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国与南宋朝之间，尽管由于宋朝方面的消极态度而往往有事而不果，但所反映出来的丰富的文化交流与影响，则远远超过了所谓广马贸易的一般意义。元初《大理行记》说大理地区的建筑、礼仪等，“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如若旧说大理国“三百年不通中国”，显然也非正论。
2.与罗殿国的关系
史载西南“诸国”本不产马（应指战马），皆贩之于大理，故大理成为“广马”最主要的马源地。例如周去非《岭外代答·蛮马》说：
南方诸蛮马，皆出大理国，罗殿、自杞、特磨岁以马来，皆贩于大理者也。
但“大理马”本身，也不尽然是本地所产，《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广马》载云：“大理地连西戎，故多马。马虽互市于广西，其实犹西马也。”由上可见，主要在于宋朝的消极政策，大理段氏在政治上与宋王朝的关系确很稀疏，但西南民族地区与内地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却是不能阻绝另据《南诏野史》载，嘉泰二年（1202），“入宋，取《大藏经》置五华楼，凡千四百六十五部”。淳祐四年（1244），大理高禾（和）迎战元兵败死；九年（1249），“宋遣使同来，致新经书，赐银百两，祭文一通，为禾（和）拒元兵战亡也”。《南诏野史》为明人倪辂集，这几条材料均有待证实。
南宋朝与大理国之间，分布有许多“小蕃”。张栻《静江府厅壁题名记》一文记广西路羁縻州时说：
其外则小蕃罗殿、自杞、特磨、白衣之属环之，其外则交趾、大理等国属焉［宋］张栻：《南轩集》卷一。
稍早于张栻任知静江府并广西经略安抚使的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这样说：
南江（按即右江）之外，稍有名称者，罗殿、自杞以国名，罗孔、特磨、白衣、九道以道名，此皆成聚落，地皆近南诏。
南诏即指大理国。这些“小蕃”也主要由于广马贸易的缘故，与南宋朝保持了较前为多的联系。
“罗殿”早在唐代后期已有活动的记载，以“昆明鬼主别帅”为王，又被称为“罗氏鬼国”，是彝族先民的一支。历五代至宋，绵延未衰，曾北向发展至宋潼川路之泸州一带。南宋时，主要由于其与广马贸易密切相关受到宋政府的重视。前面提到，绍兴三年春，即邕州置买马司提举，“市于罗殿、自杞、大理诸蛮”。这年八月二十七日，邕州靖远寨知寨官黄迥上言“蕃蛮将马中卖”事，谈到朝廷旧法于横山寨招买特磨道等蕃马，建议“增立格价，下措置买马司官差招马官前去罗殿国等处蕃蛮，别行招诱赴官收买”［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一九。，得到朝廷首肯。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四六载绍兴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七日，“罗殿国贡名马方物，是日，知静江府吕愿忠言：罗殿国王罗部贡及西南蕃知矩州忠燕军节度使赵以盛入贡，进奉土产名马方物。诏令近上人赴阙，自余优与例物，令归本族”。第二年宋政府又规定了“罗殿国、小张蕃入贡”的礼仪问题。绍兴（1131-1162）后期，由于自杞等势力的崛起，罗殿在“广马”贸易中的地位逐渐退缩。洪遵于绍兴末年上《缴罗殿蕃进马指挥》认为，“今来罗殿蕃创乞贡马，于祖宗故事元未之有”，罗殿“逐年亦买马于横山，近与毗那国为仇，道路梗塞，遂由宜州”。洪遵反对在宜州接受罗殿马，认为那样会“贻无穷之弊”，陈言道：“只依广西经略司所陈，今后遇罗殿蕃马入界，如愿中卖，则令就邕州横山寨贸易。或系进贡，则须令赍祖宗以来所获告敕牌印之类辨验，即许照旧例从南平军入贡。所有前件录黄臣未敢书名，行下谨录奏闻。”洪遵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为中书舍人，在此任上另有《买马博易札子》，前文当与此大约同时。隆兴元年（1163）六月二十四日，知静江府方滋谈到广马时，说：“广西买发纲马，多是西南诸蕃罗殿、自杞诸国蛮将马前来邕州横山寨。”［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九。
