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有谐声一法，谐声直接模拟语言，在文字产生前声音早已存在。语言随古今方俗而不同，有新的语言就要有新的文字来表达，故谐声字在不断的创造中。王筠在《说文释例》中说：“中古有此语而上古无之者，即别造一字。”这里还要加几句：此地有此语而他地无之者，或此地有此语而与他地微有不同者，也需别造一字。所以汉字的体构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时随地在不断地增加。
谐声字因为是在古今方俗不同的条件下创造的，所以有许多字不是一种写法。同一语言在文字中有许多写法，即或体字或俗字，又有古文、篆文、籀文的不同；但最后需要统一起来，才能适合大多数人使用。要统一就必须要在彼此之间加以解释（即训诂），使人们了解，转注就在这里发挥它的作用。“建类一首，同意相受”，就是在这个条件下产生的。如在汉碑中有“”字，本应写作“峙”，但当时还无“峙”字，但此字的意思是指在高处峙立，故最后由从山的“峙”字统一起来。
至于假借的条例，我们从甲骨、金文及经典使用的文字看来，本字的产生多在假借字之后，如《诗经》“百两御之”（《召南·鹊巢》）的“两”字，是指具有两轮的车字，而“葛履五两”（《齐风·南山》）的“两”是因“履必两只相配，故以一两为一物”（《诗疏》），而《说文》从车的“辆”与从纟的“”，都是起于假借后的形声字。还有些假借字，一直未造新字，如西本是鸟巢，后来以栖字代鸟巢，而西字为东西之西长久占用。来字本是麦，而麦字应是往来的来，彼此长期互相借用，这样，在谐声字中就有许多久假不归的例子。在新字的创造过程中，假借好像产婆一样，帮助了形声字的产生。
假借的产生是在新字创造之前，转注是统一古、今、方、俗异声的产物。衍形的文字，如果没有转注与假借，那它早就应被拼音文字所代替了。
§§§第一节转注旧说
从前的《说文》学者，对六书中转注与假借的解说最为纷歧，而转注尤甚。他们以为六书就是造字的条例，转注与假借也不能例外。其实许慎说假借是“本无其字”，既然本无其字，哪里还有什么造字的条例呢？至于许慎说转注“建类一首”，本是指《说文》的540部，是指每部中的字都有它的联系：“同意相受”更不是造字的条例，而是用字的条例。清代晚期有几个卓越的《说文》学者，如戴震、段玉裁，才把六书中不同性质的字分别开来。他们以为，象形、指事、会意，谐声为造字法，即文字形体之学，转注、假借为用字法，即文字训诂之学。
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概述其说，谓：“国朝戴东原始发互训之，其言曰转相为注，犹互相为训，老注考，考注老，《尔雅·释诂》多至四十字共一义者，即转注之法。故一字具数用者曰假借，数字共一用者曰转注。”他自己又加以发挥说：“就本字本训而因以展转引申为他训者，曰转注；无展转引申，而别有本字本训可指名者，曰假借。依形作字，观其体而申其义者，转注也；连缀成文，读其音而知其意者，假借也。假借不易声，而彼异形之字可以悟古人之音语；转注不易字，而有无形之字可以省后世之俗书（即不必再造新字）。假借数字供一字之用，而不必有本字；转注一字具数字之用，而不烦造字。……若此则训诂之法备，六书之谊全。”
许瀚在“转注举例说”中又有些补充：“转注、假借不更造字，第取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字用之。假借系乎音，转注主乎义。假借之用，义本有专属而依音相托，不复顾其本义；转注之字，义不能独据而推义相及。凡为物之通名，假借必同音，转注必同义，假借一字可当数字，转注数字可当一字。大抵对则细别，散则大同。有转注、假借而后文字之用，乃推广播于无穷。”
§§§第二节文字的本义与引申义
文字是根据语言创造的，有一个语音或词汇，就有一个字或词来表达它，文字不能离开语言而独立。人类相互表达自己的意志，是在一个共同的语言基础上约定俗成，逐渐引申，反复运用，重复增累，日趋繁杂，但它总要围绕着这个共同基础，这共同的基础称为语根或语源。文字的创造，可能最初只代表语根中的一个或一部分音义，但沿用既久，这个字也就逐渐扩充到语根中其他的含义，所以一个字往往有几种不同的音读和较多的含义。在许多不同的音义中，应有其最初的字义，这叫做本义；也有和本义相联系的音义，这叫做引申义。《说文》就是探寻文字本义的书。
