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禛熟精杜诗，用神韵派领袖的眼光来研究杜诗，确实有很多高妙的见解，对杜诗的内容与艺术的论述都有独到而精微之处。翁方纲说：“杜之神理，亦唯渔洋能识之。”(《渔洋论诗精髓》)
王士禛还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杜诗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最具特色和最精彩的是，王士禛以游宦的机会，来到杜甫漂泊和生活的地方，对杜甫的生活经历、作诗的地点、环境与诗的关系和杜甫的遗迹等进行实地考察，进而研究杜甫和杜诗，实地体验杜诗的内容与艺术。他对于巴蜀的杜甫行踪和杜甫遗迹考察尤详。所考察经历处主要有落凤坡(德阳境内)、阆中、鹅溪(盐亭境内)、潼川(今三台)、涪江(在绵阳)、徐州(今宜宾)、奉节、白帝城，此外尚有湖北、河南、山东等地的下牢溪、松滋渡、石壕、洛阳、济宁等。王士禛记云：“保宁府治阆中县，东北过灵山，昔蜀王鳖灵登此。又有玉台观、滕王亭子，皆滕王元婴遗迹。泊舟城南阆中山下，山一名锦屏。……山上旧有少陵祠堂，遥望半山一亭，芜陋甚，无楼观台榭，盖乱后废久矣。”(《蜀道驿程记》卷上)这对于阅读杜甫的有关阆中的诗有益处。“蜀盐亭县有鹅溪，县出绢，谓之鹅溪绢，亦名东娟，子美诗‘我有一匹好东娟’是也。”(《池北偶谈》卷一八《东绢》)“鹅溪在城北，人家以绢为业，坚洁异他处，文与可诗所云‘鹅溪绢’也。杜诗‘云溪花淡淡，春郭水泠泠。全蜀多名士，严家聚德星。’县有德星、春郭二桥以此。出南门，渡梓橦江，缘光禄山行，即杜《光禄坂》诗所谓‘山行落日下绝壁’者也。”(《蜀道驿程记》卷上)这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杜甫的《戏为韦偃双松图歌》、《行次盐亭县聊题四韵》、《光禄坂行》等诗。王士禛还有一些考证。如考证杜甫的瀼西住宅的位置：“卧龙山下里许至少陵祠，有石碣题‘唐杜工部子美游寓处’。堂三楹，祠中有沔阳陈文烛修祠旧碑，宋治平中知州贾昌言常刻少陵夔府诗为十二碑，建中靖国元年运判王遽又刻十碑于瀼西果园，今‘昆明池水’一篇独完。盖后人别刻《秋兴》八碑，非宋之旧矣。此地在宋为漕司，即少陵瀼西宅址。”(《蜀道驿程记》卷下)考证瀼西住宅位置甚详。同时辨巴东西瀼杜甫宅之非。“过西瀼，记称少陵亦尝居之，有草堂遗址。考少陵年谱，以大历二年居夔州瀼西草堂，三年正月去夔，有《将别巫峡赠南卿兄瀼西果园》诗，三月即至江陵，秋移公安，未尝淹留巴东，复有西瀼之宅。盖土人以山间之流通江者，道呼为瀼，瀼西名适相类，因傅会耳。”(《蜀道驿程记》卷下)这些都有很强的学术性，对于我们研究杜甫的生平很有用处。追踪杜甫的行踪来阅读和研究杜甫和杜诗，可以加深对杜甫和杜诗的了解，学术上有更多的发现，不失为一条研究杜甫的重要途径。前人已有不少运用，如苏轼、陆游等，但不够多，不够系统，像王士禛这样大量的还很少见。
王士禛还有一些有关杜诗的名物的考释。如考多罗树：“吉贝多树枝干皆左旋，甚奇古，望之如画枯木。二月叶始生。三月作花，五出，如木笔，边白，内黄外紫，气馥郁，略如栀子，瓣亦左旋，其叶较菩提尖而大，纹理如绣，可作书。按《酉阳杂俎》云：贝多出摩伽陀国，有三种：一多罗婆力叉贝多，一(二)多黎婆力叉贝多，三都阇婆力叉贝多。即西域之多罗树也。杜诗：‘吾知多罗树，却倚莲花台。’”(《带经堂诗话》卷一六《名物类》)考浑脱：“乐府有《浑脱舞》，《明皇杂录》《历代名画记》皆云：公孙大娘善舞西河剑器、浑脱，故杜诗云云。注家多不详浑脱之意。朱中丞《浣水续谈》云：‘唐长孙无忌以乌羊为浑脱毡帽，时人效之，号赵公浑脱。予于役三关，次太子滩，隔岸群彝来见，乱流而渡，见有骑一物浮水面者，问之，曰浑脱也。盖取羊皮去其骨肉，令不透水，以气管吹之，宛然羊也。彝人乘以渡水，若壶然。盖浑脱其骨肉而制之，故以为名。赵公之帽，义亦应尔。’愚因忆南卓《羯鼓录》载，杜鸿渐尝于嘉陵江楼，见岸上群羊皆低昂盘旋舞，应节奏。则舞名浑脱，亦当以羊取义。顷闻奋威将军王进宝自河西恢复兰州时，贼尽拘船于河东，王乃缝羊皮为囊以济师，须臾飞渡。盖中丞所见即此制也。”(《带经堂诗话》卷一六《名物类》)其说甚详，皆可采作杜诗注释材料。
