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印度佛教哲学略史
印度佛教哲学的发展是印度佛教发展的一个方面。印度佛教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公元前6、5世纪至前4世纪中叶，为释迦牟尼创教及其弟子传教时期，称早期佛教阶段。二是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后至公元1世纪，由于对教义、戒律理解的不同，佛教内部分裂为上座和大众两部，并从中演化出许多教团，后称为18部或20部，是为部派佛教阶段。三是从公元1世纪左右至公元7世纪的大乘佛教阶段。“乘”，车辆，乘载，也有“道路”的意思。
学佛法者乘之行道以达到彼岸，乘是佛法传统的代称。大乘佛教以普度众生到彼岸世界为标榜，号称“大乘”，同时又贬低早期佛教和部派佛教只着眼于追求个人的解脱的是小乘。
大乘佛教后来又分成两大派，即中观学派，也称空宗；瑜伽行派，也称有宗。四是公元7世纪后，大乘佛教部分派别与婆罗门教混合而成密教，至13世纪初，因受到外来的侵略，佛教在印度被消灭。下面，我们按照印度佛教的几个发展阶段，略述一下印度佛教哲学的历史演变。
一、早期佛教的哲学思想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生活的时代，和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一样，当时在古印度大地上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对于宇宙、社会和人生问题的求索，涌现出数以百计的不同见解。当时流行的宗教哲学观点，据佛教的传说，有62种或90余种；据耆那教的传说，有300余种。归结起来，主要是两大对抗的思潮，即婆罗门的守旧思潮和沙门（道人）的革新思潮。婆罗门教是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正统宗教。它以《吠陀》为天书，视之为神圣不可更改的经典。奉梵天、毗湿奴和湿婆为三大主神，是所谓分别代表宇宙的“创造”、“护持”和“毁灭”的。它提出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的三大纲领。它宣扬整个宇宙是一个统一体，自我和世界，个人的灵魂和宇宙的灵魂，都结合在这个统一体中，人们所认识的世界并没有内在的实体，内在的实体属于“神我”——大梵，神我是永恒不变的无始无终的真实存在，人的灵魂是这个存在的一部分。它宣称社会四大等级的存在是合理的，因为都是“梵”生的：“梵”从口里生出婆罗门（祭司），从肩上生出刹帝利（武士），从脐处生出吠舍（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从脚下生出首陀罗（奴隶和雇工等），因此社会也就有高低贵贱不等的种姓差别。婆罗门教宣扬善恶报应、生死轮回的信仰理念，认为人的灵魂不灭，转世的形态则取决于是否按婆罗门教教义行事。如虔诚奉行婆罗门教，死后可投生天界，相反就会变为畜生，甚至于下地狱。它还宣扬只有属于前三个种姓的人才有信仰宗教、祭祀鬼神和死后灵魂升天的资格，而首陀罗则根本没有举行宗教仪式的权利，当然死后也更谈不上灵魂升天了。这就是说，首陀罗不仅在社会生活方面没有出路，而且在宗教方面也是毫无出路的。
当时反对婆罗门教的派别，重要的有耆那教、顺世论和佛教等。如耆那教，信奉业报轮回、灵魂解脱、苦行主义和清净与染污的伦理学说。他们认为，人的现世命运是由前世的行为（“业”）决定的，要求得解脱，必须经过宗教的修持。又认为无所不在的灵魂（植物和无机物也有）是半物质性的实体，和其所依附的体积相当，并随体积的增长而增长。他们强调要使灵魂获得解脱，必须道德清净，而道德上的染污，是由不洁净的细微物质从皮肤毛孔中进入灵魂内部所引起的。要获得道德上的清净，就必须堵塞进入不净物质的孔道，以使灵魂最后证得“涅槃”，即获得解脱。为此，耆那教反对祭祀，主张严守五条戒律：（1）不杀生；（2）不欺诳；（3）不偷盗；（4）不奸淫；（5）戒私财。并提倡穿白衣或完全裸体，以及诸如绝食、身卧钉床、日晒、火烤、投岩、拔发、熏鼻等苦行，折磨自己的肉体，以为这也是解脱的道路。再如顺世论，是古代印度著名的唯物论，它反对梵天创造世界的说法，认为构成世界万物的独立常存的元素是地、水、火、风（“四大”），人和世界都由四大合成，人死后复归四大。否认灵魂的存在，认为人的肉体死亡后，不可能有不死的灵魂再去轮回转生。它主张种姓平等，认为人生的幸福不在天堂，也不在下世，而在今生。强调人生的目的，是以求得快乐为满足，即在于满足肉体的各种欲望。反对轮回、业报、祭祀、苦行。这种学说是对婆罗门教最激烈的批判和反抗。还有一种直观主义学派，此派对一切问题都持相对主义立场，都不作决定说。