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受职的“云南八国”，早于大理国建国之前48年，自然不会是指大理国。我认为，此之“云南八国”，当读为“云南、八国”，“云南”是指南诏或者后来的大理国，“八国”则是“西山八国”之谓。王建在任上职后不数年的乾宁四年（897），南诏王舜化初立，“上皇帝书函及督爽牒中书木夹”，王建视之为“小夷不足辱诏书”阻之于黎州［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三五《前蜀一·高祖本纪上》。唐末以来，蜀地之南至大渡河之北的黎（治今四川汉源）、雅（治今四川雅安）间，有“浅蛮”刘、郝、杨三王部落依违于唐与南诏之间，被称为“两面羌”。王建镇西川后，绝其旧赐，并将与其暗地往来的押牙山行章斩首。于是“邛崃之南，不置鄣候，不戍一卒，蛮亦不敢侵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一，唐乾宁四年（897）“是岁”条。天祐四年（907）唐朝覆灭后，王建拒受朱梁节制，于该年九月即皇帝位，是为前蜀。前蜀武成元年（908）正月，大赦境内，改元。赦文曰：“朕爰自统临，八国同心，诸藩部落首领已下，宜差使臣各赐诏敕，分物宣谕。”［宋］勾延庆：《锦里耆旧传》卷一。这里所说的“八国”显然代指周边民族。唐末名僧贯休晚年入蜀依附王建，亦曾任有“云南八国镇国大师”见［五代］贯休《禅月集》附其门人所撰《后序》。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四七《贯休传》注中，载其有“云八国镇国大师”之衔，显然“云”字后佚一“南”字，中华书局标点本。等职衔，而“云南、八国”指代周边民族更为全面。
南诏王国自公元902年覆灭后，是为郑氏“长和国”（903－927年）。王建镇蜀，击退了云南方面的进攻，并且将黎雅间之“浅蛮”纳入到自己的统治范围之内。前蜀南境仍未过大渡河，黎州则是其桥头堡。前蜀永平四年（914）十一月，长和国军队进犯黎州，蜀军先后败之于黎州南界之潘仓嶂等多处，斩其酋长赵嵯政等。黎州三面阻大渡河，“俘斩数万级，蛮争走渡水，桥绝，溺死者数万人。（蜀将）宗范等将作浮桥济大渡河攻之，蜀主召之令还”。胡三省以为：“蛮地深阻，不欲劳师远攻，驱之出境而已，此蜀主之志也。”永平五年正月，王建在成都举行受蛮俘仪式，同时以“潜通南诏，为之诇导”之罪而斩黎、雅蛮酋刘、郝、杨三人，“自是南诏不复犯边”［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九，后梁贞明元年（915）正月。大渡河因之成为前蜀与云南诸国（当时是长和国）的分界线，从而亦奠定了宋代西南疆界的基础。
乾德三年（965）宋军攻灭孟蜀国，并未乘势而南越过大渡河，有所谓“玉斧划界”的传说“玉斧划界”的传说不见诸北宋时人的著作，但追述到北宋末事，见本篇附录《附说“玉斧划界”》。这个传说虽然不一定可靠，但从两宋的历史来看，正是宋王朝不向大渡河以南开拓这一国策的最好说明。这个“边界”的确定并不是宋太祖的心血来潮，而是赵宋新朝对唐末以来既成事实的承认。宋初平西川，大理国建昌地方长官通过黎州，向宋朝示好。乾德三年（965）夏，“黎州递到云南牒，称大理国建昌城演习爽贺平蜀之意”；又开宝元年（968）二月，“黎州递到南诏建昌城堞，云欲通好。厥后寂无文字，但遣今界邛部、两林川王子，时有进奉”［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开宝二年六月“是月”条，自注引《续锦里耆旧传》。建昌即今凉山州首府西昌，黎州则成为宋朝与大渡河之南诸民族交往的重镇。开宝二年（969）六月，当地两支最重要的少数民族势力集团邛部川蛮和两林蛮也通过黎州表示了期望入贡的愿望。
