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在《杜诗解》中，表现最强烈的是对封建社会戕杀与糟蹋人才的批判。解《黄鱼》借题发挥，说自古以来淹杀豪杰无数。题下解云：“为儿时，自负大才，不胜侘傺。恰似自古迄今，只我一人是大才，只我一人是独沉屈者。后来颇颇见有此事，始悟古来淹杀豪杰万万千千，知有何限？青史所纪，磊磊百十得时肆志人，若取来与淹杀者比较，乌知谁强谁弱？嗟哉痛乎！”结尾解云：“呜呼！才子以才而建功垂名，则诚才之为贵。若才子以才而终至饥饿以死，回首思之，我何逊于屠沽儿而一至于是？真不怪饥饿，怪杀有才矣！”(《杜诗解》卷三)认为古代绝大多数人才都被掩杀，所用者只是极少数。金圣叹所论，完全符合实际。故而言辞激烈，情绪愤惋！《咏怀古迹五首》其三，杜甫本意并非咏怀才不遇，而金圣叹题下批云：“咏明妃，为千古负才不遇者十分痛惜！”明确把咏怀才不遇作为诗的主旨。金圣叹认为古代怀才不遇的根源在有弃才之主。此首后解云：“从上转下，转出从来弃才之主一面照胆镜来。真才贵于确知确见，原无按图索骥之事。况元帝以汉天子择美妇人，则后庭春风之面，何难以一一尽见？一一尽识？而顾凭画工之手以为进退，可鄙也！”见解非常卓越。的确，古代怀才不遇的终极原因，就在于君王不重才，君王弃才，君王懒于见才识才，金圣叹还大胆地写到自己时代的怀才不遇，就是无由让皇帝了解有才的人。《吾宗》解云：“今日经书满腹者，君臣之际，往往难言，始信先生此事不可不读。”(《杜诗解》卷三)为何“难言”？意思很明白，还是因为皇帝弃才，不重才，不然，有什么难言的？金圣叹在《杜诗解》中大叹自古的怀才不遇，其实最终是落到谈清代统治者不重才，最终落到自己怀才遭弃，抒发自己的牢骚与愤懑。而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他关于古代怀才不遇的研究是非常深透的。
金圣叹的杜诗研究成就是巨大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金昌赞美说：“乃其所为批者，非但刳心抉髓，悉妙义之闳深，正复祛伪存真，得天机之剀挚。”(《叙第四才子书》，《杜诗解》)仇兆鳌《杜诗详注》引用金圣叹的说法，不少现代学者都赞同金圣叹的一些创见性见解。
六卢元昌
一
卢元昌，字文子，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诸生。著作有《杜诗阐》。
二
《杜诗阐》是一部研究性的杜甫学著作，最大的特点就在“阐”字上。所谓阐，就是阐释，就是论说，其旨趣在阐释杜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思想内容是主要的)，充分展示杜诗的魅力与精妙。《杜诗阐》也有注释，但注释不求完备，而力求发掘新的与内容有关的社会背景材料和其他一些有利于表现杜甫生平和行踪的有关材料，对杜诗的内容加以注释。与此同时，又利用这些注释的材料来对杜诗加以阐释和论述。这样，全书将事类与义理结合，形成鲜明的学术风格。