王士禛对杜诗版本校刊也有研究，认为文字应从善本，而不应迷信宋本。他指出钱谦益杜诗笺注本版本文字的错误。如认为“两脚但如旧”的“两”应为雨。“今人但贵宋椠本，顾宋板亦多有讹舛，但从善本可耳。如钱牧翁所定杜集《九日寄岑参》诗，从宋刻作‘两脚但如旧’，而注其下云：‘陈本作雨。’此甚可笑。《冷斋夜话》云：老杜诗‘雨脚泥滑滑’，世俗乃作‘两脚泥滑滑’。(今按：惠洪之说非是。言泥滑滑应为两脚，作雨脚则不通。)此类当时已辨之，然犹不如前句之必不可通也。”(《带经堂诗话》卷一七《注家类》)又认为“千人何事网罗求”的“千人”应为“干人”。“《丹浦欵言》云：杜诗‘千人何事网罗求’，当作‘干人’。杜牧之诗：‘自滴阶前大梧叶，干君何事动哀吟？’按此说，则南唐元宗戏冯延巳云：‘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语固有本。然千家注、刘会孟本只作千字，钱本注云：晋作‘干’，或作‘于’，‘于’字恐无义。‘千’字对上句‘在’字，亦未切。’子田之说是也。”(《池北偶谈》卷一三《干人》)他还认为“漫兴”应校作“漫与”：“秀水朱竹垞检讨(彝尊)云：杜诗‘老去诗篇浑漫与’，今本皆讹作‘漫兴’，非也。予考旧刻刘会孟本、《千家注》本，果皆作‘与’字。赵云：耽佳句而语惊人，言其平昔如此；今老矣，所为诗则漫与而已，无复着意于惊人也。刘后村集《跋陈教授杜诗补注》亦云：或兴笔漫与云云。然近日虞山钱宗伯本仍作‘兴’字，略无辩证。”(《带经堂诗话》卷一五《字义类》)这都是发挥前人之说，而批评钱谦益本文字之误甚是。从王士禛对版本文字之误的批评看，他对杜诗的研究是非常细致、非常用功的。
王士禛还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研究杜甫与杜诗：有时着眼于时代，论述一个时代所受杜甫影响最大的诗人；有时着眼于体裁和风格，谈所受影响最大的诗人与受影响的特征。他对唐宋明时期受杜甫影响的诗人论述很多。他说：“宋明以来，诗人学杜子美者多矣。予谓退之得杜神，子瞻得杜气，鲁直得杜意，献吉得杜体，郑继之得杜骨。它如李义山、陈无己、陆务观、袁海叟辈，又其次也。陈简斋最下。”(《池北偶谈》卷一六《学杜》)“昔人谓义山善学子美。”(《带经堂诗话》卷三《微喻类》)“兖公之后，学杜韩者，王文公为巨擘。”“有明一代，作者众多。七言长句，在明初则高季迪、张志道、刘子高为最，后则李宾之。至何、李学杜，厌诸家之坦迤，独于沉郁顿挫处用意。最一变前人，号称复古，而同源异派，实皆以杜氏为昆仑墟。”(《带经堂诗话》卷四)他论清代受杜甫影响的诗人道：“明末暨国初歌行，约有三派：虞山源于杜陵……”(《分甘余话》卷二《明清之际歌行三派》)他也承认兄长王士禄(王士禄对杜诗批评多)和他自己受杜诗的影响。“先兄考功平生诗，不减二千余篇……孙豹人以为取法少陵，稍出入于康乐、东坡之间。”(《蚕尾续文》卷三《考功集序》)“云间董钱法，孝廉俞之弟也。自京师寄余书，略曰：‘先生具不世出之才，悟最上乘之道，光焰万丈，仙佛一身，天下学人如百川之赴海，不肖幼侍先伯父得仲、从兄苍水，论诗必首推先生，全体学杜，而镕化诸家。’”(《分甘余话》卷四《董钱法论诗》)所论范围非常广，虽然论个人所受影响时有不恰当处，总体所论也较简略，但精彩处颇多，而且勾勒了古代诗人所受杜甫影响的基本轮廓。