“云南”初为东汉永平十二年（69）所设永昌郡下六县之一县名。蜀汉丞相诸葛亮南征之后，于蜀汉建兴三年（225）分建宁、永昌二郡设置云南郡。在唐代，云南有时被作为南诏王国的代称，主要是就地域意义上而言。如玄宗天宝十年（751）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将兵六万讨云南，与云南王阁罗凤战于泸川”《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下》。唐代云南本有六诏，南诏首领皮罗阁（唐赐名归义）统一了六诏，其子阁罗凤（752－768年在位）时，“有时傍、矣川罗识二族，通号八诏。时傍母，归义女也，其女复妻阁罗凤”。又载：“施浪诏，其王施望欠，居矣苴和城。有施各皮者，亦八诏之裔。”《新唐书》卷二二二中《南蛮传中》。“八诏王”既为南诏之谓，南诏覆亡后，“八诏王”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应注意的是，唐人不言八诏王为八国，其所言“八国”，则是指“西山八国”。史载德宗贞元九年（793）七月，东女国王与哥邻国、白狗国、逋租国、南水国、弱水国、悉董国、清远国、咄霸国首领“各率其种落诣剑南西川内附”《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西南蛮传》。此八国地处益州（今成都）以西的“西山”，而被称为“西山八国”，李绍明先生曾撰《唐代西山诸羌考略》李绍明：《唐代西山诸羌考略》，《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一文论之甚详，此不赘述。
“南抚夷越，西和诸戎”，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已定下治蜀大计。蜀地西边和南边均面临着少数民族的不同势力集团，这一形势很早以来就为当国者或观势者看得很清楚了。保持西边和南边少数民族部落的安定成为历代蜀守的一桩大事，唐后期鉴于西川之西、南两边局势的复杂，蜀守的职衔上明确加上镇抚西、南两边少数民族之任。韦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时，南诏与吐蕃冲突正烈，韦皋实督其事。贞元十一年（795）九月丁巳加韦皋为“统押近界诸蛮及西山八国、云南安抚等使”《旧唐书》卷一三《德宗本纪下》。《新唐书》卷六七《方镇表》载，是年“西川节度增领统辖近界诸蛮及西山八国云南安抚使”。永贞元年（805）八月，韦皋死。继任者仍兼西山八国、云南两事。如元和元年（806）九月以剑南东川节度使高崇文“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充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度支营田观察使、处置统押近界诸蛮及西山八国兼云南安抚等使”《旧唐书》卷一四《宪宗本纪上》。继任“管内观察处置统押近界及西山八国、云南安抚等使”者为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白敏中《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本纪》。
大和四年（830）十月，李德裕朝中斗争失利被斥出任“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观察处置、西山八国云南招抚等使”，他曾奏论如何处置“西山八国”之事《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新唐书》载路岩为剑南西川节度使时，治边有方，“由是西山八国来朝”《新唐书》卷一八四《路岩传》。
唐末王建镇蜀，唐王朝委“云南、八国”重任。光化三年（900）七月，任“管内营田观察处置统押近界诸蛮兼西山八国云南安抚制置等使”的正是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王建《旧唐书》卷二〇上《昭宗本纪》。
同光三年（925）十一月，后唐灭前蜀，十二月丙子，孟知祥受命为“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西山八国云南都招抚等使”《旧五代史》卷三三《庄宗本纪》。后唐长兴四年（933）二月，兼据两川的孟知祥时任“剑南东西两川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统押近界诸蛮，兼西山八国、云南安抚制置等使”《新五代史》卷六四《后蜀世家》。第二年闰正月，孟知祥称帝，是为后蜀。
由上可见，“云南八国”不过是“西山八国、云南”的省文，讹为“云南八国”而已。这一误解，似未引起学界的注意，以至影响到一些古籍的标点断句问题，以上所引新旧《五代史》提到的“云南八国”未曾断开即为一例。
