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查结果，国师刘歆的长子刘棻、次子刘泳、门人丁隆和王奇等人，都跟甄寻关系友好；尤其是刘棻，与甄寻过从甚密，走得最近。尽管这几位被捕之后，矢口否认与甄寻关系亲密，更不承认是甄寻制造“符命”的同谋，但仍然被问成死罪，打入死牢。盛怒之下的王莽下令，凡是被查到的刘棻同党，不用请示便可先行拘捕。这样一来，扬雄竟然被牵连了进去。
原来，刘棻很仰慕扬雄的学问，更敬重扬雄的为人。由于对“古文奇字”（篆文）很感兴趣，刘棻便拜扬雄为师，跟扬雄过从甚密。这样，扬雄也就成了刘棻的“同党”。
扬雄非常爱惜自己的生命。处在政治斗争漩涡中的他，总是坚持儒家“明哲保身”的处世原则，既不争名也不争利。这就是他在《解嘲》中说的：“炎炎者灭，隆隆者绝……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如此“明哲”，最终竟然不能“保身”！
扬雄虽然非常爱惜自己的生命，但他更需要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尤其不能违背“士可杀，不可辱”的道德操守。他喜欢刘棻，也了解刘棻，他不相信刘棻会伙同甄寻制造“符命”。甄寻“符命案”已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扬雄竟然还一点也不知晓。他是在宫中使者带着人来天禄阁抓捕他的那一刻，才知道出了什么事的。当捕快们冲上楼来抓他的时候，他没有辩解，更无力反抗，他只是趁捕快不防备的瞬间，踉踉跄跄地跑到窗前，长叹一声之后，便纵身一跃，跳了下去。
扬雄没有摔死，只是摔断了腿，成了一个残疾人。王莽听说扬雄“投阁”的事以后，狠狠地训斥那位捕快头目说：“扬雄向来不过问政治，你们为什么跑到那里去抓他？”
六十七岁的扬雄，摔断腿以后无法上班，被免去了“大夫”的职衔。不久之后，又给他恢复了职衔和职务，并且准许他可以不上班工作。确切原因谁也不知道，揣测起来，可能是因为王莽知道扬雄实在太穷，一个拖着断腿的孤老头子，一旦失去了朝廷的那份俸禄，将无法生存的缘故吧。
本来就很少与人交往的扬雄，如今就更少有人与他交往了。但偶尔也有人来，来的大多是年轻人。他们是来向扬雄学习“古文奇字”，或者请教学习中遇到的疑难问题的。他们知道扬雄嗜酒如命，也知道扬雄很穷，于是都自带酒菜前来，也就权当是对老师的酬劳吧。其中只有一个人与众不同，他就是巨鹿人侯芭。
侯芭是巨鹿（今河北平乡、巨鹿一带）的一个富家子弟。虽然是富家子弟，但侯芭没有一点纨袴习气，一心只喜欢读书学习，而且不是为了做官。他非常仰慕扬雄的学问和人品，立志要像扬雄那样，做一个有学问有道德的人。
当侯芭得知扬雄“投阁”断腿的消息之后，便立即从巨鹿赶到京城长安。当他看到面容憔悴、瘸着双腿、老迈不堪的扬雄时，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想到自己心中的偶像就将这样形影相吊地走完最后的岁月，侯芭痛苦极了。他毅然决定：一定要陪伴老人走完最后的岁月。侯芭果真留住在扬雄家中，一面照顾着老人的衣食起居，一面跟着老人研读《太玄》、《法言》。后来侯芭成本书作者为“识贤堂”撰写的对联了扬雄《太玄》、《法言》的第一代传人，并且有《扬子法言注》六卷问世。可惜侯芭注释的《法言》早已亡佚，否则，后世的研究者们就不会有那么多“读不懂”的问题存在了。
王莽新朝天凤五年（18），扬雄终于走完了他辉煌而艰辛的人生历程，享年七十一岁。
扬雄没有子孙，也没有财产。侯芭出钱为老师在长安附近买了块地建造坟茔，把老师安葬之后，还按照古代“孝子”的礼节，为扬雄守丧三年。四、蒙冤之恨
扬雄逝世之后的两千年来，人们对扬雄的评价一直褒贬不一，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
对扬雄评价的褒贬不一，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两汉至魏晋南北朝，唐至北宋，南宋至清，民国至今。这四个阶段的褒贬，各有其突出的特点。
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褒多于贬。在两汉众多的知名学者中，非常推崇扬雄、可视为扬雄知音的主要有四人：桓谭、王充、张衡、班固。
