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纪“玄教”，系指元代从龙虎宗分离出来的以张留孙为代表的一个道教派别。它的基本骨干来自张陵后裔的龙虎宗，并保持着龙虎宗的基本信仰，但在组织上却另成独立的体系，在思想内容上又具有某些特点，故称之为龙虎宗支派。由于从张留孙起，历任掌教均被元室封为玄教大宗师，时人称之为玄教，故以玄教名之。该派首领常侍皇帝左右，深得皇帝宠信，又与许多大臣、儒士过从甚密；门下弟子众多，其中许多人且获道教显职，并实掌大片地区的道教事务。故就该派在当时名声之尊显，势力之强盛，以及社会影响之广泛讲，较之道教其他各派，是毫不逊色的。特别是该派在壮大龙虎宗力量、协调诸派关系、促成正一道的形成等方面，都发挥过重要作用。可是该派活动的历史，仅散见于元、明人的文集和碑刻，尚无专文对之作系统的整理。有鉴于此，特借此文，对现存资料，稍加勾稽，以纪其略。
一、张陵后嗣的被尊崇
玄教是在元世祖尊崇张陵后嗣的背景下，因缘际会形成起来的，因此在介绍该派情况之前，我们先谈谈张陵后嗣被元室尊崇的情形。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后，在宗教政策上，虽然仍承袭成吉思汗以来的兼容各教的政策，但在具体实施上则因形势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在对待道教方面，政策重点有所变化，即由成吉思汗时期的大力扶持全真道，转而大力扶持张陵后嗣的龙虎宗（后合其他符派形成正一道）。这是因为全真道在元初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很快和佛教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从而引起了元宪宗八年（1258）和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的两次佛道大辩论。结果在元室重佛政策的影响下，全真道两次皆败，遭到焚毁部分道经和退还佛教寺院的打击。从这次佛道斗争中，可以清楚看出，元宪宗和元世祖解决佛道矛盾的基本方针，是遏制全真的发展以迁就佛教利益。它标志着元世祖为了避免佛道矛盾的进一步恶化，已经放弃了成吉思汗大力扶持全真道的政策，而改为遏制其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元世祖统一江南后，需要利用道教来加强对江南的统治，而在江南地区，张陵后嗣在民间的影响是其他任何道派人物所不能企及的，通过对张陵后嗣的扶持，可以起到控制利用整个江南道教的效果。于是元世祖在放弃大力扶持全真道以后，转而大力扶持张陵后嗣的龙虎宗。所以人们可以看到，在元代初期最活跃的是全真道，而在元世祖以后的整个元代，最活跃的则是龙虎宗及其支派玄教，就不是偶然的了。
元世祖之大力扶持张陵后嗣的龙虎宗，是从至元十三年（1276）召见张陵第三十六代孙张宗演开始的。《元史·释老传》说：“正一天师者，始自汉张道陵……相传至三十六代宗演。当至元十三年，世祖已平江南，遣使召之。至则命廷臣郊劳，待以客礼。及见，语之曰：‘昔岁己未（1259），朕次鄂渚，尝令王一清往访卿父，卿父使报朕曰：后二十年天下当混一。神仙之言验于今矣。’因命坐，赐宴……”（《元史·释老传》）从元世祖所说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他之所以召见张宗演，还有一个更具体的原因，即张宗演的父亲张可大给他告过符命，预言他二十年后统一全国。这种侥幸而言中的话头，自然加强了元世祖扶持张陵子孙龙虎宗的决心。所以在接见中，除给以礼遇外，又给了张宗演崇高的封号和重要的道教权力，即封他为第三十六代天师，赐爵三品，“命主领江南道教，仍赐银印”（《元史·释老传》）。