王士禛还将历来受杜甫影响的七言诗抄在一起，成《七言诗》，以供学习和研究。其《凡例》云：“愚抄诸家七言长句，大旨以杜为宗。唐宋以来，善学杜者则取之，非谓古今七言之变，尽于此抄。观唐人元、白、张、王诸公悉不录，正以抄不求备故也。举一隅以三隅反，其在同志之君子。”(《带经堂诗话》卷四《纂辑类》)以一种文体为范围，从具体作品出发来研究杜甫的影响，是一种开拓。综合来看，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研究杜甫，王士禛的成就是非常大的。
王士禛的学术性格非常复杂。一方面，他对杜甫非常崇敬，批评那些攻击杜甫的人，另一方面，他对杜甫也有不少严厉批评。他批评祝允明说：“祝允明作《罪知录》，论唐诗人，尊太白为冠，而力斥子美，谓其‘以村野为苍古，椎鲁为典雅，粗犷为豪雄’，而总体评之曰‘外道’。李则《凤凰台》一篇，亦推绝唱。狂悖至于如此，醉人骂坐，令人掩耳不欲闻。”(《带经堂诗话》卷二《评驳类》)他认为杜甫“冠古轶今”，为最伟大的诗人，“每思高岑、杜辈同登慈恩寺塔，高李、杜辈同登吹台，一时大敌，旗鼓相当，恨不厕身其间，为执鞭弭之役”(《带经堂诗话》卷二《推较类》)，钦迟之情，溢于言表。但批评杜诗时，其语言也很尖刻。其中批评《八哀诗》最多。“杜《八哀诗》，最冗杂不成章，亦多啽呓语。而古今称之，不可解也。”“杜甫《八哀诗》钝滞冗长，绝少翦裁。”(均见《带经堂诗话》卷二《摘瑕类》)“《八哀诗》自是巨篇，顾多钝拙不可晓，何也？”(《石洲诗话》卷六《渔洋评杜摘记》)反复斥骂，甚至将一些字句抹去。对杜甫其他的诗，也有一些批评。如评《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五《江头五咏》和《示从孙济》云：“凡粗字、纤字、俗字，皆不可用。词曲字面尤忌。即如杜子美诗‘红绽雨肥梅’一句中，便有二字纤俗，不可以其大家而概法之。”(《师友诗传录》卷一六)“少陵《江头五咏》，语多可笑，亦不成章。”(《带经堂诗话》卷六《题识类》)“《示从孙济》‘所来为宗族’二句，笑柄。”(《石洲诗话》卷六《渔洋评杜摘记》)这些话表现出的是对杜甫的不恭。故当时舆论大多认为王士禛诋毁杜甫。平心而论，王士禛批评杜甫，有些是受前人的影响，宋人叶梦得、刘克庄和刘辰翁等，还有不少明人都批评过杜甫，王士禛做了一些附和，也有好胜心强，要表现连杜甫也敢批评的心态。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杜甫的诗不完全符合王士禛的审美标准。直白地说，杜甫的诗不完全符合神韵的理论，有背道而驰的地方，自然会遭到王士禛的批评。对于王士禛对杜甫的批评，翁方纲驳斥云：“《八哀诗》，渔洋诗话竟评其冗杂不成章，又以呓语目之。盖渔洋于诗，专取轻圆俊利之句，于杜法无当也。如是，则《三百篇》变雅中亦颇似多后人不可尽晓之句，又当如何？”(《杜诗附记·八哀诗》)“阮亭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者，岂必尽于三昧诸家得之乎？杜公之大，已自无义不包矣。”(《杜诗附记·舟中雪夜有怀卢十四侍御弟》)“渔洋之言诗，得诗味矣，深绎而熟思之，此特渔洋之诗耳，非尽可以概杜诗也。”(《杜诗附记自序》)翁方纲为王士禛的弟子，对王士禛是很尊敬的，他的批评是中肯的。事实上，王士禛就是把杜甫的一些诗放在“三昧”之外。《师友诗传续录》五载：“问：《唐贤三昧集序》‘羚羊挂角’云云，即音流弦外之旨否？间有议论，或以序事体为诗者，与此相妨否？答：严仪卿所谓‘如镜中花，如水中月，如水中盐味，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皆以禅理喻诗。内典所云不即不离，不粘不脱，曹洞宗所云参活句是也。熟看拙选《唐贤三昧集》，自知之矣。至于议论叙事，至别是一体。故仆尝云，五七言有二体，田园丘壑，当学陶、韦，铺叙感慨，当学杜子美《北征》等篇也。”显然认为杜甫的一些诗不在“三昧”之内。因此，当王士禛用“三昧”来评杜诗时，对一些杜诗有所苛评，自然不奇怪。王士禛对杜甫的研究，可以说是得也神韵，失也神韵。
