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史学家徐中舒先生徐中舒先生（1898-1991）是安徽怀宁县人，1925年入清华国学研究院，1929年受聘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年受聘为专任研究员。1938年受聘为四川大学教授，先后还在燕京大学、南京大学、华西大学等多所大学任职，1954年以后长期担任四川大学历史系主任一职。于1938年2月到四川，时值建设抗战大后方的需要，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受到各界的高度关注。大批学人的相继内迁，成就了一个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春天，以古文字和先秦史斐声学界的徐先生这时也开始对包括四川在内的西南民族史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这年，徐先生发表《跋苗族的洪水故事及伏羲女娲的传说》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集刊》第一卷第一期，1938年。该文由徐亮工先生提供（2005年复印于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谨此致谢。一文，已见对南方民族古史的关怀（先秦史与包括南方民族在内的中国古代民族史本不可分，此且不论）。先是，1937年1月，民族学家芮逸夫撰成《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一文，记载了在湘西考察得到的四个有关苗族的洪水故事，中心是“现代人类是由洪水遗民兄妹二人配偶遗传下来的子孙”，进而论证认为“伏羲女娲为南方或东方民族”。后一点，与徐中舒先生此前的想法相合芮逸夫上文初论曾在史语所“讲论会中详细讲过”（徐中舒），而“徐中舒先生曾提及伏羲女娲皆‘风姓’，及伏羲‘德于木’、‘出于震’的传说，并以为均含有伏羲女娲为南方或东方民族之义”（芮逸夫）。见《人类学集刊》第一卷第一期，第195、194页。。而芮氏这篇文章显然引起了徐先生的更大兴趣，遂有此《跋》之撰（《跋》写于1937年4月）。徐先生《跋》文列论了与苗族洪水相互间类似的五个故事（其中三个在西南地区），如《吕氏春秋·本味篇》载伊尹生空桑之说与伏羲女娲故事、李膺《益州记》所载邛都县城陷为湖与《淮南子·俶真篇》所载历阳之都城陷的记载、《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所记生于空竹之夜郎竹王和哀牢夷九隆的感生传说与伊尹生空桑等故事，作了文化人类学的比较和解读，为史籍所载西南民族的古史传说带来了新的思考。该跋的写作在徐先生入蜀之前不久，也就是说，先生对西南民族的关注不是入川之后才开始的。作为史学大家的徐先生，早已把包括巴蜀民族在内的南方古代民族问题纳入了研究视野之中，入川之后，先生的这一研究得以进一步拓展，不仅丰富了蜀中之学的内容，亦带动了四川地方文化研究的新发展。
1940年3月，徐先生在《史学季刊》《史学季刊》是由当时聚集在成都的学者们创办的，只出了两期。1940年3月创刊号为第一卷第一期，编辑为蒙文通和周谦冲二人；第二期在1941年的3月出版，由顾颉刚和张维华二人编辑。上发表了《古代四川之文化》，全面而扼要地论述了四川古代文化问题，文章首论“周秦汉之巴蜀”、次论“传说中之蜀史”，还论及古代四川的交通、物产、工商业等内容，时间则上自先秦、下及唐宋。西汉以前巴蜀本土历史缺乏记载，该文对史籍作了精细分析后指出，先秦书中所存巴蜀史料，皆记其与周秦汉三代有关之事。后来常璩《华阳国志》、扬雄《蜀王本纪》和《蜀都赋》、谯周《益州志》等，虽诸记抵牾处不少，抑或有托名之作，但“不能一例视为凿空之谈”。先生特别注意到：“至于川边民族，自秦汉以迄于今，尚有保存其原始住地及状况者。此等民族之文化，于古代四川必有深厚之影响。”这是说，古代四川文化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这一论断值得治四川古史者的高度重视。徐先生进而指出：“其文化由来其古，即或出于秦汉以后，亦多萌茁于本土，而不必待于中原文化之浸溉，于以见四川之重要，在文化上实有其悠远之历史也。”这一论断同样非常重要，中华文化多元一统的形成有着发生发展的历史，巴蜀文化为其中重要的一元，渐次为史家所尚而成为公论。第二年四月，时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的顾颉刚先生撰《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一文中也说：“古蜀国的文化究竟是独立发展的，它的融合中原文化是战国以来的事。”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更加证明了这一论断，早在成都金沙遗址发现之前的1984年，苏秉琦就说：月亮湾、三星堆、成都方池街、忠县干井沟所构成的“巴蜀文化”不能小看，关键是它自成系统。它的渊源特征、发展道路、跟周围文化的关系等，都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参见苏秉琦：《西南地区考古》，载氏著《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5-16页。。1940年，时值抗战形势艰难之际，徐先生在《古代四川之文化》结语中说：“今日之四川为民族复兴之根据地，其地位之重要，已日臻显著。