上述待遇，是远远超过以崇道闻名的唐、宋王朝的。第一，宋真宗以后，历代皇帝仅给张陵子孙以“先生”称号，从未称其为“天师”，官方正式承认张陵及其子孙的“天师”称号，实始于元代。而且从张宗演起，以后历代嗣教者，朝廷皆赐封天师如故事。在封天师号的同时，又给以爵位阶品，“至元三品，大德二品，至大一品”，即张宗演在至元十三年赐爵三品，张与材在大德八年赐爵二品，至大初赐爵一品，均见于《天师道世家》。第二，元代以前的历代王朝从未给张陵子孙管理大片教区的权力。宋真宗准王钦若之奏，仅许二十四代张正随在龙虎山“立授院及上清观，蠲其田租”，范围不出龙虎山。《汉天师世家》说，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因用法术“殛死大白蛇”，平了鄱阳水患，曾敕封提举三山（龙虎、阁皂、茅山）符。即使这个记载属实，权力也很有限。元世祖命张宗演主领江南道教，等于把大半个中国的道教管理权交给他了，这才真正使他们获得了大范围的道教管理权。这个江南道教管理权，也是代代天师承袭如故事的。
从上可以看出，元世祖对张陵后嗣的尊崇是以往任何朝代无法比拟的。张陵后嗣获得天师桂冠和爵位阶品，无疑会大大提高他们在道教中的地位；获得主管江南道教的实权，又无疑有利于树立他们在广大道徒中的江南教主形象。而这一切都为龙虎宗以至整个江南道教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所以龙虎宗能在元代得到很大发展，江南各符派能在元代结成一个大派正一道，其首领不是别的道士，而是历代天师，这一切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
二、玄教的形成
玄教就是在元世祖及其后历代皇帝大力尊崇张陵后嗣的背景下形成起来的。这从他的创始人张留孙的活动史中可以看出来。
张留孙（1248—1321），字师汉，信州贵溪人。幼从伯父张闻诗学道龙虎山上清宫，后以所学游江淮间。至元十三年（1276）元世祖召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赴阙，选其从行。世祖与语，称旨，留侍阙下。这成了他由一般道士变为一大道派首领的转折点。一日，“世祖尝亲祠幄殿，皇太子侍，忽风雨暴至，众惶惧”，命“留孙祷之乃止”（《元史·释老传》）。后又侍世祖北巡，至日月山，“昭睿顺圣皇后得疾，危甚，亟召留孙请祷”（ 《元史·释老传》），“若有神人献梦于后，遂愈”（ 袁桷《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世祖大喜，欲命他为天师，留孙辞谢，乃“命为上卿，铸宝剑，缕其文曰：大元皇帝赐张上卿”（ 袁桷《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又命于“两都皆作崇真宫，赐园田，命公居之”（ 袁桷《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至元十五年（1278），“加玄教宗师，授道教都提点，管领江北淮东淮西荆襄道教事，佩银印”（ 吴澄《上卿大宗师辅成赞化保运神德真君张公道行碑》，《吴文正集》卷六十四。）。此后，张留孙多次奉命外出祠名山和访求遗逸，又受命给武宗、仁宗取名。还在至元二十八年，以卜筮解除了世祖任用完泽为相的疑虑，促成了这个重大的政治决策。从此张留孙在政治上取得了世祖的信任，“宠遇日隆，比于亲臣”（ 吴澄《上卿大宗师辅成赞化保运神德真君张公道行碑》，《吴文正集》卷六十四。）。以后经武宗、仁宗、英宗等朝，宠信不衰，“朝廷有大谋议，必见咨问”（ 虞集《张宗师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五。）。在政治上宠遇日隆的同时，张留孙的道教头衔与权力也日益增大：由玄教宗师到玄教大宗师，到特进玄教大宗师、知集贤院（管理道教的政府机构）道教事，直至领集贤院，位大学士上，最后更授开府仪同三司，爵位也由三品到二品，直至一品，位极人臣。观其一生，历仕五朝，共四十余年，尊宠有增无已；而在道教方面，不仅具体领导玄教，还领导着管理道教的集贤院，故其名声之显赫，地位之崇高，在当时道教各派首领中，是无与伦比的。
