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最早编辑的书籍就是谢的语录，而他也说过“熹自少年妄意为学，既赖先生之言以发其趣”《文集》，卷八十，《德安府应城县上蔡谢先生祠记》。的话。朱子还多次提到他早年间苦读谢的《论语解》的情况：
某自二十时，看道理便要看那里面。尝看上蔡论语，其初将红笔抹出，后又用青笔抹出，又用黄笔抹出，三四番后又用墨笔抹出，是要寻那精底。（黄义刚录）《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朱子十七·训门人八》。
某少时为学，十六岁便好理学，十七岁便有如今学者见识，后得谢显道《论语》，甚喜，乃熟读。先将朱笔抹出语意好处，又熟读得趣，觉见朱抹处太烦，再用墨抹出，又熟读得趣，别用青笔抹出，又熟读得其要领，乃用黄笔抹出，至此，自见所得处甚约。只是一两句上，却日夜就此一两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洒落。（林恪录）同上，卷一百一十五，《朱子十二·训门人三》。
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语录》观之，初用银朱画出合处；及再观，则不同矣。乃用粉笔；三观，则又用墨笔。数过之后，则全与元（原）看时不同矣。（余大雅录）《朱子语类》，卷一百零四，《朱子一·自论为学工夫》。据束景南考证，朱子阅读《上蔡语录》的时间，当在其二十六岁左右。
事实上，虽然朱子在二十岁前后曾遍读二程弟子们的著作，但其用功最勤，受益最大的，还是谢良佐的《论语解》和《上蔡语录》，而在二程诸弟子中对朱子影响最大的，也还属谢良佐。此诚如束景南先生所言，“盖朱熹早年以上蔡谢良佐之论语学为入二程理学之门”。这是因为，二程除了《易传》外，并没有其他系统的著述，其《论语》思想也很零散。事实上，无论是朱子的早年引路人还是他自己，都把二程及其弟子们看成一个整体，也都把阅读二程后学的著述，看成是把握的广义程氏学，即道学的有效途径。他们都希望由二程弟子上窥二程之学，再由二程上窥孔孟之学。而朱子之所以对谢良佐之学情有独钟，应该是受到了胡宪以及李延平的影响胡宪属湖湘学派，与谢良佐有直接关系。朱松师从龟山杨氏门人。朱子对谢良佐发生兴趣，最大的可能是来自胡宪和胡寅的影响。李延平认为谢专就日用间做工夫，劝朱子读上蔡著作，见《延平答问》，《四库全书》本，下同。这也说明，后人过分渲染朱子的道南学统，是不恰当的。就本文而言，朱子此时对谢氏之学的留恋，也是他日后对谢的思想如“曾点说”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
二、从学延平阶段
朱子寻求为学之方的第二个阶段，指其从学于李延平的时期。由于朱子对延平有一个从“父执”到“师事”的发展过程赵师夏《延平答问跋》提到：始，我文公朱先生之先人吏部公，与延平先生俱事罗先生，为道义之交。故文公先生于延平为通家子。文公幼孤，从屏山刘公学问。及壮，以“父执”事延平而已。至于论学，盖未之契，而文公毎诵其所闻，延平亦莫之许也。文公领簿同安，反复延平之言，若有所得者，于是尽弃所学而师事焉。转引自清人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五，《四库全书》本，下同。因此这一阶段与第一个阶段在时间上必然会有些重叠。在这一阶段，朱子在寻求为学工夫上实现了巨大的飞跃：一是从泛滥佛老向一意归本二程之学的转变；二是从“泥书册”，“为道理所缚”向开始即吾身而求之的转变；其三是确立了理一分殊、强调虚实之辩的为学宗旨。这都与李延平对他的影响有关。当然，李侗也曾向朱子介绍过他的主静涵养、求洒落的为学工夫，但朱子对此没有契合。
绍兴二十三年，朱子时年二十四岁，在赴任同安途中，顺路拜访李延平。学界对于这次访问都非常重视，朱子日后回忆到：
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禅）。一日在病翁所会一僧，与之语，其僧只相应和了说，也不说是不是，却与刘说某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刘后说与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处在，遂去扣问他，见他说得也煞好。及去赴试时，便用他意思去胡说。是时文字不似而今细密，由人粗说，试官为某说动了，遂得举（时年十九）。后赴同安任，时年二十四五矣，始见李先生。与他说，李先生只说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再三质问，李先生为人简重，却是不甚会说，只教看圣贤言语。某遂将那禅来权倚阁起，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辅广录）《朱子语类》，卷一百零四，《朱子一·自论为学工夫》。