卢元昌的杜甫学研究方法是，以杜诗文本为本，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结合杜甫时代的社会背景、典章制度、历史事实，用以意逆志的方法，来阐释杜诗的丰富意蕴和深刻内涵。卢元昌云：“予于难者芟之，使归于一。于凿者核之，使确。于繁者约之，使不多旨而乱视。于陋者泽之，使雅。于简者栉比而遍识之，使不挂漏。而又加以熔铸组织之功焉，以意逆志，既又发其言中之意，意中之言，使当年幽衷苦词，曲传纸上。”(《杜诗阐自序》)（一）在总结前人得失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研究方法，避免走弯路。（二）针对杜诗政治思想性强和诗史的特点，充分运用社会背景材料，站在当时社会的高度和历史的高度来研究，高屋建瓴，分析透辟。（三）研究材料丰富，视角多样。不凿空分析，不单调，表现出深厚的研究功力。（四）新材料，新视角，加上精细，其阐释常有新意。卢元昌的研究方法是高水平的，在他那个时代表现出一定的先进性。
在诗意的阐释上，具体操作别出心裁。其思路是分两步走。第一步：把握杜诗的旨趣，严格按杜诗语言所表达的内容，不枝不蔓，忠实而晓畅地解说。其方法颇类似用白话意译古文，通俗易懂而又不离作者原意。所阐释的诗包括杜甫所有的诗。第二步：在解说之外，如果作者有对诗的进一步的理解，有独到的观点，有助于深入理解杜诗的社会背景和其他材料，则在对全诗阐释之后，另外列出。一般用“○”(圆圈)隔开。这种阐释只是一部分诗有，很大一部分诗没有。如果作者对诗的意思理解完全正确的话，第一步与第二步阐释的结合，往往既能正确地解说杜诗的基本意义，又能进一步解说杜诗的深刻含义或言外之意，使人们真正理解杜诗的精髓。《新安吏》(《杜诗阐》卷七，以后略去书名)，卢元昌云：“我行新安道，点兵之道，一何喧呼。问之新安吏，新安吏曰：府帖昨下，县小无丁。不得已，点中男行也。顾此中男，人未成丁。身绝短小，守城之役，何以堪此。况中男中，其瘦而无母者，为更苦。此时送者行者，莫不恸哭。但闻白水呜咽，东流不还。青山遥隔，哭声犹在。眼枯矣，泪纵横矣，谁知天地无情。岂以恸哭，可免斯役哉！幸毋然哉！所以点中男者，守王城也。守王城者，相州未平也。当九节度围邺，垒城穿堑，壅水灌城，自冬涉春，庆绪食尽，人咸谓克在旦夕。岂意史思明引兵趣邺，抄掠四布，官军出，辄情难料如此。至今日退军修备也。先是诸军乏食，人思自溃。今就粮，只因故垒耳，食不乏也。先是围邺时，贼兵抄掠，官军牛马人车，日有所失，今练卒亦依旧京耳，非远戍也。先是壅水灌城，军士有筑垒穿堑之役，今掘壕力省，牧马役轻，无前此之劳矣。先是诸军既无统帅，进退无所禀，军中苦乐不闻。今王师既顺，抚养分明，有一体之谊矣。我劝送者行者，不必恸哭，为此之故。况仆射子仪，恩同父兄。行矣戍矣，慎守王城，勿以相州之役，逗留不前也。”阐释杜诗，基本符合杜诗之意，而又非常周全。但卢元昌意犹未尽，又将当时战争的态势、征兵之制和唐太宗时罢征中男之事加以综合分析论述，说明当时征中男的局势，以加深人们对此诗的理解。故卢元昌又云：“相州之役，正丁战死，因及次丁。考之周礼，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唯田与追胥竭作，故致余子。守王城，大故也。按太宗点兵，并点中男，魏征谏，乃罢。祖制，中男不点。今日中男之点，虽非得已，时事可知。时郭子仪军中，尚有六、七万粮，故有就粮固故垒句。”综合两条阐释，卢元昌从历史和社会现实的角度说明杜甫从根本上反对征中男，对中男的被征表示悲哀与同情，但又认为征中男是从军事局势出发，迫不得已，故又安慰和鼓励中男，充分表现了杜甫爱国与爱百姓的复杂而深沉的感情。分析非常细致而全面，非常到位。《剑门》(卷一〇)，卢元昌云：“险不可以人设，唯天设险。如剑阁者，实为天下壮观。山控西南，以卫其内，石向北角，以距其外。两崖之倚，宛若崇墉。刻画之状，分明城郭。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也。