至于前引元丰三年宋如愚《剑南须知》所引《云南买马记》，其内容的准确性历来颇有争议，我以为不可引以为据。试分析如下：
所谓“白万”，多有释为“白王”者，显然失之牵强。“白万”当为音译，若为意译，直呼为“白王”岂不为好？何须绕此让人猜谜，此有“望音生义”之嫌。且白语或彝语称“王”均不作“万”音，故此当为其某首领名之音译，目前尚未找到任何可靠的材料能够支持“白万”即为“白王”之说。杨佐所说太平兴国初，因其首领白万内附，宋太宗册为“云南八国都王”之事，在其他宋人记载中（无论官、私）并无蛛丝马迹，而太宗朝留下的官方文献不为不多。如此孤证，难以引为信史，且不用说这条“史料”本身有诸多与史载不相吻合之处。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宋王朝与大渡河之南诸民族发生过如下几次关系：
太平兴国二年八月癸亥，“黎州山后两林蛮主”求入贡；十月壬申，“黎州山后两林蛮主”。（卷一八）
太平兴国四年八月丙子，“邛部川首领”等来贡方物；十月癸卯，“山后两林蛮王”以名马来贡。 十一月，“初，西南夷不供朝贡，寇钞边境。刑部郎中许仲宣为西川转运使，亲至大渡河谕其逆顺，示以威福，夷人皆率服。” （卷二〇）
太平兴国七年三月，“诏黎州造大船于大渡河，以济西南蛮之朝贡者”。（卷二二）
太平兴国八年八月丁酉，“山后两林蛮王遣其弟牟盖”等以贡名马。（卷二四）
两林、邛部川，在唐属东部三部落（另一部为丰琶）。地理位置都在今凉山州，即大渡河以南至金沙江以北地区。也就是说，依《长编》所载，太平兴国年间，宋王朝并未直接与大理国发生过直接联系，更不用说是“册封”之类的事了。李焘（1115－1184）蜀人，去杨佐大约一百年，并没有找到材料来证实太平兴国年间的“册封”之事，故仅在记它事时“附注”而已，这已经能说明问题所在了。
大约在“太平兴国初”之后十余年，“南诏国王”上表“请东封”，宋帝批答不允：“卿当善育民人，谨奉正朔，登封之请，以俟治平。”［宋］王禹偁：《小畜集》卷二七《批答南诏国王请东封表》。王禹偁（954－1001）于端拱二年（989）为左司谏知制诰，后来数外任又复任知制诰。此表作于何年待考，尤中《“玉斧划界”新解》订于端拱二年，认为这是大理国“提出加封”，《思想战线》1985年6期。其实，这是“南诏”即大理国请宋太宗行封禅之礼，《批答》中说：“朕闻封禅之仪，皇王大礼，苟非功格天地，泽被昆虫，虽力行于一时，终取笑于千古。”含义是很清楚的。“国书”互答，应视为宋王朝与大理国之间的“正式”来往。但宋朝既未册封大理国，自然也就说不上是什么加封。若太平兴国初果真已册封大理国王为“云南八国都王”，十余年后为何不径直用之？李焘《长编》卷一〇开宝二年六月的一条“附注”引辛怡显著《云南至道录》云，“载其山川风俗及淳化末朝廷所赐诺驱诏甚具”，称诺驱为“云南大理国主”。辛怡显为嘉州（今乐山）士人，于淳化（990－994）末李顺事变时出使云南。姑不论诺驱是否真的为“大理国主”，但辛氏也不言及“云南八国都王”，所以太平兴国初“册封”之事是令人怀疑的。我以为，不可把如此重要的一桩历史大事系之于一段并不可靠的“史料”之上。
神宗熙宁九年（1076），大理国向宋王朝贡方物的使臣首次抵达京城。《宋史》载：“熙宁九年，遣使贡金装碧玕山、毡罽、刀剑、犀皮甲鞍辔。自后不常来，亦不领于鸿胪。”《宋史》卷四八八《外国传四·大理》。大理上贡事，李焘《长编》卷二七五记为当年五月丙子事，而《宋会要辑稿》记为当年八月二日事［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三三。可能《长编》所载为报知朝廷之日，而《宋会要》所记为抵京上贡物之日。虽然大理国一直把宋朝视为上国，但至此时双方也并未见有何种政治上的册封关系。