桓谭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其突出贡献是反对以谶纬经学为代表的神学目的论，促进了我国唯物主义哲学和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他跟扬雄是同事和朋友。桓谭非常崇拜扬雄的学识和才华，他认为扬雄的《太玄》和《法言》“文义至深”，最能阐发孔子的思想、弘扬儒家的道德。他非常同情扬雄的遭遇，认为扬雄如果能够遇到贤明的君主，他的成就和名声一定会远在先秦和西汉那些声名显赫的“诸子”之上。他对扬雄的学识和人品也极端推崇，他不仅认为扬雄是汉朝两百年来唯一的杰出人才，而且认为扬雄简直就是孔子式的人物。
王充是继桓谭之后我国古代又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反对天命，反对谶纬迷信，反对人可以成仙不死，主张顺从天道而自然无为的思想，就是直接继承了扬雄《法言》中的有关思想而又有所发展。王充跟他的老师桓谭一样，也是对扬雄推崇备至，以至将扬雄与孔子相提并论，他说：“行与孔子比穷，文与扬雄为双，吾荣之。”王充：《论衡·自纪篇》。他还说：“阳成子长作《乐经》，扬子云作《太玄经》，造于眇思，极窅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两经，所谓卓尔蹈孔子之迹，鸿茂参二圣之才者也！”王充：《论衡·超奇篇》。在王充看来，扬雄的《太玄》是可以跟儒家的经典媲美的著作。
张衡是我国古代非常杰出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后汉书·张衡传》说他“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张衡也非常推崇扬雄，他曾经对人说：“我看了《太玄》之后，才知道扬子云非常精通数学、天文、历法。他的《太玄》一书，竟然跟儒家的五经一样的重要，绝不只是一般解释经典的著作。《太玄》把阴阳变化的道理阐述得相当透辟，使人很难再有新的发现，这是汉朝立国两百年来唯一可以称得上杰作的书。”据说张衡发明制造的“候风地动仪”和“浑天仪”，也曾受到《太玄》的启发和影响。
《汉书》作者班固也是扬雄的知音。班固对扬雄的崇拜，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不惜用大量篇幅保存扬雄的著作与言行。在《汉书》记载人物言行的“纪”、“传”中，占篇幅最多的是“王莽传”、“高帝纪”，其次是“司马相如传”、“扬雄传”。第二，班固直接引用扬雄《法言》代表自己的观点对某些历史人物作出评价，如《东方朔传》的“赞曰”，就全是引自《法言·渊蹇》，类似情况还有不少。第三，冒着“违逆父命”的风险，对扬雄寄以无限的崇敬和同情。班固的父亲班彪，是《汉书》的始撰者，他对扬雄歌颂王莽的行为持否定态度，并且因此贬损扬雄：“（扬）雄、（刘）歆褒美伪新（王莽），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见刘知几《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班固在续撰《汉书》的时候，根本没有采信父亲的观点。第四，采用扬雄的“自序”（相当于“自传”）为扬雄作《传》。作为正史著作，这是非常罕见的。如果不是出于史书撰写者对事主扬雄的非常信任和崇拜，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像颜之推这样的极个别人讥刺扬雄“美新”之外，绝大多数著名学者是把扬雄作为“圣贤”或者“辞赋之英杰”来歌颂的。例如曹魏时人李康在其《运命论》中说：“若夫立德，必须贵乎？则幽、厉之为天子，不如仲尼之为陪臣也。必须势乎？则王莽、董贤之为三公，不如扬雄、仲舒之阒其门也。必须富乎？则齐景之千驷，不如颜回、原宪之约其身也。”在李康心目中，扬雄是跟孔子、颜回、原宪、董仲舒等儒家圣贤一样“立德”的典型。晋朝人范望为《太玄》作注，其序言中有这样的赞语：“扬子云处前汉之末，值王莽用事，身絷乱事，逊退无由，是以朝隐，官爵不徙。昔者文王屈抑而系《易》，仲尼当衰周而述《春秋》……子云覃思耦《易》著《玄》。”范望把扬雄著《太玄》，视为与周文王演《易》、孔子著《春秋》一样伟大的事业。