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成帝荒淫无度，竟然绝嗣。
成帝即位之初，曾采纳丞相匡衡的建议，取消了一些祭祀天地鬼神的郊祀制度。但是，到了永始元年（前16），已经三十七岁的汉成帝竟然还没有一个可以继承帝位的儿子，为了求得继嗣，于是又恢复了被取消的那些郊祀制度。这样一来，这位风流天子便以“求嗣”为借口，开始了频繁的郊祀活动。元延二年至元延三年的一年多时间里，汉成帝便先后行幸甘泉、河东，郊祀泰峙、后土，还举行了规模空前浩大的羽猎、长扬两次游扬雄《甘泉赋》石刻猎活动。扬雄以“待诏”的身份，陪伴汉成帝参加了以上这些郊祀、游猎活动，并且因此留下了最能代表扬雄辞赋成就的“四赋”《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
扬雄写作《甘泉赋》的目的，主要是两个：一是劝谏皇帝，祭祀时不要过于讲排场而靡费财物，这是劝谏皇帝“戒奢”。他在赋中写道：天子参与祭祀活动的时候，首先要神情严肃，心灵纯洁，聚精会神，才能感动天地而赐人以福佑；其次，身为天子，心中要想到怎样选拔像皋陶、伊尹、邵公、周公那样的贤臣来辅佐自己，把国家治理好，要知道感动天地鬼神靠的不是众多华丽的仪仗和祭献的珍馐美味。另外一个目的是针对汉成帝专宠赵飞燕姊妹的荒淫乱政行为，劝谏皇帝应当“戒色”。扬雄在赋中写道：古代的天子，从来不用“薜荔”这样的野草来铺垫卧席，他们只把“琼枝”视为香花，只饮用“若木”上凝结的玉露；他们祭祀天神，便尽用礼神的仪式，祭祀土神便歌颂地祇的功德；他们追求女色，总是首先想到利害，宁肯追求年岁虽长但行为端庄的“西王母”，也不接受年轻貌美而举止轻佻的“玉女宓妃”的求爱；他们治理国家，总是坚守道德的原则，并且自愿接受神明的监督。
元延二年（前11）正月行幸甘泉宫之后，汉成帝又在当年的三月率领群臣渡过黄河去祭祀后土。祭祀后土之后，汉成帝便同群臣一道“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举行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旅游活动。由于这次旅游活动所观赏的主要是五帝、三皇的遗迹和与古代圣君贤臣有关的地方，所以扬雄就试图用辞赋来激励成帝勤政爱民、整顿朝纲的进取之心。“四赋”中，其他三赋都是“风”（讽，劝谏），唯独这次的《河东赋》是“劝”（勉励），足见其用心良苦。
扬雄在《河东赋》中写道：来到介山游览，晋文公发愤图强的故事令人感慨万千；登上龙门，大禹凿山治水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登上历观，虞舜率民耕种的勤政作风让人钦佩不已；看到唐尧曾经登临的这些高山，仿佛看到了前朝的太平盛世……扬雄唯恐皇帝不明白自己的用意，又在赋的结尾处直白地强调：遵循五帝开辟的道路，踏着三皇走过的足迹，让车子朝着一个目标前进，谁能说路途遥远而不能到达呢？
继元延二年正月幸甘泉宫、三月游河东之后，汉成帝又在这一年的十二月，举行了规模更加浩大的“羽猎”。
西汉时期，自从汉武帝大兴土木建造离宫别墅、开游猎之风以来，到汉成帝时代，以狩猎为内容的游玩之扬雄《河东赋》石刻风尤甚。成帝的狩猎活动，不仅规模巨大，而且极其铺张还严重扰民。“羽猎”是要士兵们头戴羽毛装饰参与竞逐的狩猎活动。