朱子初见延平，向他提到了自己宣扬“儒佛一理”的“禅说”，但是他的这些“侗宏阔之言”，并没有得到延平的首肯。延平所批评朱子的焦点，是认为他的这一说法“疑似乱真”，“不是”儒家的正理。因此，延平才会让他看“圣贤言语”来比较二者之间的异同（若延平认为朱子所说的禅法“不是”正宗禅法，却让他去看圣贤言语，这显然有些不合情理）。但是，朱子对此并不服气。他认为李侗没有理会“儒释彼此两不相妨、可以并进”，（而不是怀疑李侗不懂禅学）的道理，疑心延平主张辨析儒佛之异同，是“多事”之举。李延平才告诉他，儒学的真精神不在于其语佛老相通之处，而在于其和佛老相异的一面，在日常之殊理上，而不是在悬空的一理上陈来先生在《朱子思想研究》中两次提到朱子初见李延平的情况，一曰：朱子见延平，说学禅所得，延平只说不是，朱子反怀疑李侗不懂禅学；二曰：朱熹见延平之初，是用“天下之理一而已”调和儒释，这显然说受了刘子翚“以儒佛合”的思想影响，而李侗用以引导朱熹辨别儒释的方式，则是提起程门“理一分殊”的话头。并且，李延平还基于虚实之辨的立场，告诫朱子要真正在儒学本身上用力，在“在日用间着实做工夫处理会”《朱子语类》，卷一百零一，《程氏门人》。对于这一点，赵师夏（字致道，号远庵，为朱熹长孙女婿）也有清楚的说明：文公先生尝谓师夏曰：“余之始学，亦务为侗宏阔之言，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于小，于延平之言，则以为何为多事若是，天下之理一而已。心疑而不服……盖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此其要也。
刘承相先生已经指出：“延平所言，‘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一语，朱子称为‘此其要也’，则可知该语乃朱子后来对延平所教之总体的概括性提法。”《朱子早年思想研究》，第151 页。刘的这一说法还是恰当的。上述这句话的确不是李延平当时所说的原话。而到了金履祥（初名祥，更名开祥，后以开祥非学者名，又改，字吉父，学者称仁山先生，1232—1303）那里，李延平训导朱子的话就变成了：
李侗云：天下理一而分殊，今君于何处腾空处理会得一个大道理，更不去分殊上体认？这段话显然是杂糅赵师夏的《延平答问跋》和朱子后来所作的《延平先生李公行状》而成，完全是老师训导学生的口气。这就更是以讹传讹了，不足置信。
不过，这次会面还是对朱子产生了很大的触动，使他不得不认真考虑“天下理一而已”这一说法的正确性。不过，朱子当时对佛老的迷恋并没有马上被扭转。他对李延平的说法由疑到信，大致经过了一两年的时间。而其产生转变的内因正是李延平劝导他的“读圣贤言语”——典型者就是朱子之彻悟《论语》中的“子夏之门人小子章”。对于这个问题，朱子后来有详细的说明，学者们也有细致的考察。可看钱穆、束景南、刘承相的相关论述，综合上述资料，朱子此前认为此章在强调“理无大小”，“本末无二道”。但他对此看法又始终心存疑问，认为这似乎与《论语》原文不符。在知同安时，他受李延平的教导，以及明道“君子教人有序”说法的引导，经反复思考，认识到“理无大小”指的是“（理）无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从头坐起，不可拣择，此所以为教人有序也”《朱子语类》，卷四十九，《论语三十一·子张》，吴雉录。这也就是说，朱子认为“理无大小”强调的是本末大小都是理的体现，因此必须“从头做起，不可拣择”。应该说，朱子此刻的所悟还只是在为“理无大小”一句做注解，至于朱子在此后进一步推导出“事有大小，而理无大小”，那已经不是同安时的观点了。不过，“从头做起”实际就是李侗所说的“在日用间着实做工夫处理会”，这也透露出了他对儒学与佛老思想异同的最初觉醒。
随着朱子在阅读儒学经典中逐渐感到“渐渐有味”，他对李延平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由通书问讯逐渐发展到了师事延平。朱子的正式师事延平，也是他结束泛滥佛老阶段而一意归本儒学的标志。
朱子师事延平后的思想交流情况，在他亲手编辑的《延平答问》中有详细的记录。当代学者也有所总结。本文则从其对朱子探求为学之方的影响这一角度，略做归纳。
其一，由泥书册到既重书册，同时也做涵养身心、体验天理之工夫的转变。上文已经指出，苦读是朱子此前阶段为学的基本宗旨。在师事李延平之后，朱子一开始主要是在就儒学的章句训诂问题向他求教：《论语》是朱子问讯的主要话题，其他则广泛涉及到了以下书籍：
胡文定，（胡安国，字康候，谥文定，1074—1138）《春秋解》，伊川《春秋传》，《横渠语解》，《二程语解》，上蔡《论语说》，《二程语录》，《遗书》，《二苏语孟》，《濂溪遗文》（作者注：濂溪遗文不应该是书名），《颍滨语孟》，吕与叔，（吕大临，字与叔，1044—1091）《中庸解》，《龟山语解》，《和靖语解》，胡明仲，（胡宏，字仁仲，1106—1161，作者注：明仲实为胡寅的字朱子在《延平答问》中讨论的是胡宏还是胡寅的著作？检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和《宋史·艺文志》中都没有作过《论语解》。在《延平答问》中，朱子三次提到胡明仲非难苏轼的观点。据此，朱李二人所讨论的，应该是胡寅的《致堂论语详说》。）《论语解》，《太极图说》，《上蔡语录》，《通书》以及《二程文集》等。