正是在张留孙的政治地位日高、道教权力日大的过程中，一个以他为中心的颇具实力的道教集团——玄教，就逐渐形成了。早在至元十五张留孙被命为玄教宗师、道教都提点、管领江北淮东淮西荆襄道教事之后，他就不断从龙虎山征调道士到两都崇真宫，委以执事，或直接由龙虎山派至江南各地管理道教事务。这批出身龙虎山而先后聚集在张留孙周围成为其弟子的人，初步计之，有吴全节、夏文泳、张德隆、徐懋昭、李立本、陈义高、王寿衍、薛玄曦、薛廷凤、陈日新、何恩荣等十余人，还有其他出身不明而有姓名可考、且负有道教职务者共五十多人，都成为玄教的骨干。他们或任职于各级道教组织，或主管各地宫观，形成一个庞大的派别。这个派别当时到底有多少徒众，现已难于确考。袁桷说：“开府玄教大宗师张公留孙，以玄教赞理陟降帝庭逾四十年，其承次传授，同流一源，罔有支别，故其弟子相传多至六七十人。”（袁桷《通真观徐君墓志铭》，《清容居士集》卷三一。）吴澄则谓张留孙弟子，除入室升堂者外，“余百十人”（吴澄《上卿大宗师辅成赞化保运神德真君张公道行碑》，《吴文正集》卷六四。）。黄蟳更谓“开府之弟子数百人”（黄蟳《龙虎山仙源观记》，《黄金华文集》卷四七）。这些数字都仅限于张留孙的嫡传，而没有包括他的再传、三传，以及虽非嫡系而以他为宗主的道士，如果把这些道士算上，数字一定是很大的。
从上述张留孙活动历史可以看出，玄教的形成有不同于一般道派的特点。首先，它不像其他道派那样，先从下面发展教徒，建立组织，再争取到上面取得朝廷的承认，而是相反，先取得朝廷信任后，再往下派道徒发展组织；其次，它也不像其他道派那样，从无到有吸收信徒，建立组织，而是以龙虎山为基地，从那里选择骨干派往各地建立组织。前一特点，反映了它不是起于民间，而是来自官方的扶持，后一特点，反映了它不是一个新道派，而是旧道派龙虎宗分衍的支派。
三、玄教的组织和传播地域
玄教的首脑机关是两都（主要是大都）的崇真万寿宫。历任玄教大宗师都居此地以领导教务。玄教大宗师的副手是玄教嗣师，协助大宗师工作。他和玄教大宗师一样，皆由皇帝诏书任命。崇真万寿宫又设提点一职，似为协助大宗师处理日常具体事务的助手。吴全节、夏文泳、陈日新、陈义高、孙益谦等都做过大都崇真万寿宫提点，薛玄曦先做大都万寿宫提举，再做上都崇真万寿宫提点。
玄教大宗师之下，设有江淮荆襄道教都提点，为玄教大宗师指挥各路道教事务的直接助手。这是带全局性的高级领导职位，仅次于玄教嗣师。担任过此职的人极少，除张留孙曾任此职外，仅吴全节、夏文泳两人任过。他们都是任过此职后，进而做玄教嗣师，最后做玄教大宗师的。
玄教下属的各级组织，是根据元代的行政区划设立的。中央之下的行省一级设都提点，以管理该行省的道教事务。现仅见一例，即张留孙之徒张次房在“至元间，从天师北觐，留侍阙庭数载，后宣授崇道护法弘妙法师，江西道教都提点，住持浮云山圣寿万年宫，抚州梅仙（山）玄都观以归”（ 吴澄《抚州玄都观藏室记》，《吴文正集》卷四七。）。行省之下的路设道录、道判。如上官与龄曾任扬州路道判（程钜夫《扬州重建玄妙观碑》，《雪楼集》卷一九。），余以诚曾任镇江路道录（张伯淳《崇正灵悟凝和法师提点文学秋岩先生陈尊师墓志铭》，《养蒙文集》卷四。），王寿衍曾被命为袁州路道录，未赴任，后改授龙兴路道录（王《元故弘文辅道粹德真人王公碑》，《王忠文公集》卷一三。），倪文光曾任常州路道录（虞集《倪文光碑》，《道园学古录》卷五）。路之下的州设道判、道正。