事件报告之嚆矢，很为当局者所赏识，福岛九成因此转任文职的驻厦门领事。此行所绘制的台湾地图，后在侵台军事行动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先期归国担任军职的陆军中尉田中纲常、海军大尉儿玉利国相继随征台论急先锋桦山资纪少佐和副岛种臣来华，双方会合后，6月下旬桦山资纪、田中纲常、儿玉利国等人带领在京待命的成富清风、水野遵等南下，经上海、福州于8月下旬抵达台湾，到淡水、打狗等地进行侦察。这时日本政府围绕征韩论争议激烈，阁议竟至破裂，引起政变，台湾问题被搁置。儿玉利国、成富清风携带桦山资纪密旨于12月回到东京，敦促政府决意对台动武。战争期间，上述各人及吉田清贯、池田道辉，以中国通身份随军行动，或担任翻译，整理文件机要，或为参谋，协助指挥调度，唯一未介入军事行动的小牧昌业，也和福岛九成、黑冈季备、吉田清贯、儿玉利国等人参与了谈判善后。
此后，日本陆海军、外务省、大藏省、农商务省、公司银行、对华团体均陆续派人来华留学。陆海军方面，1873年11月，陆军少尉向郁和中尉美代清元为军事视察及学习汉语留学北京，1877年山口五郎太留学厦门，19世纪80年代铃木恭坚、河野主一郎、柴五郎相继以海军留学生名义留学福州。规模较大的则为1879年参谋本部一次派遣14人留学北京。（这14人分别为川上彦六、杉山昌矢、柴田晃、御幡雅文、关口长之、大泽茂、谷信敬、平岩道知、濑户晋、原田政德、沼田正宣、末吉保马、草场谨三郎、富地近思。）和首批留学生一样，他们有的一面学习汉语口语时文，一面在使领馆武官以及驻在将校的辖制下，从事情报收集等间谍活动。有的甚至只是以留学生的名义为掩护，纯粹进行谍报工作。如河野主一郎在华仅一年时间，奉军令部之命，到宁波、厦门、香港、广东、上海、芝罘、天津、北京、大沽、山海关、牛庄、旅顺等要地调查军队炮台等设施及风俗民情，将见闻详细记录后报告军令部，即完成使命。山口五郎太还化名苏亮明，着中国服装，到处刺探军情，积极参与所谓福州组的搅乱中国策，并鼓动开办东洋学馆，培育“经营”中国的人才。所以人们提起日本留华学生，往往联想到间谍的形象。
不过，1879年参谋本部所派14名学生，却不是军人身份，而是从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专业中选拔出来的“清国语学生”。此事与时任参谋本部管西局长的桂太郎关系极大。桂很早就建议向中国派遣武官，加强军事情报的收集，以备不时之需。以后又撰写了《邻邦兵备论》，起草并提出对清作战策。1878年参谋本部设立，桂出任管西局长后，立即着手实施，他召回此前所派将校，同时向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广州、厦门、牛庄派遣13名军官，专门调查地理政情，供将来对华作战时决策用兵的依据。此举使情报活动更加专业化，增强了效率。而派遣文职的汉语学生，则是鉴于中日两国交涉摩擦增多，大规模武装冲突势必爆发，须为军队培训大批汉语人才准备师资。这批人回国后，即在各地镇台及士官学校教授汉语，虽系文职，目的仍然在于军事行动。
中日两国互设使领馆后，外交事务增多，培养语言人才之事十分迫切。本来外务省属下的汉语学所，有官费生10名，后划归文部省，并入东京外国语学校。1883年8月，外务省公信局长浅田德则接受中田敬义应向中国派遣语学专门留学生的建议，制订《清国留学生规则》。中田敬义原为汉语学所学生，鉴于汉语语法发音因地而异，在校期间即要求到中国留学，未能实现，时任外务省秘书官。由他和浅田德则、田边太一、郑永宁等4人担任考试委员，经考选和推荐，第1期派出濑川浅之进、西源四郎、田边雄三郎、小田切万寿之助、吴大五郎、铃木行雄等6人，第2期派出丰岛舍松、大河平隆则、山崎桂、横田三郎等人，以后每年考试一次（个别年份因故中止），陆续派遣。