在广马贸易中，罗殿不但与累那国为仇，也与自杞国争锋。《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七载乾道七年（1171）五月二十五日张维言：“据知南丹州莫延葚札子，乞为招买蕃马以报国恩。又备罗殿蕃罗乡贡等状，有出格马欲赴宜州中卖。”未得允诺。《岭外代答·宜州买马》谓“罗殿甚迩于邕，自杞实隔远焉”，二国为卖马事“数至争”，以至要求另在宜州卖马，说明在争取广马贸易的争斗中，罗殿已渐趋弱势。
3.与自杞的关系
“自杞”也是彝族先民的一支，北宋时未见记载，南宋时异军突起，势力的消长与“广马”息息相关，是以贩马立“国”的少数民族政权。《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广马》载，绍兴三年春，在邕州置买马司，“市于罗殿、自杞、大理诸蛮”，这是现今能见到的关于自杞的最早记载。《岭外代答·宜州买马》说：“绍兴三十一年，自杞与罗殿有争，乃由南丹径抵宜州城下，宜人峻拒不去。”宜州官员最后不得不答应自杞的卖马要求，“为之量买三纲”，与之约“后不许此来”而已。自杞、罗殿二国梗塞于宋朝与大理国之间，垄断了南宋的广马贸易，而二国之间又彼此争锋而发生纠纷。乾道九年（1173）三月，范成大赴广西任，至淳熙二年（1175）正月离任赴四川。在其任前后，正是自杞势力发展至极之时。范成大说：“自杞本小蛮，尤凶狡嗜利，其卖马于横山，少拂意，即拔刀向人，亦尝有所杀伤。邕管亦杀数蛮以相当，事乃已。”［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八引《桂海虞衡志》。淳熙四年（1177），自杞一酋领甚至“持其国书”到邕州与宋地方官员交涉，提出“请以乾贞”为年号的要求。权知邕州吴儆兵庭相见，斥之云：
汝国本一小聚落，只因朝廷许汝岁来市马，今三十余年，每年所得银锦二十余万，汝国以此致富，若忘朝廷厚恩，辄敢妄有需求，定当申奏朝廷，绝汝来年卖马之路。
吴儆上奏其事，同时分析广西边地的形势说：“邕州化外诸国，如大理，如罗殿，如西南蕃，皆远小僻陋，各有安于无事。安南主少国危，幸臣用事，兄弟交兵，连年不解。惟是自杞一族，近年以来，国势力强盛，独雄于诸蛮。……异时为边患者，必此蛮也。”他指出：“蕃每岁横山所市马二千余匹，自杞马多至一千五百余匹，以是国益富，拓地数千里，服属化外诸蛮至羁縻州境上。”［宋］吴儆：《竹洲集》卷一《论邕州化外诸国》。 真是所谓一“国”障目，不见“大理”了。
自杞本不产马，全靠贩马起家，《岭外代答·宜州买马》云：
马产于大理国；大理国去宜州十五程尔。中有险阻，不得而通，故自杞、罗殿皆贩马于大理，而转卖于我者也。罗殿甚迩于邕，自杞实隔远焉。自杞人强悍，岁常以马假道而来，罗殿难之，故数至争。然自杞虽远于邕，而迩于宜，特隔南丹州而已。
宋朝地方政府对之已有莫可奈何之感。自杞以贩马致富，可以说是以贸易立“国”，具有很大的特殊性，至少在地方政权林立的宋代是独一无二的。在南宋时期，其势力在云贵地区仅次于大理而超出罗殿之上，值得予以充分重视。
4.与特磨等的关系
特磨道地处宋朝广西路到大理国之间，今云南东南部。司马光在记侬智高事时有言：“特磨西接大理，地多善马。”［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之二六。如前所揭熙宁十年（1077）十二月，朝廷允许“专委横山寨主监押招诱蛮人买特磨道等战马”。特磨道地区有“马”，早已知名一时。前面提到，大观年间制定了《横山寨买马格》，《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一九载：绍兴三年（1133）八月广西地方官员黄迥上言说，原立定等格已不适用，且言：“朝廷旧法，于本路邕州横山寨招买特磨道等蕃马，原立定等格，自四尺一寸至四尺七寸逐等，各立定价钱收买。只应付本路州军马军调习，备边缓急之用。”由上可见，北宋购买广马，主要对象就是特磨道。特磨大姓为侬氏，是壮族先民之一支系。对于加强西南民族与宋王朝的联系，开创“广马”贸易，特磨有着重要的贡献。