如郭玄务曾做惠州道判（程钜夫《洞阳万寿宫碑》，《雪楼集》卷一九。）。倪文光在做常州路道录之前，曾做过常州道判，又进道正（虞集《倪文光碑》，《道园学古录》卷五）。最基层是各地宫观，设住持、提举、提点。张留孙弟子中任宫观职务的很多，除两都崇真万寿宫外，余以诚领镇江路诸宫观；孙益谦领杭州佑圣观、延祥观；陈日新提点大都崇真万寿宫时，兼领龙兴路玉隆万寿宫，又领杭州宗阳宫；何恩荣提点信州真庆宫；李奕芳提点南岳庙，兼领衡山昭圣宫、寿宁宫；张嗣房提点潭州岳麓宫；徐懋昭主领常州路宜兴州之通真观，并在信州龙虎山建仙源观、神翁观；上官与龄曾任常州路通真观住持提点；王寿衍提举杭州开元宫；兼领杭州路道教诸宫观；薛玄曦住持镇江乾元宫，又住持杭州佑圣观，兼领杭州诸宫观；薛廷凤曾主领杭州大开元宫，兼住持乾元、玄妙、凝禧三观。以上这些，仅是张留孙嫡传弟子所领宫观，其再传和非嫡系而宗于他的道士所领宫观，尚不见记载，显然这仅是一麟半爪的记录，玄教实际所领宫观无疑远比这为多。仅从上述有限资料，已可大致看出玄教传播的地域了。镇江路、常州路、杭州路，在元代属江浙行省，约当于今之江苏、浙江地；扬州路在元属河南行省，也当今之江苏地；龙兴路、抚州路、临江路、袁州路在元属江西行省，当今之江西地；信州路在元属江浙行省，也当今之江西地；衡山、潭州、天临路在元属湖广行省，地当今之湖南地；惠州路在元属江西行省，当今之广东地。总之，上述宫观大都集中在今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广东等长江以南地区。造成这种状况，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因为江苏、江西是茅山、龙虎、阁皂诸宗的根据地，从陶弘景在茅山创宗开始，至元代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即使从唐末创龙虎宗算起，也已经过一百五十多年。所以在江苏、江西及其相邻省区内，三宗的群众基础很深厚，影响很广泛，作为龙虎宗支派的玄教在那些地方取得大发展是很自然的。王《青岩丛录》说：“而今正一又有天师、宗师分掌南北教事”，盖以为天师管南方道教，宗师管北方道教。据上述资料，这个看法是不准确的。那么，在北方是否就全无龙虎、玄教的组织发展呢？也不是。从虞集《河图仙坛之碑》可以看到，两都除有崇真万寿宫外，在大都还有东岳仁圣宫、太乙延福宫，在上都还有寿宁宫，皆属玄教宫观。明《顺天府志》所引元《析津志》，在大都又有西太乙宫。该志共记大都宫观四十余，因无法断定哪些是玄教宫观，故在此未列入。可见玄教在两都应有相当的势力。由于玄教首脑机关多年设于两都崇真万寿宫，影响所及，在内蒙、河北、河南等地也应有一定数量的宫观，只因资料留存太少，已难具知了。只能这样说，龙虎宗和玄教在北方的势力不大，其主要基地在南方。这与全真道相反。看来，全真据北，正一据南的格局，在元代已基本形成。
四、玄教历任掌教的嬗替
第一任掌教张留孙。玄教由张留孙所创建，他自然作了第一任掌教。如上述，其头衔在至元十五年（1278）为：上卿玄教宗师、道教都提点、管领江北淮西淮东荆襄道教事。以后逐渐增封，至仁宗延二年（1315）已升为：开府仪同三司、辅成赞化保运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志道弘教冲玄仁靖大真人、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知集贤院事。他的这个最后头衔，除开府仪同三司以外，其余各衔：玄教大宗师、大真人、总摄江淮荆襄道教、知集贤院道教事，成为以后历任掌教的共同头衔，也是玄教掌教的特有标志。张留孙活了七十四岁，历仕五帝共四十五年，于英宗至治元年（1321）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