例如，对于有无来世，有无果报，他们认为，说有就有，说无就无，也可说亦有亦无，还可说非有非无，由此人们称之为难以捉摸的如泥鳅的学说。此派还主张踏实的修定，以获得真正的智慧。此外，还有学说相近似的三家，一是“七元素”说，认为人身由地、水、火、风、苦、乐和灵魂（命）七种元素所构成，七种元素一离散，人也就死亡。元素并不由其他东西所创生，也不创生别的东西，元素是永存的。二是“命定论”说，认为人生的一切都受命运的支配，个人的意志是无能为力的，伦理道德是毫无意义的，修行是无用的，业报是不存在的。三是“偶然论”说，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偶然的、无因无缘的，因此主张纵欲。这是一种伦理的怀疑论和宗教的否定论。以上这些学说的具体观点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反对婆罗门教的政治思想统治则是一致的。
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思想也是当时沙门思潮的一种，是对抗婆罗门思潮的一种重要学说，它受当时其他沙门思潮的影响，同时又是一种创新的立说。后来，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人生哲学思想压倒了婆罗门哲学，从而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流传。
从现存的佛教典籍资料来看，释迦牟尼深切地感受到当时在奴隶制度压迫和自然界威胁下人们的苦难，他最关心的是解脱人生的苦难和宗教道德实践问题，也就是人生归宿即人生哲学问题。他对于当时思想界共同感兴趣和展开论争的本体论问题，如世界是常还是无常，世界是有边还是无边，以及生命和身体是一还是异，生命终结后是有还是无等，一概避而不谈。他认为这些问题与解脱人生的苦难无关，讨论这些问题是徒劳无益的，就像一个人中了箭，不是首先拔出箭进行治疗，而是先去问箭是由什么做的，弓是什么形状的，同样的本末倒置，毫无益处。可见，早期佛教的哲学基本上是一种人生哲学，是当时社会的分裂和人的本质的分裂在意识平面上的投影。
相传释迦牟尼出家后，就到深山幽谷去寻求解脱人生痛苦的途径。他先实行苦行，七天吃一餐（“自饿法”），穿鹿皮、树皮，睡在鹿粪、牛粪上面。六年后身体消瘦，形同枯木，仍一无所得。后来他决心重新进食，并在菩提树下结跏趺坐，沉思默想，一连七天七夜，终于意识到人生的痛苦来源于认识上的“无明”和心意上的“烦恼”，认识到世界万物是变化的，人生是无常的。只要抛弃对外在物质的追求，断除私心邪念，尤其是对爱情、生存、金钱、权力的欲望，多多行善，来世就会有好的命运。这样也就证得了“正觉”（大智慧），成为了“佛陀”（大彻大悟的觉者），简称为“佛”。
早期佛教的理论基础是“缘起”说，理论重心是“四谛”说。所谓缘起，即认为事物的产生和存在依赖于构成的主观与客观的条件。缘起同时也是“缘灭”，所谓缘灭，即认为离开事物构成的主客观条件事物也就不存在。事物本身既然不存在，自然也就没有事物的实体存在。佛教根据缘起的理论来观察和分析人生现象，认为人的肉体是由地、水、火、风四大元素构成的，人的精神是多种心理要素构成的，一旦四大元素和各种心理要素分离，人的肉体立即消亡，精神世界立即消失。人生是一个生（生成）、住（暂住）、异（变易）、灭（死亡）的自然过程，是没有独立不变的永恒实体的。整个早期佛教基本上保持了释迦牟尼生前宣传的教义，佛教内部没有产生分歧。
释迦牟尼认为，人生现象概括起来无非是相对立的两个方面、四种情况：一方面是染污的，包括苦和集；另一方面是清净的，包括灭和道。“苦”是痛苦的现象，“集”是产生痛苦的原因，“灭”是消灭痛苦的结果，“道”是消灭痛苦的途径。苦、集、灭、道四谛，最根本的是苦谛。释迦牟尼的人生哲学实质上可以说是“苦”的哲学，是探寻人生痛苦现象的原因和消灭这种痛苦的学说。史载，释迦牟尼第一遍宣讲四谛，曾反复地讲了三次：第一次是肯定四谛，讲解四谛的内容，如人的生、老、病、死都是苦等；第二次是强调四谛在人生实践中的意义，宣扬人们应当知道痛苦的现象，铲除产生痛苦的原因，努力修道，以求证得铲除痛苦的寂灭状态；第三次是申明自己已经做到“四谛”说所要达到的要求，也就是已经明白人生痛苦的现象，已经铲除产生痛苦的原因，努力修道，证得了灭除痛苦的理想境界。“四谛”说作为早期佛教的基本理论，一直为后来的佛教学者所承认和继承，是佛教各宗各派所共同信奉的根本教义。
