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民族国家史学 ，从一个方面来看 ，就是要研究 “自下而上 ”的历史 (history from below)。新文化史的研究 ，大致走的的是同一个方向 ，可以说是这种 “自下而上 ”历史的一个典型表现。这一史学观念的改变 ，还在西方国家历史博物馆的布置上 ，有很明显的表现。以前的历史博物馆 ，大致上围绕伟人的丰功伟绩 ，而这些伟人 ，一般都是民族英雄。但今天的历史博物馆 ，已经明显眼光朝下 ，所陈列的展品 ，基本都与一般民众的生活有关 ，比如家具、理发店、服饰、住宅等的变化等等。
如果看一下博物馆的历史 ，那么与近代史学的建立 ，也就是史学研究的专业化 ，几乎是同步的。而且它们最初的功用 ，也大致相同 ，那就是为民族国家的形成 ，保留一种记忆。所以最初的历史博物馆 ，陈列品大致有关伟人的成长和业绩 ，也很容易理解。但有趣的是 ，虽然博物馆与近代史学差不多同时出现，但由于兰克史学的影响 ，近代史家一般很少用实物的材料来写作历史。这是因为在民族国家建立博物馆的同时 ，又建立了另一样机构 ，那就是档案馆和 (国家 )图书馆。史家的写作 ，如同兰克所希望的那样 ，主要是靠 “泡”在档案馆和图书馆里 ，通过耙疏资料而完成的。因此 ，虽然博物馆收藏和陈列与史学著述 ，异曲同工 ，都是为了张扬民族意识 ，提升公民的民族认同 ，增加他们的民族感情 ，但两者之间却缺少很密切的相互交流。这里的原因 ，又与近代史学的专业化、学科之间的分化以及所产生的隔阂 ，形成有一定的关系。
博物馆与“记忆的转向”
但是 ，自1970年代以来 ，当史家开始将眼光朝下 ，他们对历史记忆的搜寻和保存 ，就变得多样化了。换句话说 ，如果史家开始将眼光从精英人物移开，将视角加以扩大 ，那么他们对于史料的态度 ，也相应会有改变。一个显然的道理就是 ，如果史家要研究 “自下而上 ”的历史 ，那么有关史料就不一定能在档案馆里面得到。因此 ，历史观念的变化 ，不但影响了人们对历史本身的态度，同时也影响了史家研究历史的方式。如果要将两者稍微加以区分 ，前者是有关历史进程、走向和趋势的看法 ，而后者指的是史学 ，也就是人们如何回忆过去并对这一回忆加以记述、分析和解释的工作。
回顾过去 ，也就是历史记忆。这是历史研究、也即史学的起点。因此 ， “记忆 ”(memory)与史学之间 ，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 1970年代以来史学界所产生的变化之一 ，就表现为人们对 “记忆 ”与 “史学 ”，逐渐产生出了一种新的认识。这一新的认识 ，在当今的历史研究中 ，反映十分明显。因此有人指出 ，二战以后史学的发展 ，不但有所谓 “语言学的转向 ”(linguistic turn)也就是后现代主义强调的语言有其自身结构以及不透明等等的观察 ，也有一个 “记忆的转向 ”(memory turn)。前者产生于 1970年代 ，而后者则在 1980年代以后成为热点。
那么这一 “记忆的转向 ”，或者史家所从事的记忆的研究 ，也就是 “记忆史学 “(history of memory)，与博物馆的收藏和布置 ，又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当今研究记忆的和使用博物馆收藏的 ，并不是历史学家而已 —记忆研究已经成了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对象。其实 ，记忆史学与博物馆收藏的关系 ，应该放在与新文化史的兴起的背景里面 ，一起考虑。我们在前面说过 ，新文化史的研究 ，得益于史学观念的改变和对 “自下而上 ”历史的提倡。而研究新文化史的史家，往往因为寻找史料的需要 ，转向 “物质文化 ”(material culture)，也就是实物史料的运用。于是博物馆的收藏 ，就显出其重要了。不过 ，史家运用一些博物馆的收藏，特别是考古发掘出来的材料，来从事历史研究，还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事情，因为这是以前就出现过的。可是，随着史学观念的改变，博物馆收藏本身也在产生变化，那就是从考古发掘扩大到一般日用品的收藏。而史学研究与物质文化研究的结合，就主要表现在这里。博物馆的扩大收藏，保留和展出了当代人所保存的前代的遗留物。因此它们所能展示的，不但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 (或者不变化)，还有的是当代人对于过去的回忆，因为这些实物之所以能保存，或者有价值，就是因为保存者对之情有独钟，也就是一种怀旧情绪的产物。