前言与罗殿为仇的“毗那”，唐代记作“比楼”《新唐书·南蛮传》和《旧唐书·地理志》均有载“比楼”事，文略有异。《岭外代答·宜州兼广西路兵马都监》说：“（生蛮）其外，又有罗殿、毗那大蛮，皆有径路直抵宜之境上。”《桂海虞衡志·蛮马》也云：“（蛮马）出西南诸蕃，多自毗那、自杞等国来。”其称“大蛮”，敢与罗殿为仇，应该有过强盛的时期且在广马贸易中充当或一度充当了重要角色。毗那在明清时期也有记载，位于今黔西北地区，是彝族之一支系。另《岭外代答·蛮马》还言：“龙、罗、张、石、方五部蕃族，谓之浅蕃，亦产马。马乃大口，项软趾高，真驽骀尔。”不是“广马”的博易对象。至于另外一些“小蕃”如罗孔、谢蕃、藤番等，与宋朝的联系更是近乎缺载，只好略而不论了。
5.与“黎州诸蛮”的关系
黎州（治今四川汉源）地处大渡河北岸，其南不在宋朝的直接管辖范围之内，有所谓宋太祖“玉斧划界”的传说。《宋史·蛮夷传》将黎州之南诸部民族统称为“黎州诸蛮”，远至云南，其实他们大多与宋朝没有往来。与宋有往来的，主要是位居今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东蛮”两林、邛部等部。从北宋以来，东蛮一直与宋王朝保持着朝贡和封授关系，南宋时仍然如此，但记载已不再那么密集，应该是与南宋朝的联系减少之故。
“黎州边面”以外“黎州边面”以外指大渡河之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南宋枢密院官员李嘉谋语，《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五三。，包括邛部川在内的诸民族各部常与南宋地方政府发生冲突，或者是一些小的变乱事件，诸民族各部之间也不时发生争斗。但大抵皆通互市，奉职贡。虽或有边事，但没有什么大碍。东蛮诸部夹于南宋与大理国之间，依违不定。这种状况至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发生了变化，《文献通考》卷三三〇《两爨蛮》载： 宁宗嘉定九年，邛部川为云南所逼，折归云南。初，邛部鬼主部库与其亲族崖则内自攻。崖则结两林蛮为援，部库闻之惧，求救。云南喜其附己，遂起兵攻两林蛮，灭之。蛮族素忠顺，自国初以来，蔽遮云南之路，故云南与中国绝。及是，黎州失藩篱之蔽矣。
这是说，嘉定九年（1216），邛部鬼主部库与其亲族崖则自相攻击，崖则结两林为援，部库则向云南大理国求救。大理国乘机攻灭了两林蛮，邛部川则归附大理国，不再向宋纳贡称臣了。自此，以大渡河为界，南宋政府直接面对大理国的势力范围了。四、南宋后期联结“诸蛮”抗蒙的努力
南宋晚期，蒙古与宋朝在西南地区展开了长期的角逐。由于宋王朝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不是很多，以致对蒙古军队从六盘山南下，迂回包抄宋朝的所谓“斡腹之谋”并不是了解得很清楚。自蒙古军队渡过金沙江攻打大理国时，宋朝方面也只得依靠派出的一些谍报人员在相邻地方探刺消息，十分被动。南宋广西帅臣李曾伯说，“边防所急，间谍为先”，而当地“为蛮徭所隔，种类不一，语言不通”，所以他数年以来，已屡派员前往罗殿、自杞、特磨道等地刺探军情。南宋朝廷曾探知“安南自有私年号，并大理年号”时，急忙要求“疾速体访以闻” ［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七。还说：“重赏招募有能识蛮路、晓蛮语之人，令其结约诸蛮，深入远探，以伺动息端的。”［宋］李曾伯：《可斋杂稿》卷一七《帅广条陈五事奏》。后来宋边将方大琼有《与广西蔡帅范》信曾言：“七八年前，有敌窥大理之说。”方大琼信写于“今春有传其（指蒙古军）入大理”之时，蒙古军队于宪宗三年（1253 ，宋宝祐元年）底攻破大理城，此信当写于1254 年。他在信中建议说：
自杞诸种好相仇斗，若有术以使之，用蛮攻敌，可使彼送死。要之，陡备严密，威声远畅，彼不敢动，上策也［清］汪森辑：《粤西文载》卷五四。 。
企图利用自杞国的力量来“以蛮攻敌”，以阻止蒙古军队的东进，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招显然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效。