原天设险，取隔绝无取相通。不知何时，使珠玉之宝走于中原。岷峨之气，便已经凄怆。五帝三王时，道里未通，即鸡犬之声，不闻中国。自秦凿岷峨以通蜀，务为柔远，遣人□修职贡，太古淳朴之道已丧矣。因而英雄之人，以此地险固而富饶图王者，思并吞，争霸者欲割据，极力图谋，不肯相让，亮（谅）天应悔多设此险也。计唯铲此崖嶂，以平其险。既不能，然又恐诛求职贡，使并吞割据者，究复而起，能无临风嘿然，独自惆怅也已？”“蜀在天隅，安史不到。中兴以来，朝廷军需皆责之蜀。蜀遂困矣。先是，明皇荔枝之役，置驿传送，日不暇给。公他日居蜀，作《病桔》诗曰：‘惜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支。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作《枯棕》诗曰：‘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作《甘林》诗曰：‘于实不得吃，货市送王畿。尽添军旅用，迫此公家威。’蜀民困于诛求，如此类者，不可胜数。其《打鱼》一篇曰：‘日暮蛟龙改窟穴，山根鳣鲔随风雷。干戈兵革斗未已，凤凰麒麟安在哉。’已知民穷走险，在所不免。未几，段子璋反绵州，徐知道据剑阁，崔旰、杨子琳作乱成都。篇中‘至今英雄人，高视见霸王，并吞与割据，极力不相让’，公盖隐忧之。其曰‘珠玉走中原，岷峨气凄怆，后王尚柔远，职贡道已丧’，岂非悲蜀民竭蹶输，朝廷犹征艺无厌乎。结曰‘恐此复偶然，临风嘿惆怅’，则已□言其有乘机窃发者。”第一步，对诗的原文作了忠实的阐释；第二步，说明诗的主旨是杜甫希望朝廷减赋税，以防不轨之徒乘机割据。作者引用大量史实说明杜诗主旨产生的背景和重大意义，说明杜甫的先见之明。历来的注杜者，要么穿凿附会，要么不做阐释，像卢元昌这样运用丰富史料，准确深入阐发杜诗主旨的非常少。《送灵州李判官》(卷一〇)也阐释得很好，其文云：“乱起禄山，腥闻已久。回首一望，只叹茫茫。盖腥闻为血战，而茫茫以氛迷也。侧闻主帅，能专策略，此间幕府，更多才良。况今中兴之主，赫然命将，专领朔方劲兵，与贼决战于河阳。清乾坤，洗日月，在此一举。我为中兴之主贺，兼为判官厚期之。”“乾元二年十月间，李光弼领朔方兵，与史思明战于河阳。诸将齐力致死，呼声动天地，斩首无算，思明遁去。史言河阳之战，真为确斗，非李光弼督诸将致死，不能决胜。‘近贺中兴主，神兵动朔方’，正谓此也。”从分析当时的社会背景，来印证诗所写的内容，揭示诗的主题，非常分明，非常有力。《天河》(卷八)，卢元昌云：“天河常时，听其显晦，一当秋至，分外分明。岂无微云，掩其光彩？然于永夜，终自常清也。况含星浮，常近至尊，伴月沉城，勿伤沦落，其分明又如此。彼牛女渡河，常于秋至，天河任其自渡，风浪不生。河身有定，故其分明，亦有常耳。”本是咏物诗，作者解说符合文意。但此诗体兼比兴，明显有言外之意。故卢元昌第二步阐释云：“诗意谓君子处遇显晦随时，亮节耿耿，时穷弥见，不犹天河常时任显晦，秋至最分明乎？虽有小人流言，暂掩其光，乃其常明之体，终不为其所敝，纵被微云掩，终能永夜清乎？含星动双，天河近而有光，君子心依至尊，亦若是耳。伴月落边閟，天河远而有耀，君子自安遐弃，亦犹是耳。况世自风波，吾尝安止。彼天河映水结体，牛女虽渡，风浪不生，亦由其体恒定也。黄鹤云，公为小人所间，出华州，故咏此。”卢元昌认为诗以天河自比，言自己不管晦显，始终保持自己耿耿的高节，结合诗作于因救房琯而贬华州的背景，则看得更明白。这样的阐释真正揭示了杜诗的本旨与意蕴。