世间的事物是非常复杂的。尽管王士禛有时对杜诗的风格艺术多少有点不习惯(特别是语言)，但他也是一位著名诗人，无法抗拒杜诗巨大的魅力。他逐渐认识到，杜甫浑涵浩茫、沉郁顿挫和李白雄奇豪放、汪洋恣肆的风格，方是诗歌艺术的极致。因而他渐渐将三昧韵致天然、味外有味的标准，提升为神奇变化、浑涵恣纵，使他的神韵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郭绍虞说：“他(王士禛)便想于神韵风调之中内含雄浑豪健之力，于雄浑豪健之中别具神韵风调之致，这才是他理想的诗境，这才是所谓神韵的标准。”(《中国文学批评史》六八《王夫之到王士禛》)可以说，王士禛神韵理论的提升，正得益于他的李杜研究。这正说明杜甫学术研究对文艺理论构建的重要。当然，王士禛就是在晚年，很多时候也仍然奉行他原来的神韵标准，并未始终坚持雄浑豪健而兼神韵风调的标准，故评价作家和作品有时难免褊狭，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坚持运用杜甫研究的正确心得对于长期支撑正确的文艺理论是何等重要。
一一浦起龙
一
浦起龙(1679—？)，字二田，无锡(今江苏无锡)人。雍正二年进士，曾官苏州府教授。聪明强记，嗜古博学。著作有《读杜心解》、《史通通义》、《酿蜜集》。
雍正二年，《读杜心解》由浦氏宁我斋出版，广为流传。该书作于浦起龙四十五岁之前，是一部很有影响的杜甫学著作。
二
浦起龙的杜甫研究集中体现在《读杜心解》中。其工作大致可分三部分：编诗；注(含校。校无突出的特色，故不论)诗；解诗。现分别加以论述。
先谈编诗。
《读杜心解》的编排方法采用以诗体编排为主，寓编年于分体中，附杜甫文于内容相关的诗后的方法。
杜诗的编排，自宋以来就有两大途径：一是分体裁编；二是按写作时间先后分期编。也有以分体为主，再按写作时间先后分期编排的。浦起龙继承以分体为主，再按写作时间先后分期编排的方法，又有所发展。
分体编排。《读杜心解》将杜诗分为六卷。“今统分为六卷：一、五古。二、七古。三、五律。四、七律。五、排律。六、绝句。而每卷篇数不均，则窃取诗传之例，各就卷内析之，使楮叶停匀。其七排、五绝篇数最少，则一附卷五之末，一附卷六之前。”(《读杜心解·发凡》)分体编排次序合适，所分卷次和卷内所分亦大致合适。
《读杜心解》还附载有同时代人与杜甫有关的酬唱诗。杜甫集自宋代即载入相关的同人酬唱诗，浦起龙将其编入是循杜集编纂旧例。
《读杜心解》自创体例，将杜甫的散文附在有关诗后。浦起龙说：“今按诸篇于集中诗多有关会者，亦用附载酬唱诗例，分承诗篇之后，各以类从。学者或反因参考诗义，逐一留览，似为两得。此皆别立义例，世或不病余妄。”(《读杜心解·发凡》)将杜甫的文附于其诗后，并用附载酬唱诗的体例编排，应该说这种编排的体例是很别扭的，但其用意却是好的，甚至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的。其目的是要人们重视杜甫之文的研究，希望人们在研究杜诗时，能将同一时期的杜文一起研究，更全面地理解杜甫作品的思想含义，更全面地理解杜甫。这种想法无疑是正确的，但这种编排的方式表明浦起龙还没有完全摆脱历来轻杜甫文的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