左思也认为扬雄在经学和文学上的成就永垂不朽，其《咏史八首》之四，在将寂寞著书的扬雄与富贵显赫的王侯相对照之后说：“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刘宋时代的著名诗人鲍照，在其《蜀四贤咏》中，将扬雄与司马相如、严君平、王褒并列为蜀中“四贤”。齐梁时代的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在其《文心雕龙·诠赋》中，将扬雄与荀子、宋玉、司马相如、贾谊、王褒等先秦两汉的一共十个人，称为“辞赋之英杰”。
唐至北宋的五百多年间，扬雄不仅声名鹊起，而且其声望尤其是在儒学道统中的地位不断跃升，甚至被抬高到仅次于孔子的地位。
唐代人对扬雄的赞美，主要是出于对扬雄杰出才华的仰慕和淡泊名利精神的崇敬，他因此成为仕途坎坷的落拓文人赖以自勉自慰的榜样。如王勃诗云：“乱竹开三径，飞花满四邻。从来扬子宅，别有尚玄人。”（《赠李十四四首》）卢照邻《长安古意》诗有句云：“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刘禹锡把扬雄与隐居隆中时的孔明相比：“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陋室铭》）李白、杜甫则更重视扬雄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所以李白说：“因学扬子云，献赋甘泉宫。”（《车武吟》）杜甫说：“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寿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韩愈、柳宗元对扬雄更加推崇，不过他们推崇的角度不同于其他唐代文人，他们是从儒学“道统”的角度来肯定和赞赏扬雄的。
所谓“儒学道统”，即儒家学术思想一代代传承的谱系。韩愈首创“儒学道统”，他在《原道》中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在韩愈创立的儒学道统中，虽然没有让扬雄像孟轲那样正式取得儒学传人的地位，但是韩愈将扬雄和荀况列为儒学道统的“准传人”，这已经使扬雄的学术地位大大地提高了。而韩愈在他后来所写的《读荀》一文中又说：“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以为孔子之徒没，尊圣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扬雄书，益尊信孟氏。因雄书而孟氏益尊，则雄者亦圣人之徒欤！圣人之道……其存而醇者，孟轲氏而止耳，扬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书，于是又知有荀氏者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在韩愈心目中，扬雄已经是贡献和地位仅次于孟子、荀子的“准圣人”了。为了让人了解扬雄对儒学的贡献，柳宗元为《法言》作注解，于是有柳宗元《扬子法言注》十卷本问世。
到了北宋时代，扬雄的学术地位急剧飙升，不仅得到一大批有影响的学者和政治家的普遍认同和尊重，而且扬雄被抬高到超过孟子、荀子而仅次于孔子的地位。
宋初的儒学大师们，无不承认扬雄在儒学道统中的地位。殿中侍御史柳开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国子监直讲石介说：“孔子没，杨、墨作，道大坏也，荀况存之；汉祚微，王莽篡，道大坏也，扬雄存之。”（《答欧阳永叔书》）殿中丞孙复亦说：“吾之所谓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信道堂记》）很显然，他们都把扬雄视为继承孔、孟事业的圣贤大儒。
在北宋众多的扬雄崇拜者中，以司马光对扬雄的推崇最甚，他在阅读《太玄》数十遍之后，非常感慨地说：