朱子在苦读儒学经典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泥于章句训诂、悬空说理、颇为道理所缚、内外离绝不相赅贯等诸弊端。而李延平从一开始就希望扭转朱子的这一弊端，让他把用力的重点转移到反身而求，涵养本源上。《延平答问》首载李延平于绍兴二十七年给朱子的复信中，就指出：
于涵养用力处，正是学者之要，若不如此存养，终不为己物也。《延平答问·丁丑六月二十日书》。
这里，延平显然是在把涵养和为己之学联系了起来。朱子此前已与李侗有过书信往来，而他之所以选择此信作为《延平答问》一书的开篇，也是要有意突出这一、精神的意思。其实，类似的文字在李延平给朱子的复信中比比皆是，如：
尝爱黄鲁直（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１０４５-１１０５）作濂溪诗序云：“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此句形容有道者气象绝佳，胸中洒落即作为尽洒落矣。学者至此，虽甚远，亦不可不常存此体段在胸中，庶几遇事廓然，于道理方少进，愿更存养如此。
对于李延平的上述教诲，朱子很快就有所领悟：
讲学近见延平李先生，始略窥门户……大概此事以涵养本原为先，讲论经旨特以辅此而已。向来泛滥出入无所适从，名为学问，而实何有？亦可笑耳……（作于绍兴三十年十二月间，1160年）。《文集》，《别集》，卷三，《答程钦国（允夫）》。
我们从《延平答问》所收录的信件中发现，朱李二人答问的内容也在逐渐从章句训诂为主，向逐渐讨论涵养心性为主转变：二人六年间的通信共计二十四封信。就篇幅而论，其中后三年的十六封信在篇幅上反而不如前三年的八封信。就内容而论，朱子后三年书信中，李延平告诫朱子注意在日用间做工夫的话语，则明显在增多。在朱子后来所做的《延平行状》中，他再次把这一点概括为：
（李侗）盖尝曰：读书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则凡圣贤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进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悦其词义以资诵说，其不为玩物丧志者几希。《文集》，卷九十七，《延平先生李公行状》。
若徒记诵而已，则亦奚以为哉？必也体之于身，实见是理，若颜子之叹，卓然见其为一物而不违乎心目之间也。同上。
李延平这里所强调的，是要让人明确读书与其个人道德修养的关系，注意用尊德性这个本来统摄道问学，实现二者之间的贯通。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外在的知识转化为“己物”，进而展开为主体自觉的道德贱履工夫，最终臻至洒落、融释之境。而从朱子后来在《文集》和《朱子语类》中对此反复强调，以及他在李延平末后随即对已发未发问题刻苦参究的这一事实来看，朱子确实已经认定《中庸》的已发未发问题是探求为学之方上的关键，并把李延平的这一教导视为自己的基本人生信条。那种认为朱子偏于“道问学”的指责，实不足以服朱子之心。
不过，前贤多已指出，李延平非常希望朱子能在做涵养本源的工夫中实现“洒落”。其所说的“涵养”，指的就是“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的“龟山门下相传指诀”《文集》，卷四十，《答何叔京·熹孤陋如昨》。；而其所说的“洒落”，实指一种“有道者气象”。正如后文中所指出的，在李侗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朱子都在把“洒落”当成为一个正面的词汇，其对“洒落”的理解也不仅仅限于“对义理的玩味至融会贯通、无所滞碍” 的层面，而是包涵了相当程度的境界论成分。
但是，朱子毕生对“洒落”的理解，始终带有浓厚的理性色彩，而与李延平对“洒落”颇具神秘色彩的理解不尽相同。同时，正是由于“洒落”具有多义性，这也使得朱子对于“洒落”的态度也非常复杂：既有对于世人所宣扬的那种流于放荡的“洒落”的严词批判，也有对他所理解那种正面的“洒落”的高度赞扬。朱子对于“洒落”的微妙态度也集中地反映在了他对于“曾点气象”的评论上。
我们知道，自宋代理学兴起之初，是否有“贱履工夫”，已经成为区别传统的儒生（文章、训诂）与理学人士的重要标准，而朱子从儒学角度对“贱履工夫”的自觉追求与实践，也标志着他此时已经完全归本于理学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