扬雄在《羽猎赋》中，为了造成歌功颂德的假相，于是竭力夸耀羽猎场面之壮观和规模之巨大；但其用意是“讽”，是对这种劳民伤财、为祸百姓的游玩活动表示否定和批判。鉴于自己身份的卑微，他只能采用“寓贬于褒”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良苦用心。于是，他说按原来的狩猎计划，本来还要“上猎三灵之流，下决醴泉之滋，发黄龙之穴，窥凤凰之巢，临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的；但因为天子忽然想到楚穆王为了防止奢侈而改变游历计划的故事，于是也改变了狩猎计划，并且从此“罕徂离宫而辍观游，土事不饰，木功不雕”（很少前往离宫并停止了游历，再也不大兴土木）。扬雄还把自己希望皇帝做到的事，说成皇帝觉悟之后的自觉行为；如说皇帝担心贫穷者享受不到朝廷的恩泽，于是下令开放禁苑、开仓济贫，号召富人讲究仁爱、赈济穷人；还下令放走皇家苑囿中的鸟兽，收起苑囿中设置的狩猎工具，让苑囿中的麋鹿和柴草供天下百姓享用；还下定决心建立正常的君臣关系，崇尚圣君贤相而建功立业。
然而，汉成帝所欣赏的，只是《羽猎赋》中歌功颂德的词句，他根本没有真正读懂扬雄的这些弦外之音。扬雄的唯一收获，是他凭着《羽猎赋》被授予“黄门侍郎”，正式成为皇帝的文学侍从。
《羽猎赋》不仅没有起到谏阻皇帝游猎的作用，反而助长了皇帝游猎的兴趣。“羽猎”之后的第二年，汉成帝为了向胡人夸耀汉朝禽兽的种类繁多，更是为了观赏“人兽搏击”的刺激场面，于是举行了“长杨观猎”的活动。
“长杨观猎”活动，区域辽阔，方圆千里；规模宏大，野兽十多种；场面血腥，人兽大战；耗资巨大，用槛车运载上千只野兽到“长杨射熊馆”；扰民严重，农民无法从事秋收。扬雄《羽猎赋》石刻素来坚持“远祸以全身”处世态度的扬雄，在伴随皇帝参加“长杨观猎”之后，也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忧愤之情了。他完全一反常态，改变了过去“骚体”的作赋结构，不再用大量的篇幅做极尽铺陈的描写，而是直陈其事，直奔讽谏的主题。《长杨赋》采用“子墨客卿”与“翰林主人”问答的形式来结构文章，以“闻圣主之养民”作为文章的首句，直奔主题。
扬雄在《长杨赋》中，首先指责“ 长杨观猎”严重扰民，指出圣明天子应该对百姓普施恩泽，决不为满足个人的欲望而侵扰百姓。为了让皇帝幡然醒悟，《长杨赋》还采用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写法。扬雄历述汉高祖创业之艰辛，汉文帝治国之节俭，汉武帝征伐四夷的伟业；企图以此激励汉成帝的进取之心，一改其好女色、好宴乐、好游猎的错误行径。
扬雄上奏《甘泉赋》，是希望汉成帝“屏玉女，却宓妃”，结果成帝对赵飞燕姊妹仍然宠爱有加；上奏《河东赋》、《羽猎赋》，是希望成帝“辍观游，弘仁惠”，扬雄《长杨赋》石刻结果成帝不仅没有停止观游，反而在第二年又“观猎长杨”，并且规模更大，扰民更加严重。
“四赋”谏君的遭遇，使扬雄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他原以为，赋是可以用来讽谏使皇帝修正错误的。“四赋”谏君的失败，使他彻底改变了对赋的看法。当意识到“赋劝而不止”，即赋只能助长帝王的错误，起不到使帝王修正错误的作用之后，他沉痛地说：赋好比是杂耍之类的玩意儿，只能供人娱乐而已。他后来甚至说赋是“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从此以后，扬雄把自己喜爱了二十多年的辞赋彻底抛弃了。
本来，扬雄是完全可以凭借辞赋博取皇帝欢心而青云直上的，因为汉成帝是一位“好文辞”，尤其喜爱辞赋的皇帝。如果扬雄不执著地坚持“为赋以讽”的创作原则，如果他能够像其他的文学侍从那样曲意逢迎皇帝，他又怎么会在“黄门侍郎”这个位置上一待就是二十几年，又何至于落得“三世不徙官”的下场呢？三、草《玄》避祸
绥和二年（前7），年仅四十五岁的汉成帝，终因荒淫无度而一命呜呼！继承他皇位的，是他的侄儿刘欣，这就是汉哀帝。
刘欣的父亲是定陶王刘康。刘康是汉元帝的皇妃傅昭仪所生，与汉成帝是同父异母兄弟。哀帝刘欣是刘康的王妃丁姬所生，于绥和元年（前6）被汉成帝立为太子。