我们怎样分别文字的本义与引申义呢？文字的本义是不能依靠一个单独的字形来说明的。《说文》一书承继了西汉以来小学家的成就，加以许慎的努力，解决了许多问题。但许慎所根据的资料是不够的，他仅依靠当时经过辗转传写的书籍，最早也不过是战国时六国的文字（即古文），有许多字已经失掉了初形，许慎根据后起的形体来解说，所以就有许多穿凿附会的说法，有的地方不见得比王安石的《字说》高明多少。
我们现在有许多地下发现的遗物遗迹，可以验证古代的情况，一个字也可看到许多原始的字形和它的演变字形，可从中找出其初形；我们还可从偏旁相同和音读相近的字中找出它们的共同意义，这就是文字的本义。清代的王筠、吴大如果没有看到金文，他们决不能肯定地说止像足趾形，步像行步时足趾一前一后形。甲骨文、金文的字形告诉我们，止像足趾形，再看偏旁从止的字如陟、降、走、等都有升降、步行之义；这样就可以肯定止的本义是足趾。《说文》云：“止，下基也。象竹木出有址。”把引申义当作了本义，这样，凡从止的字就都不好解释了。本义明白后它的引申义也就自然明了，这是文字学的根本任务。
§§§第三节同音假借
假借由声音起，是在已有此语言而无此谐声字时的现象，是借声。假借之后，有时不造新字，有的虽造新字而意义仍属于假借的，属于这一类。《说文》云：“古文以贞为鼎，籀文以鼎为贞。”因二字读音相同，故互相假借。铜器铭文常云：“无朕命”，此因“”字与“废”字音近，故假“”为“废”。
《说文》有读若某，读与某同之例。钱大昕《古同音假借》说：“汉人言读若者皆文字假借之例，不特寓其音，并可通其字。即以《说文》言之，‘读若许’，《诗》‘不与我戍许’，《春秋》之许田、许男、许冲上书阙下，不必从邑从无也；读若蓟，《礼记》‘封黄帝之后于蓟’，《汉书·地理志》有蓟县，不必从邑从契也。……《说文》又有云读与某同者，如读与蔑同，今《尚书》席正作蔑字；读与聂同，今《春秋》北正作聂字……以是推之，许氏书所云读若，云读与同，皆古书假借之例，假其音并假其义，音同而义亦随之，非若后世譬况为音者可同日而语也。”
§§§第四节同义假借
同义假借是一种联想的关系。从前有人说声音同的字其义也同，意义包含在音内；但也可能先是义相同，而后采用同声字来表示。如西是借鸟巢形，可能也因鸟雀栖在巢里是太阳落西之时，由此而引申。又如许慎在假借说下所举的令、长二字，令是发号施令，引申为县令；长是长发，是君长、长上，引申为县长。又如卿（）字，原像宴会之形，本义是飨，为统治阶级主持宴会的就是卿，所以飨字也有卿的义；国人所居的地方是乡，国人是参与宴会的，古代有乡射礼、乡饮酒礼，故古代乡、卿也是一字。又如圣字，金文作，从耳，有听之义，古代借为声音之声，因听思聪，故又借为圣人之圣。又如朋字，是由贝朋之义借为朋友的朋（金文朋友字作），因为一串贝为朋（八个贝或十六个贝），朋友也表示很多人聚在一起。又如甲骨文有（恒）字，与张弓弦之形近，像月在上下弦时作半圆之形，甲骨文又有字作，《诗经》上说：“如月之恒”，借恒字来形容月，这就是引申的假借。六书的分类有许多参互错综的情形，因音假借是“因声”，同义假借是“托事”。
§§§第五节形近假借
汉字是衍形的，一个文字构成之后，形体就固定了。但文字的笔画总是趋于简单、易写，故很多形体容易混同。如燕字本是全体象形字，像口、布翅、枝尾之形，《说文》作，从廿、口、北、火，与很多字形相混。如鸾字像鸟雀的头、冠、口、喙之形，奋与夺所从的大本是倒持之毕，皆因形近而借用。
又舟字的形象有好多种，字从舟，因与月形近，今隶作。履字《说文》作（），然应像履，因形近而借舟为之。如（般）字偏旁从舟，但应是像盘形（甲骨文般作，上是盘，下是圈足），《周礼·司尊彝》：“所掌六彝皆有舟。”郑司农云：“舟为尊下台，若今时承。”《说文》：“，承也。”汉代有承烛盘，现在仍有此习。又（受）字所从的舟，也应是盘，若是舟则很难会授受之意。
《说文》曰部有(曹)字，日部有晋字，白部有鲁、者、、（）等字，这些字在铜器铭文中都从口或从甘，没有这样多区别，因字形相近而假借，故分隶三部。《说文》尸部中有屋、居、殿、、屏、层、漏（编者按：《说文》“漏”在水部，不在尸部）等字，说漏是“从雨在尸下”（编者按：当为“”，在《说文》雨部），这些字从尸都不好解释。尸字恐是、形的形误。如宴字金文作或，同于宀，像屋宇形；金文有（雁），表示是家里的雀子，不是野的。这些都说明尸字可能是字的形近假借，像这一类假借字，在汉字中分量并不少，有的虽然错了也行用，而成为正字，这也属于假借。如古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用田田来形容莲叶；果字从田，以田字形容果子；雷字从田，用田字形容雷声，这都是借用文字形象来形容别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