……吾人稽之往古，衡以近事，其必能完成抗战建国之大业，则可以深信无疑也。”可见该文之作，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不忘时代使命，正是《史学季刊》宗旨顾颉刚《发刊词》揭《史学季刊》的宗旨说：“……吾民族得长存天地间者实赖此史统维系之。然吾人岂第已拥有此繁富之史料为满足哉，必将以科学方法整理之，以哲学方法观察之，为之作综合之解释与系统之叙述，使过去一切活动咸得重现于前指归可识，此非吾人发愿之过弘，实时代之使命，促其不得不然者。”。而徐先生该作，推动了对四川古代文化的研究，时值成都及周边的青铜器陆续出土，探寻四川古代文化一时竟成热潮。例如，1941、1942年，《说文月刊》两发《巴蜀文化专号》，考古学家卫聚贤等人通过亲身探访，根据成都出土的青铜器有别于中原的特点，撰《巴蜀文化》一文，详论古代巴与蜀的历史与文化，提出“巴蜀文化”的概念《说文月刊》于1939年2月在上海创刊，由卫聚贤主笔，上海说文月刊社出版发行。1941年底第3卷第6期后停刊，1942年8月第3卷第7期复刊于重庆。《巴蜀文化专号》首版于1941年《说文月刊》第3卷第4期，再刊于1942年复刊首期，后者与前者稍有增删。。不久更有自1936年即旅居成都的考古学家郑德坤著《四川古代文化史》于1946年由华西大学出版。徐先生所言之“四川古代文化”，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实已涵盖稍后卫聚贤等人提出的“巴蜀文化”内容，后者立足点主要是从先秦考古文化而言，自有特点与贡献。毫无疑问，徐先生是四川古代文化研究最早的开拓者之一，也是最早提出四川古代文化的“独立发展”观点的学者之一。自此之后，先生对古代四川的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便没有停息下来。
1958年，徐先生应邀为省文物干部培训班讲授“巴蜀文化”，不久即在《四川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关于巴蜀文化的长篇论著《巴蜀文化初论》（1959年，下称《初论》）和《巴蜀文化续论》（1960年，下称《续论》），两论长达八万余字，对巴蜀古史、民族和社会诸问题作了深入的论述，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巴蜀文化”的内涵，它不仅仅指考古文化而言了，两论引起了学界对巴蜀文化的莫大兴趣和热烈讨论。值得重视的是，徐先生之四川古代文化研究，特重古代巴蜀民族及其文化的探讨。例如《初论》，一则分析论证了《华阳国志》所记“蜀土无僚”之误；再则通过对四川昭化县出土的船棺葬的考察，提出巴族戍蜀的问题；三则论证巴族使用的乐器于的发展演化而追溯到中原汉族与南方民族已被人遗忘的一段绵长的历史关系；四则比较了巴文与么些文中象动物形体的文字，认为它们应具有一定的亲属关系。《续论》则把巴蜀古史特别是蜀的历史纳入了更广阔的范围内予以审视，文中指出，“我们要明了蜀的历史就必须先明了蜀境周围的历史，为蜀史建立基础”，这一点，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有着特别的启示，具有方法论意义，也与先生的挚友蒙文通先生所说的“事不孤起，必有其邻”庶几近之。两论提出并论述了巴蜀古史上的许多新的问题，成为迄今巴蜀古代民族研究的最重要的论著之一。徐先生特别重视新发现的考古材料，这也就是王国维提出的把“地下新材料”与“纸上材料”结合起来的“二重证据法”之古史新证方法。例如，先生在所撰《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钮于》刊于《文物》1974年第5期。一文中，进一步论证了虎钮于与巴族的关系，巴族何以“铜器绘虎文，于具虎钮”之谜得以迎刃而解。用活二重证据解决新问题，这自然也是先生对自己导师的最好纪念。
在论及古蜀史时，徐先生指出，蜀史本土资料以成汉既灭之后的公元347年以后成书的《华阳国志》为详，其《序志》说曾参考过扬雄、谯周等人的撰著。但扬雄《蜀王本纪》、《蜀都赋》，谯周《益州志》，尚散见于唐人注及类书中，但却与《华阳国志》传本所载有所抵牾，疑所传扬雄之《蜀王本纪》和《蜀都赋》皆为伪作。时隔近四十年之后，徐先生撰成《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一文，发表于1979年3月四川省社科院《社会科学研究》创刊号，有力地促进了“文革”后正在复苏的巴蜀史研究。该文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断言，“《蜀本纪》或《蜀王本纪》的作者是蜀汉时代的谯周而不是西汉末年的扬雄”，“一千四百年来绝无人提出异议”的误解从而粲然冰释。徐先生指出，晋常璩撰《华阳国志》时，参考了这些旧记，重要的是他还“验以《汉书》，取其近是”，以他“封建的正统派史学家”的视角，作了许多修正工作。这就为我们正确利用《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这两部著作提供了指标性的意义，同时具有解读史料的方法论的启示，这是方今之“历史文献学”最需注意的问题之一。