早在淳祐十年（1250）李曾伯上《帅广条陈五事奏》，就陈述了借助当地少数民族之力以防备蒙古军队的进攻的建议。他检讨了历来作为“先务”的两条边政的实施情况，这两点是，“一则曰辑约溪峒，二曰团结民丁”，进而提出了他面对“今时异而事不同”的策略。
“辑约溪峒”是对在间接统治下的“夷民”而言的，李曾伯前奏说历来不过是“捐濡沫之礼物，给借补之资贴，取名字作帐状，曰已令措置关险，纠集保守，其实相与羁縻而已”。结果是“稍有实作区画，即生猜疑。如融之步大岭、宜之陇栅，寨屋屡立，蛮徭即焚。前帅董槐侍郎固尝见于申请，亦以惹事端为虑”。他认为“官司辑约，使之不为我梗。谕令自保乡井，姑为篱落则可”，而“未可恃之”。防范与利用，正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团结民丁”是北宋以来即实行的在边州地区组织的沿边民丁组织，或在省地，或在溪峒，后者有时又称作“峒丁”。李曾伯说“往时边州纪纲修明，号令信服”，诸峒丁壮已“团结训练”，有良好的筹划。但后来的情况却变得糟糕：“向也输纳税米及钱以供提举官请俸，今皆失陷无复有之；向也首领至寨庭参，今率相抗礼，甚者反加漫骂矣。载思祖宗成规，百年羁縻以相安，比岁废坏之若此，积轻之势有自来矣。”这是宋政府自食其长期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消极政策的苦果，也正是南宋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李曾伯认为：“必尽得其首领之心，然后可赖其丁壮之力。”建议要广泛“结约”各部首领，“或遗以银牌、盐、锦，或假以资帖名目，或与之结立盟誓，谕以无事则守险隘，有警则协力剿逐”。面对“时异而事不同”的新局，希望充分利用这股已经“团结”组织起来的力量来防备蒙古军队的“斡腹之谋”［宋］李曾伯：《可斋杂稿》卷一七《帅广条陈五事奏》。参见陈世松：《宋元之际的泸州》之“结约诸蛮”一节，重庆出版社，1985年，第58-63页。“斡腹之谋”是当时宋人中盛传的蒙古迂回包抄南宋的军事策谋，李曾伯此奏多次提到这一点。四川大学2008届毕业博士生石坚军以《蒙古“斡腹之谋”与南宋西南边防》为题，详解其旨。
蒙古军队在征服了云南少数民族各部之后，便着手向东进军。自杞国首当其冲，蒙古军队于宝祐六年（1258）秋季占领了自杞的主要领域。并在自杞之境造仓修路，并以此为基地，继续向前攻击。李曾伯于开庆元年（1259）六月上《奏边事及催调军马》，据间探人田进自路城（今广西田林潞城乡）的报告说：“敌寇兴兵打罗殿了，要分一项出莫大王路。”又据从利州（今广西田林利周乡）的报告说：“其敌人在自杞管下莫贾墟造方仓一百七十八座，及敌人攻打罗殿国，其国已拜降，及在自杞一带修路，阔一丈有余。”与宋朝长期保持较为密切联系的自杞、罗殿等部先后落入了蒙古军队手中。后来有自杞国人联络南宋方面，一为其“市马”事，二则向宋军方面报告蒙古军队的动向。开庆元年（1259）七月三日李曾伯上奏称，得到“自杞国王郍句并岑邈等公状”，言来春“市马之约”等事。此时国虽已破，流动性本来就很大的自杞统治者仍然有一定的实力，且念念不忘“市马”这项立国大政。七月二十一日李曾伯奏状称，“初四日得自杞蛮主传来报，敌兵拟在今月初九，缚牌渡都泥大江”［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九。都泥江即南盘江，该奏指出：“若一渡都泥江，即是路城州，未免迫近横山之境。”据后来的记载，蒙古军队果然于当年七月渡过都泥江，八月攻下横山。
面对咄咄逼人的蒙古军队，南宋“结约诸蛮”的策略颇有“临时抱佛脚”之嫌，自然难以抗击蒙古军队的进攻了。南宋朝在风雨飘摇中疲于奔命，其与西南民族的关系也就走到了尽头。
（原载2008年10月召开的“中国南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南宋定都临安（杭州）870周年纪念会”会议论文集，收入何忠礼主编《南宋史及南宋都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