其实，汉成帝是有过子嗣的。
虽然成帝的两个皇后（许皇后、赵飞燕）、两个婕妤（班婕妤、卫婕妤）、几个昭仪（赵合德等）都没有给他生过一个皇子或者公主，但是嫔妃“许美人”和宫女“曹宫”，都给汉成帝生下过一个皇子。只是因为赵飞燕姐妹俩害怕失宠，竟然命令宫中小太监秘密地将两个在襁褓中的小皇子杀死，这就使得汉成帝绝了子嗣。
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封建王朝，总是不断地演绎着“一人成仙，鸡犬飞升”和“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故事。
哀帝即位之后，哀帝祖母傅昭仪的三个堂兄弟一下子就飞黄腾达起来：傅喜封高武侯，官至“三公”之一的大司马；傅晏封孔乡侯，亦官至大司马；傅商封汝昌侯，官至左将军。连傅昭仪同母异父兄弟郑恽的儿子郑杨雄“草玄图”业，亦被封为阳信侯。哀帝祖母一党的傅氏、郑氏外戚，封侯的六人，官居大司马的二人，官至九卿（秩二千石）的六人，任侍中、诸曹等宫廷要职的十多人。哀帝母亲丁姬的两个哥哥，丁明封阳安侯，官大司马骠骑将军；丁忠早死，其子丁满封平周侯。丁姬的两个叔父，丁望官左将军，丁宪官太仆，都成了朝廷重臣。哀帝母亲一党的丁氏外戚，封侯的二人，官至大司马的一人，官至将军、九卿的朝廷重臣六人，任侍中、诸曹等宫廷要职的十余人。哀帝即位之初，立即改变了朝廷政局，由傅氏取代王氏，使丁、傅外戚集团成为西汉王朝的实际执政者。
汉哀帝的荒淫奢侈，比起他的叔父汉成帝来，应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他对董贤的宠幸。
董贤是个美男子，被哀帝爱上之后，两个月内，就由地位卑微的黄门郎，升迁至身份显赫的“驸马都尉侍中”，相当于由科长一下子升迁为省部级官员。为了让董贤得以封侯，汉哀帝不惜亲手制造了“东平王云后诅咒”的冤案，将董贤作为告发云后的功臣，封董贤为高安侯。丞相王嘉出面干预，竟被哀帝处以死罪。哀帝的舅舅丁明，时任大司马骠骑将军，觉得哀帝宠幸董贤太过分而王嘉死得太冤枉了，于是也出面干预。不料，连丁明也遭到哀帝一顿训斥，并且罢了丁明的官，让董贤取代丁明，成为掌管全国武装部队的最高长官——大司马卫将军。
汉哀帝对董贤的宠幸，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哀帝不仅要董贤“出则参乘，入御左右”，而且常常要董贤陪他睡觉。有一次，两人白天睡大觉，哀帝睡醒之后，发现自己的内衣衣袖被董贤压着；为了不惊动董贤，哀帝割断衣袖之后起床离开。这就是后世把同性恋称为“断袖癖”的来历。
汉哀帝给予董贤的恩宠和赏赐，是古今绝无仅有的。哀帝为了让董贤留宿宫中，竟下诏让董贤妻子也可以住在宫中。有时候，哀帝就直接到董贤家里住宿，就像官吏的妻妾住在官府中陪侍丈夫一样。哀帝还爱屋及乌，下诏将董贤妹妹封为昭仪，并且把董昭仪的住处改为只有皇后住所才配称的“椒风”。哀帝还下诏，为董贤在皇宫北阙下建造了一座与皇宫规格相似的府第。董贤父亲被封为关内侯，授给少府、卫尉要职；董贤弟弟被授予相当于京城公安局局长的“执金吾”，董贤岳父则被授予相当于国家建设部部长的“将作大匠”。至于董贤本人，一个年仅二十二岁、对军政大事毫不了解的青年，竟然成为掌握军国大事、比丞相权势还大的“大司马卫将军”！
汉哀帝在位的六年间，朝廷里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有时甚至是非常激烈的明争或暗斗。哀帝时期，朝廷上出现了“四太后并立”的现象：属于哀帝祖母辈的是王太后（时称“太皇太后”），傅太后（时称“帝太太后”）；属于哀帝母亲辈的是赵太后（时称“皇太后”），丁太后（时称“帝太后”）。四位太后背后，分别是王氏、傅氏、赵氏、丁氏四姓外戚集团。