在此之前，外务省已有利用原来各藩所派留学生的举措，如1874年由水户藩藩公派往北京学习语言文学的河西肃四、小松崎吉郎，经过两年的学习，即任公使馆二等见习书记生，后又担任留学生监督。此后还屡有将私费留学生等转为外务省留学生的个案。而且外务省本身也曾不定期地零星派遣过留学生，如1880年所派吴永寿。只是从1883年起更加制度化。与军事留学生不同，他们一般在使领馆内学习，同时见习初级外交官事务。期限多为2—3年，个别人长达8年；学成即在现地或归国担任外交官。为了学习广东话，还曾派人到香港皇仁书院留学，先后在此就读者有安广伴一郎、杉村浚、高须太助、大河平则隆、山崎桂、丰岛舍松、田边雄三郎、小田切万寿之助等。该书院因而被称为“日本外交舞台人物辈出的渊薮”（《续对支回顾录》下卷，240页。）。
由大藏省派出者仅有井上陈政（后复姓楢原）1人，他任职于印刷局制版部，因1877年赴日的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杨守敬等人学问颇精，多与日本汉学家往还唱和，次年，大藏省命井上陈政到清公使馆专门研习汉学。1882年，何如璋任满归国，井上陈政又由大藏省派遣随其来华继续学习，先后在北京、福州从何如璋学习制度掌故，在杭州从俞樾学习诗文。俞樾《曲园自述诗》记其事道：“甲申岁，日本东京大藏省留学生井上陈政字子德，奉其国命，游学中华，愿受业于余门下，辞之不可，遂留之。其人颇好学，能为古文。”在华期间，井上陈政还游历了直隶、山东、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江西、安徽等省，历时6年，归国后写成《禹域通纂》上下册，分政体、财政、内治、外交、刑法、学制、兵备、通商、水路、运输、物产、风俗等12部，共2033页，另有附录353页，为清朝当政各员传略，1888年由大藏省出版。来华前印刷局长得能通昌嘱咐井上陈政道：“日清联交，势在必行，然而非熟知彼邦风土事情，通观始末，则联交安可得？所谓事在人为，人由事显。汝此行善体余意，切勿虚劳。”（《续对支回顾录》下卷，244页。）井上陈政可谓不负所望。可惜在中日关系日趋恶化的大背景之下，熟知通观也无益于邦交，后在日本驻华公使馆任职的井上陈政本人还死于义和团笼城之战。
农商务省留学生又称为练习生，1899年所派有安永东之助。同年三井公司也决定实施派遣留华学生计划。当时该公司在上海设有分店，经营业务主要通过买办中介，利润损失过大，因而想培养熟悉当地特殊业务行情和能说汉语的人员，以便逐步废除买办制。首期招生为高木陆郎、内田茂太郎、横山直行等人，翌年再招收森恪、绫野矶太郎、儿玉贞雄、上仲尚明、江藤丰三等，聘请首批陆军语言留学生出身的御幡雅文专门教授北京话和上海话，由此开启上海市场直接贸易的先机。此前一年，横滨正金银行将新入社的3名法学士大隅行一、藤平纯一和小贯庆治分别派往上海、广东和北京留学，一面学习汉语，一面调查金融商业状况，以便兴办或推广业务。
对华团体派遣留华学生动议甚早，1877年12月振亚社创立之初，就有意与中国交换留学生。但后来主要是由日本人自己办学进行培训。1899年，应东亚同文会上海支部长井手三郎之请，该会先后向广东派出6人，向上海派出4人。到广东的桥本金次、内田长二郎、熊泽纯之助、山下稻三郎、松冈好一、远藤隆夫等人在练习粤语的同时，协助该会广东支部进行活动。松冈好一还参与了《知新报》的编撰，并介入保皇会的勤王密谋。另外，日本的一些佛教宗派欲在中国发展势力，也有以留学名义派遣来华者，如1900年来华的川上季三为西本愿寺所派，1901年由真宗大学毕业后来华的松本义成，也由属于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的爱知县法通寺所派。
自费留学生占有一定比重，如1882年来华的山崎桂，1883年来华的田岛藏之助、横田三郎、吉泽善次郎，1888年来华的奈良崎八郎、尾本寿太郎、福原伴十郎，1890年来华的森井国雄，1897年来华的小村俊三郎，1900年来华的安藤辰五郎、栉引武四郎等，其中有的后来转为官费，有的本来就是军人。
早期留华学生，无论官费私费，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