徽宗年间，开边之议大行。大理国虽多次向宋朝示好，始有宋朝“册封”大理国之事。据《宋史》载政和五年（1115），广州观察使黄璘奏“南诏大理国慕义怀徕，愿为臣妾，欲听其入贡”。六年，大理遣进奉使天驷爽彦贲李紫琮、副使坦绰李伯祥出使宋朝。七年二月，至京师，贡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黄、细毡、碧玕山诸物。受到徽宗的召见，制以其王段和誉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虽然此后“大理复不通于中国”，仅“间一至衡州互市”《宋史》卷四八八《外国传四·大理》。，大理与宋朝建立“册封”关系，当以此年为始，也不是如一些论者所说的加封。《宋会要》也载，政和六年（1116）四月，下诏尚书省制定“大理国入贡仪制”以及路途事宜。政和七年（1117）五月五日向大理国王段和誉颁赐制书，封为“云南节度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上柱国、大理王、加食邑一千户实封五百户”［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五八。，与《宋史》所记小异。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附说“玉斧划界”笔者曾发表《从“玉斧划界”说起——兼谈大理国与宋朝的关系》习作，原载四川省历史学会、四川社科院历史所和四川民族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历史知识》双月刊，1981年第4期。今将其中与本篇内容相关的部分附于篇末，删去重复内容。
公元964年11月，新建立的北宋王朝截获了后蜀国给北汉国的一封蜡书密信，建议联合抗击宋军。不久，在宋太祖赵匡胤“西讨有名”的大笑声中，北宋将领王全斌统率六万步骑，突破了剑门天险，一举荡平了后蜀国政权。宋朝用兵前后才六十六日，真是何其速也！但宋军至大渡河即止步，未乘胜向南攻取大理国的所在地云南。对这个历史事实，后来传说纷纭。一种代表性的说法是：赵匡胤查看了后蜀地图，决定放弃大渡河以外的地方，把手中的“玉斧”一挥，沿河划线说：“自此以外，朕不取。”事见南宋周煇《清波别志》卷上。这就是所谓“玉斧划界”或“宋挥玉斧”（昆明大观楼长联句）的传说故事。
其实，这个传说的真实性难以使人信服，它并不见诸北宋人的著作。提到“宋挥玉斧”的相关史籍，除《清波别志》外，还有《宋史》、《宋会要辑稿》、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五、宋王应麟《玉海》卷一五三、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六等。以上典籍，《宋会要辑稿》记上事时为绍兴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臣僚上言成都府路等边州城堡诸寨事时，宋高宗说：“蛮夷桀黠，从古而然，唐以前屡被侵扰入川蜀。自大祖兵威抚定，以大渡河为界，由是不敢猖獗。然沿边控御兵官，岂可非人？”《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九之二五，《方域》二〇之二一记载了同一件事，只是前者所记“川蜀”，后者写作“川属”。《清波别志》所记乃据《西南备边录》，此显非唐李德裕之同名著作，而宋人此著已佚，无从查证所言内容。《宋史》卷三五三《宇文昌龄传》附其子《宇文常传》说：“常字权可。政和末，知黎州。有上书乞于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者，诏以访常。常言：‘自孟氏入朝，艺祖取蜀与地图观之，画大渡为境，历百五十年无西南夷患。今若于河外建城立邑，虏情携贰，边隙浸开，非中国之福也。’”所说与《清波别志》又有不同。余乃南宋时及其后书，更可不论。所以，有理由认为，这个故事乃好事者为之并被不断建构起来的，不足为信。
宋初平定后蜀国后，确实未乘胜南进，这不应从某个“英雄”人物的举动来寻找原因，而应结合北宋初年的战略形势来分析。北宋初，北方还面临强大的契丹政权的威胁，东南方还有好几个割据政权。尽管宋朝初年“血气方刚”，可是鞭长莫及，无论从财力人力上来讲，或是从当时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来看，要想立即用武力降服西南少数民族的广袤地区，实在是有很大困难。何况大理国政权从北宋平蜀之初就向宋表示友好，对于宋朝，西南边防不存在什么威胁。所以说，北宋在平蜀后，便把注意力放到东南，去着手结束五代十国数十年的混乱局面，完成统一大业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