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与周边国家及亚非国家的关系有很大发展。1954年，周恩来率领200多名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促使大会通过了结束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及在越南、老挝、柬埔寨实现和平的协定。同年，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提出了与两国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与和平共处。1955年，周恩来率团参加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周恩来多次发言，强调"求同存异"，说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最终大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世界和平合作的十项原则。
新中国外交局面的开拓与周恩来的个人魅力是分不开的。他开朗、健谈、睿智，有一种非凡的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不少外交人士为他的魅力吸引。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的即席演讲，还有他的手势打动了来自亚非大陆29个代表团成员的心。当菲律宾代表卡洛斯·罗慕洛咒骂共产帝国主义甚至比资本帝国主义更坏，指责中国是莫斯科的傀儡时，人们急切地期待着周恩来的反应。"我不是来吵架的"，周恩来和蔼地说，"我是为了大家"求同"而来的"。求同存异、和谐共处也是中国的外交宗旨。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因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开始恶化。1960年，苏联违背《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单方面停止对中国援助，撤走所有在华专家。至1965年，苏联在中国边境布置重兵，不断挑起冲突，中苏关系完全破裂。1969年，苏军公然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被中国军队击退。此外，苏联还鼓动、支持印度、越南反华，进犯中国领土，在1962年和1979年，中国被迫分别对印度、越南进行自卫反击战，捍卫了领土主权。
与苏联关系恶化的同时，中国对世界战略形势的分析也开始发生变化，逐渐改变了两个阵营的思维，形成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这个理论由毛泽东在1974年提出，他认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欧洲、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广大亚非拉国家是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是中国外交工作的核心。
中国逐渐改变"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既加强与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重视发展与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友谊，也重视与欧美国家的交往。1964年中法两国建交。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意大利、英国、联邦德国、荷兰、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国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美双方也开始采取务实的外交政策，共同利益使双方逐步接近。尼克松任美国总统时，打算通过改善中美关系，开展"均势外交"，增强美国对付苏联的力量。中国借在日本举办的名古屋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机，主动邀请美国代表团访华。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和一小批美国新闻记者抵达北京，成为自1949年以来第一批获准进入中国境内的美国人。次年，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从此结束了中美两国20多年来人员交往隔绝的局面，使中美和解随即取得历史性突破。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他是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周恩来与尼克松握手时说："你的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尼克松事后也写道："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访问期间，尼克松总统会见了毛泽东，同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双方就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交换了意见，着重讨论了印支问题和台湾问题。
1972年2月，中美双方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在上海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联合公报在阐明双方对重大国际问题的各自看法和立场、承认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区别后，强调指出双方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1979年元旦，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声明："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联系"；"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美建交是当时国际范围内的一件大事，两个大国的合作缓解了世界的紧张局势，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但不久美国又制定《与台湾关系法》，把台湾置于它的保护之下。台湾问题成了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
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在1971年恢复，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时取消了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的资格，确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此后，中国在坚持独立自主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对外友好合作关系，逐步开创了外交工作新格局，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出可贵的和平国际环境。
四、邓小平与改革开放道路的开启
邓小平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以他为核心的领导下，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邓小平1904年出生于中国四川省的一个农民家庭，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邓家比较富裕，使得邓小平从小就能接受学校教育。青年时代的邓小平曾到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回国参加国民革命。国民党和共产党分裂后，邓小平被派往广西发动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和师长刘伯承深入华北敌后，创建了太行、太岳等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他和刘伯承率领的部队被称为"刘邓大军"，为全国解放立下赫赫战功。
1952年，邓小平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1956年，邓小平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成了党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被打倒。1975年，周恩来病危，邓小平临危受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不过很快又被撤销一切职务。
邓小平的再次复出是在1977年。在改革开放政策确立之前，邓小平支持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辩论，在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最终的结论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改革之兴首在人才。1977年，邓小平主持恢复了高考制度，"文化大革命"时期推荐上大学的做法被废止。该年冬天，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的知识青年们怀揣着各自的梦想走进考场。1978年夏天，又实行了一次夏季高考。此后，夏季高考就成为常例延续至今。这两年的高考可以说是中国规模空前的考试，报考总人数达到1160万人。大浪淘沙，最后只录取了40多万名大学生。虽然录取的比例很低，但是恢复高考，在很多人脑海里是一生中最为深刻的记忆。高考制度的恢复使人才的选拔有规可循，知识和人才被重新重视起来。向海外派遣留学生也逐步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美国的留学生达到1万余人。
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农村改革最初在安徽、四川试点，然后逐步推行到全国。在农村解散"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逐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属于国家和集体公有，由农户承包耕种，产品除向国家交纳农业税、向集体交纳公共提留以外，完全归承包者所有。同时，逐步废除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和农产品统购统派政策，大力发展农业商品经济、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促使传统农业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这样，农民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农业生产力得到很大发展，农业产量大大提高，人民的温饱问题逐步解决。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扩大基础生产单位自主权入手的，重在解决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政府对企业统得过死的问题。在改革计划管理体制，扩大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同时，实行经济责任制，理顺国家和企业的责、权、利关系。以后又逐步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建立以股份制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
市场的作用被重新发现，市场被看成是一种有效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而得到重视。与此相对应，统购统销、价格双轨制等政策逐渐取消。市场主体日益多元化，由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有经济、混合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私营经济的比重迅速扩大。分配结构也发生变化，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同时并存。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启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开始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原有的政治体制容易导致权力过于集中，滋生官僚主义与个人崇拜，容易使党和政府脱离群众。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拓宽民主渠道；同时加强党内监督和执政能力建设，时刻将反腐倡廉作为中心工作来抓。基层民主政治也不断取得进步，农村村民自治及城区的社区自治程度不断提高。
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开放是紧密相联的，中国的对外开放主要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是建经济特区。1980年把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为经济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第二步是开放沿海城市。建立沿海经济开发区。1984年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等14个沿海城市。第三步是开放沿江、沿边城市及内陆城市。这样，对外开放城市遍布全国各省区，形成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进入21世纪后，中国又适时提出了西部开发、中部崛起及振兴东北的发展战略，有助于全方位开放今日深圳特区格局的形成。在这些开放城市和地区，大力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及管理经验，兴起了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外商独资经营的"三资企业"，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得益于对外开放政策。
祖国的统一问题也取得重大进展。邓小平针对"台湾问题"，提出了"和平统一"方针和"一国两制"构想，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一个中国前提下，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也不变，两种制度长期共存，和平共处，相互补充。1997年和1999年，中国分别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一国两制"得到成功实践。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反对机械照搬马克思主义教条，也不提倡空洞的主义之争。邓小平曾说，改革是做前人没做过的事情，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这种务实态度使中国的领导人能够清醒认识到中国的国情，也能够放眼世界，清楚看到中国的未来，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所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这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1992年春天，已经87岁高龄的邓小平自北京乘专列出发，一路南巡，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他要求各地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他还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精辟论述，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公平、正义和效率，正是中国人所认识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1997年，邓小平病逝于北京，由他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由后继者不断向前推进。2008年，第二十九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中国北京成功举行，全世界共同见证了中华民族从历史的重负中崛起；2010年5月1日，第四十一届世界博览会在上海成功开幕，这是中国努力自主发展的成果，也是世界对中国的肯定。今日的中国，正在逐渐释放一个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巨大潜力，崇尚和平的中国必将为世界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