释迦牟尼还用缘起说观察人生的过程，把人生分为许多部分，如五分、九分、十分和十二分等。其中讲得比较多的是十二分，也称为十二因缘。十二因缘的名称是后来固定的：（1）无明，（2）行，（3）识，（4）名色，（5）六处，（6）触，（7）受，（8）爱，（9）取，（10）有，（11）生，（12）老死。释迦牟尼是从老死开始推演出十二因缘来的。从十二因缘的序列结构来说，“无明”（无知）为缘就引起“行”，直至“生”为缘就引起“老死”。这就是说，十二因缘是彼此互为因果联系的一个序列，前因生起后果，后果为因又继续生起他果，人生是一个过程，是由这样12个前后彼此相连的环节所构成。由此就形成一个公式：“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是“缘起”说的典型表述。释迦牟尼从分析人生过程出发，提出缘起说，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因果关系的体现，也就是互相联系、互相依赖、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释迦牟尼反对一因生多果的说法，也反对多因生一果的观点，主张一切事物都是互为因果的。在缘起说的理论基础上，释迦牟尼又提出了关于人生的三大命题：“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和“诸受皆苦”。三者合称为“三法印”。这被认为是揭示人生本质的三个根本性论点，也是在理论上佛教与其他派别相区别的根本标志。由于缘起说涉及世界现象，因此也含有宇宙观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早期佛教的宇宙观是缘起论。
早期佛教的哲学带有显著的中道色彩。例如，释迦牟尼一方面主张出世，给现实世界以价值的否定——空，要人们追求涅槃——寂灭境界，宣传解脱出世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讲布施、持戒，宣扬只要能乐善好施，来生就可得到好报，获致幸福。又如，在宗教实践上，释迦牟尼既批评苦行主义，也反对纵欲享乐，提出了不苦不乐的中道学说。释迦牟尼的中道学说，并不是对于极端的苦行和纵欲取折中的态度，而是否定苦行和纵欲两个极端，是一种内在的思想要求，一种以“四谛”说和“三法印”说为指导的修持行为。这种宗教修持主张给浮沉在无常苦海中的群众带来修行的方便和心灵的宁静，受到了一般群众的欢迎，这自然也有利于佛教学说的广泛流传。
早期佛教在理论上一方面吸取了婆罗门教的生死轮回、业报等学说，一方面又否认婆罗门教的梵神创造宇宙万有和主宰一切的说教，也否认有永恒不灭的灵魂。早期佛教在实践上提倡“中道”，反对极端自制、折磨肉体或沉湎酒色、放纵欲乐的行为，这也是和婆罗门教相对立的。早期佛教对婆罗门教的批评和对抗是有积极意义的。
早期佛教的哲学也包含了内在的理论矛盾。例如，早期佛教把佛教以外的各种哲学观点归纳为两种基本的观点——“常见”和“断见”（见《长阿含经》卷十四《梵动经》等）。“常见”是婆罗门哲学的核心，认为事物中存在着一个常存不灭的实体——梵（我）。梵的根本特性是常性，即无限性、永恒性、不灭性、绝对性，梵实质上就是绝对的精神实在。“断见”一方面是否定永恒性的精神实体的存在，一方面是肯定不灭的物质实体的存在。应当肯定，早期佛教的这种重要概括深刻地揭示了古代印度宗教哲学思想的根本分歧，是对古代印度宗教哲学思想的重要总结，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早期佛教对“常见”的批判也是有巨大积极意义的。但是也应当指出，早期佛教对“常见”的批判是不彻底的，而其对“断见”的批判又使自身陷入理论上的困境。
具体一点说，早期佛教宣扬人生“无常”，一切现象都是缘起的，互为因果的，但同时又宣称理想中的涅槃是超越缘起的永恒存在，这就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了。
又如它宣扬人生“无我”，否定自我存在，但又肯定人们业力即思想行为的作用。再如它否定自我存在，也就否定了轮回的主体，但是又宣扬生死轮回的主张。既然否定了轮回的主体，那么轮回还有什么意义呢？早期佛教没有也难以回答这样的一些问题。早期佛教的种种理论矛盾，主要是释迦牟尼的缘起理论的不彻底性造成的，也就是说，这些矛盾都是不彻底的缘起论的理论表现。所有这些矛盾便有可能导致后继者在理论上的分歧，也导致他们各自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从而也就必然把佛教推进到异说纷纭、派别林立的部派佛教时期。
二、部派佛教的哲学思想释迦牟尼逝世100多年以后，由于社会历史的发展所引起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由于佛教流传地区的扩大，不同地区的教徒使用不同的语言文字，引起内部的分歧；又由于当时佛教系凭口头传说，难免记忆有误，以讹传讹，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对于原来的戒律和教理的理解上的歧义，并使佛教逐渐分化为上座部和大众部两大派系。“部”，原意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