哀帝即位之后，王氏集团受到沉重打击。先是曲阳侯、大司马王根被免官，接着成都侯王况也被罢官。王莽时任大司马辅政，主动提出辞职，但被王太后挽留。后来终于因为“议尊号”一事跟傅太后闹翻，也被免官，由傅喜接替王莽出任大司马一职。
傅氏集团内部也有争权夺利的斗争。傅晏与傅喜虽是堂兄弟，但傅晏对傅喜在“议尊号”一事上不与自己站在一边而怀恨在心，又以自己贵为皇后父亲而地位却在傅喜之下而心怀不满，所以便借傅太后的力量，又勾结御史大夫朱博和阳安侯丁明，以所谓“附下罔上”、“放命圮族”的罪名，将尚能秉公办事的傅喜免职，跟傅喜关系亲近的丞相师丹也被罢免。
哀帝在位的六年间，朝廷政治黑暗，地方官吏腐败透顶，豪强势力大肆兼并土地，弄得老百姓走投无路、日子过得相当艰难。谏大夫鲍宣在上给朝廷的奏疏中，指出民有“七亡”、“七死”，其中对百姓危害最大最深的是：水灾旱灾不断，瘟疫蔓延为害；而各级地方官员不仅不给予赈济救助，反而加重赋税徭役，听任地方豪强掠夺百姓田地，听任盗匪横行抢劫百姓财物，饿殍遍野，民怨沸腾。
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身处朝堂的扬雄在干什么呢？
扬雄在逃避，而且他也只能逃避。他在皇帝身边目睹的一桩桩、一件件宫廷丑闻和朝廷政治黑幕，使他对这个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彻底失望了！丞相王嘉，竟然因为竭力劝阻哀帝不要过于宠幸董贤而被下诏处死；他扬雄只是一个位卑职小的黄门侍郎，还能干得了什么？哀帝时期的扬雄，除了在建平四年（前3）因为汉哀帝拒绝匈奴单于来朝而上过一道《谏不许匈奴单于朝书》外，再也没有写过一篇讽谏皇帝的文章。
逃避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但扬雄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社会责任，他在悄无声息地奋斗着。
自从到了京师长安以后，扬雄就立定志向，要为儒学的发展作出贡献，他的写作目标是：对儒家的“仁政”、“礼乐”、“伦常”等一系列主张的合理性作出解释，为儒家所竭力主张的人类社会的等级制度寻求理论依据。书成以后，扬雄将它命名为《太玄》。
《太玄》由“经”、“传”（解释“经”文的文字叫“传”）两部分组成。经部分为八十一首，每首四重，称为方、州、部、家；每首九赞，为七百二十九赞，加上踦、赢两赞，共为七百三十一赞；两赞为一日，计三百六十五日又二分之一日，相当于一个太阳年的时间。经部的这种结构，与当时通行的《太初历》相对应。传文共十一篇，即《玄首》、《玄冲》、《玄错》、《玄测》、《玄摛》、《玄莹》、《玄数》、《玄文》、《玄掜》、《玄图》、《玄告》。传文的这些内容，都是为了证明儒家的“五经”和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道德标准，以及儒家的“王道”政治主张是完全是符合自然规律的，是天经地义的东西。
《太玄》创立了一个全新的象数哲学体系。它以“玄”为本体，以阴阳五行为骨干，以一分为三为规则，以九为度数，以“罔、直、蒙、酋、冥”为过程，构建了一个总括时间与空间，包容天、地、人的世界模式。其中“玄”是最高哲学范畴，以其复杂的数序演绎与和谐排列，使整个体系具有极其高深微妙的哲理思辨。《太玄》的象数体系，充分展示了扬雄的数学天才和高深的天文知识，有人因此称他是古代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
《太玄》问世以后的两千多年来，尽管褒贬不一，但它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