卢元昌这样分两步对杜诗进行阐释的方法在体例上也是一个很大的创造。第一，严格按杜诗语言本身的文意来解杜，把杜诗文字所含的本原的思想准确地表达出来，使读者真正感到杜诗文字所传达的思想，避免穿凿附会，而把解说者的思想强加给杜诗，从而误导读者。这种解说法是唯物主义的解说法。第二，作者在对原文进行客观的解说后，又提供材料，深入发掘诗语言文字之后更深的含义，有利于读者深入认识杜诗的微言大义，即杜诗真正的思想。这样分两步阐释后，解说者给自己留下了退路。即使第二步解释是错误的，第一步解释总是正确的，不致造成根本性的错误。对读者来说，可以将第一步解说与第二步解说加以对比，综合分析，做出判断。这样，读者只将第二步的阐释作为参考，可以接受第二步的阐释，也可以不接受第二步的阐释，读者有广阔的思索和选择的空间。因此，这样阐释杜诗，看似一个简单的变化，其实是重大的变革。用这种阐释方法将杜诗的本来面目在第一时间印在读者的脑海中，一扫历来穿凿比附说杜的流弊。同时，作者又能充分提供研究的材料和独到的见解，使阐释具有鲜明的学术个性。
以意逆志解诗，从理论上说是对的，而实际上却非常容易出偏差。卢元昌解说杜诗也有不少不准确和穿凿的地方。本来，古代解说诗歌，受今文经学穿凿附会的影响和比兴说诗的影响，往往以穿凿性的解说为深刻，以穿凿性的解说为时髦。而古代的诗歌理论又要求诗人作诗要有“兴寄”，客观上也要求解说者用比兴说诗的理论来解说。而比兴说诗本来很玄，没有明确的标准或思路，一不留神，就会滑入穿凿附会的泥潭。故而卢元昌也不能幸免于穿凿附会之失。《曲江二首》(卷六)其二：“《韵略》曰：点水，生子也。然则穿花，即求耦也。”所解杜诗为“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本是写景，而附会为写性，写爱情，荒唐可笑。《成都府》(卷一〇)：“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卢元昌解云：“旧注以初月比肃宗，众星比史思明之徒，殊谬。即曰有托，初月，是太子俶，众星，是兴定二王。”其实，杜诗二句仍为咏景之作，以比兴解之，即是方法错误。旧注自然误，卢元昌新解亦误。像这样的谬解，《杜诗阐》尚有很多。这是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杜诗研究之普遍现象。好在阐释的主要部分基本没有这些瑕疵，这就使《杜诗阐》总体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上。
《杜诗阐》也重视对杜诗艺术的研究。其研究有以下特点：（一）将艺术研究与内容研究结合。（二）偏重于对结构和语言艺术的研究。（三）研究有自己的创获。《新婚别》(卷七)，卢元昌解云：“一篇中，‘君’字凡七唤。首曰‘结发为君妻’，下数‘君’字，皆从此出。为君妻，则暖君床。席不暖君床，凡以君有行也。为君妻则随君去。既不得暖君床，又焉得随君去。为君妻得为君洗红妆。为君妻，则与君双翔。君行矣，君往矣，不得与君同去矣，红妆已洗也。相望则与君永，凡以为君妻也。七个‘君’字，一呼一泪。” 分析杜甫用“君”字的作用，用“君”字的艺术很有新见，也非常细致深刻。《曲江对酒》(卷六)，卢元昌解云：“花落鸟飞，本寻常物色，却于‘逐’字‘兼’字写得出色。‘逐’字‘兼’字，亦未深微，‘逐’曰‘细逐’，逐得有情。‘兼’曰‘时兼’，兼得无意。”也可以看出作者对杜诗艺术细微而独到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