韩文公称荀子，以为在轲、雄之间，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三子皆大贤，祖六艺而师孔子。孟子好《诗》、《书》，荀子好《礼》，扬子好《易》。古今之人，共所宗仰。如光之愚，固不敢议其等差。然扬子生最后，鉴于二子而折衷于圣人。潜心以求道之极致，至于白首然后著书，故其所得为多。后之立言者，莫能加也。虽未能无小疵，然其所潜最深矣。恐文公所云，亦未可以为定论也。司马光：《注扬子法言序》。
在司马光看来，扬雄的《太玄》一书对儒家之“道”的研究所达到的成就，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此，韩愈将扬雄排在孟轲、荀卿之后是不公平的。司马光特别强调他读《太玄》“研精易虑，屏人事而读之数十过”，表示自己对扬雄的评价绝非“溢美”之辞。司马光最后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说：“孔子既没，知圣人之道者，非子云而谁？孟与荀殆不足拟，况其余乎？”（《说玄》）
司马光的政敌王安石，尽管在政治上与司马光水火不容，但是在关于扬雄评价的问题上却跟司马光出奇地一致。王安石在《扬子三首》中响亮地喊出“儒者陵夷此道穷，千秋止有一扬雄”（《临川文集》卷三十三）。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五月，晋州州学教授陆长愈上书朝廷，请在孔庙中立孟子神主配享孔子，封荀卿、扬雄、韩愈为伯爵。朝廷下诏，扬雄等人不仅受封伯爵，还跟孟子一起配享孔庙。至此，扬雄死后的历史地位达到极点。
扬雄被请入孔庙接受天下人顶礼膜拜还不到一百年，命运就一下子急转直下，因为有人指控他是罪大恶极的“逆子贰臣”。给扬雄以致命打击的，是南宋理学大师朱熹。
朱熹认为扬雄至少有三大“罪恶”：一是臣事王莽，二是歌颂王莽，三是反对屈原。朱熹在其《楚辞后语》一文中，谈到扬雄的《反离骚》时说：“王莽为安汉公时，雄作《法言》已称其美，比于伊尹、周公。及莽篡汉，窃帝号，雄遂臣之，以耆老久之转为大夫。又仿相如《封禅文》，献《剧秦美新》以媚莽意，得校书天禄阁上……然则（扬）雄固为屈原之罪人，而此文乃《离骚》之谗贼矣。”朱熹在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编写“纲目”（提要）的时候，仿效所谓“《春秋》笔法”（选字以寓褒贬），便在王莽新朝“天凤五年”下专门提示说“莽大夫扬雄死”，这就等于给扬雄戴上了一顶“乱臣贼子”的铁帽子。在此后近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扬雄”这个名字就差不多等同于“不知忠孝节义”的无耻文人了。
南宋以后，汉唐以来的中国传统儒学被所谓“程朱理学”完全取代，朱熹被列入儒学道统成为圣贤，并且在近千年的儒学史上居于“一言九鼎”的权威地位。这样一来，扬雄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就不难想象了。
明朝洪武二十九年（1396），朝廷下旨“黜扬雄从祀，以董仲舒入祀”，也就是将扬雄的神主牌位从孔庙中撤除，让董仲舒取代扬雄配享孔子。这还只是清算扬雄以消除其影响的第一步。
中国素来就有“以人废言”的传统。明、清两代的学术界，不仅没有扬雄的一席地位，甚至连引用扬雄所说的至理名言也要特别加以说明。例如顾炎武在《答友人论学书》中的一段话：“扬子有云：‘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少闻则无约也，少见则无卓也。’此其语有所自来，不可以其出于子云而废之也。”顾炎武在引用《法言·吾子》中的扬雄语录时，特别强调：不要因为这话出自扬雄之口而不重视它。由此不难想象，明、清时代扬雄的名声已经“臭”到什么地步了。
20世纪初的民国年间，蔡东藩（1877—1945）著历史演义，更把扬雄描写成了一个阿谀奉承、贪生怕死的无耻小人。蔡氏在回末的点评中说：“扬雄甘为莽大夫，投阁不死，反为美新之文以谀媚之。老而不死是为贼，区区文名，何足道乎？揭而出之，亦维持廉耻之一端也。”蔡东藩：《后汉通俗演义》第一回。仿佛还不解气，蔡氏又赋诗一首讥讽扬雄，诗曰：子云墓前祭乡贤
才高依马算文豪，一落尘污便失操。
赢得头衔三字在，千秋笔伐总难逃。
扬雄“事莽”、“美新”的不能被后世理解，在蔡东藩笔下达于极点。如果扬雄泉下有知，其痛苦将何以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