巴蜀以至西南古史似有许多未解之谜可以讨论，然而因其记载之缺漏或史载纷杂而扑朔迷离。徐先生论岷山庄王及蜀楚关系、庄王滇与楚民西迁等文章，都具发微抉幽之功效，令人深思。古蜀国于公元前316年被秦国所灭，蜀王室的去向扑朔迷离，其最终命运令人关切。徐先生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在《巴蜀文化初论·蜀的历史》中已谈到蜀国亡后的历史，其中引用到《水经·叶榆水注》所载《交州外域记》的一段文字，这似为学界首次关注到这条珍贵史料。徐先生发表于1981年的《〈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5辑之《四川地方史研究专集》，1981年。更是详尽地解答了这个问题。《交州外域记》久已亡佚，赖有北魏郦道元著《水经·叶榆水注》存其原文，该文记载了古蜀国灭后，蜀王子安阳王建国于瓯雒的史迹，长期以来谁也没有注意到它。《笺证》指出，蜀亡以后，蜀王子孙率其部族流散于川西各地，自青衣江、若水沿横断山脉南下。《水经·青衣水注》叙写青衣江五百年间遗迹，是研究蜀国国亡以后的重要资料。越南有雄王的传说，以为乃越南有国之始。其实，“雄”乃“雒”之讹，又附会为田螺之“螺”，《笺证》指出，越南史籍晚出，所言原出《交州外域记》，杂以误解或附会之说，不足为信。蒙文通先生1968年5月完稿的《越史丛稿》（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其中有《安阳王杂考》一章，亦揭古蜀开明王南迁史实，与徐中舒先生《〈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一篇得出大体相似的结论，是蜀史研究中耀眼的双璧。据蒙默教授在《越史丛稿·附言》载《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古族甄微》，巴蜀书社，1993年，第444页。中记，1964年秋，有越南史学家致函徐中舒、蒙文通、邓少琴诸先生，请教越史疑义。蒙文通先生遂乃深研越史，最终在“文革”“牛棚”中完成了这部惊世的绝笔之作。当时徐中舒先生也处于“被孤立被管制，不许乱说乱动”徐亮工：《徐中舒先生生平编年》，载《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8年，第358页。的状态，“文革”结束不久就为学界交上了《笺证》这份关于蜀国古史的厚重大礼，可以认为，徐先生关于安阳王的思考大体也是在“文革”困苦的环境中更加完善的。这是一段多少有些令人心酸的学术史佳话，而二先生追求学术真理不顾其他的豪迈气概也多少令今人为之汗颜。
作为语言文字学家，徐先生高度重视巴蜀以至西南古代民族的研究中的语言文字材料。《笺证》一文提到郦道元解汉嘉良夷为“嘉此良臣”望文生训之误，进而指出，《蛮书》明言“谷谓之浪”，是“古代西南地区凡以良、郎、浪、梁为名者，皆因其居于溪谷之中而得名”。又指出，《交州外域记》所载之蜀王子治下之雒民，实“即魏晋以后的僚人，唐宋以后则通称之为革佬或仡佬”，进而从音韵学的角度作了分析，遂乃不刊之论。再如，徐先生认为，“夜郎”的得名，也与此有关，当是“居于溪谷中的部族”（《夜郎史迹初探》）。先生在《续论》中说：“黔、越、溪、洞、阴、阳、林箐等名称，是历史上常用以记述南方部族居处的自然环境的，懂得这些名词的含意，对于理解我国境内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是有帮助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从语言而分析自然环境，再而论及民族社会历史，“历史”与“语言”之密不可分，在这里显现得再清楚不过了，此亦老一辈治史的优良传统。再如，西南民族地区山峦连绵，多丘陵地带，又多山间谷地，唐宋时汉文史料中称之为“溪洞”，如《宋史·西南溪洞诸蛮传》说，“诸蛮族类不一，大抵依阻山谷，并林木为居”，“溪洞”一词长期未得实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羁縻州洞》谓：“自唐宋以来内附，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洞。”徐先生撰《论商於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后的洞》载《四川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指出，这里的“洞”，是羁縻州县下的基层组织，湘西五溪蛮被称为“洞蛮（峒蛮）”，海南岛黎民所居被称为“黎洞”都是此意。“洞”又写作“峒”，洞有洞丁（峒丁），民称洞民（峒民）。徐先生以海南黎洞为例，论证了宋代的黎洞实为父系小家庭组织，是古代村社共同体发展的最后阶段。把宋代的材料和新中国成立初的民族调查材料相比较可知，“解放前黎洞规模大小，与宋代还是相差不远，这里就是一个进步的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与合耦共亩制相结合的社会”。这个发现十分重要，不仅揭示了“洞”的丰富内涵（切忌望文生义解作“山洞”），也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续论》又指出，西南古代的农村公社，有许多地方都称为“甸”，应当都是隋唐以来蛮夷所在的农业区。凡此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利用留存下来十分稀少的语言材料或者对相关材料作出语言学上的分析对民族史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先生对古民族的研究，把历史学与语言文字学、考古学、民族学、文献学等多学科有机结合来考察，真正做到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为今日学人向往，自然是值得赞许的努力，然而这需要深厚的知识背景，并非想综合就可综合得了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