美国文化史的专家汤玛斯 ·施雷瑞斯 (Thomas Schlereth)有关史家如何运用物质文化，写过一本十分畅销的书，而书的副题很有意思，那就是 “日常生活、景观和博物馆”。显然，对于新文化史的提倡者来说，博物馆的扩大收藏，对于他们的研究来说，十分重要，而他们关注这些收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研究人们的日常生活史。顺便提一下，“日常生活史”(Every day history或者 Alltagsgeschichte)，由当代德国史家阿尔夫 ·吕德克 (Alf Lüdtke)和汉斯 ·麦迪克 (Hans Medick)所倡导，也是 “微观史”的一种，展现了 “自下而上”的史学观念，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潮流。
记忆与史学的分与合
我们要理解、解释和界定这一 “记忆的转向”以及记忆史学，像以前所做的那样，似乎还是有必要回顾一下记忆与史学之间的传统关系。我们说记忆是史学的起点，指的是史学研究的开端，常常起源于一种保存记忆的愿望，中外皆同。中国有 “结绳记事”这样的古话来形容史学的诞生。西方的 “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中也开章明义地指出，他之所以写作该书，是因为他希望保存人们对希波战争的记忆。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希望 “人类的丰功伟业，不会因为时间的久远而被遗忘”。由此看来，记忆与历史之间，既有一种相互依存，又有一种相对紧张的关系。具体说来，记忆—也就是有关过去的回忆—对于人类社会的延续以及个人的生存，至关重要。中国有 “鉴往知来”的古训，而西方的哲人对于记忆之于人类的重要，也有许多警语。如说过 “知识就是力量”的英国思想家培根，也说过 “历史使人明智”(Histories make manwise)，而乔治·桑塔亚纳 (George Santayana)更强调：“不能记住历史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Those who cannot remember the past are condemned to repeat it)。可是，虽然史学最初是帮助人们记忆的工具，但一旦史学成为一门学问以后，它又企求建立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因此就不满足于与记忆相等同。所以就有了上面所提到的，近代史家一般不太注意利用博物馆的收藏的情形。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近代史学的诞生的一个前提，就是将史学与记忆之间做了明确的划分。换句话说，我们要了解当代史学的 “记忆的转向”，或许我们首先应该知道为什么史学与记忆曾一度分道扬镳的经过和原因。史学与记忆在近代的划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史学虽然在广义上而言，也是一种记忆的表述或再现 (representation of memory)。但史家写作历史，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希望通过回顾过去，以便更好地了解现在和展望未来。上面引述的一些古训和哲言，都是极好的例子，不用细谈。而到了近代，史家研究历史，则还有一个宏伟的目标，那就是分析、解释并预测人类历史的整体走向。为了这个目的，因此就有不少人开始探寻历史的规律，希图由此勾勒古往今来的历史演变进程。这一努力，不但见之于黑格尔、马克思、孔德等哲学家的著作，而且也激励了不少史家。如英国近代史家阿克顿在倡导并主编《剑桥近代史》(Cambridge Modern History)的时候，就提出该书的目的，就是要为写作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做铺垫。换句话说，阿克顿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种普世的记忆，为所有的人所接受，虽然他承认，这样的普世史，在他那个年代还无法完成。前面也已经说过，德国史家兰克也认为人类历史有其内在的 “一致性”(coherence)，因此他在晚年，就投身于写作一部世界史，也就是一种普世史。这些近代史家都相信历史的演进过程背后，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规律性和一致性，而史家的任务就是要发现一种 “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然后将之适当地、科学地展现、表述出来。由此，史学与记忆之间，就产生了一种鸿沟，因为记忆虽然可以分享，但主要是个人的、主观的，比如怀旧情绪，会因人而异。当然，记忆可以被分享，但这一分享也受时空的限制，常常是属于一个时代的和一个特定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共同体的。甚至，性别的区分，也造成了记忆的不同。因此，就记忆的特征而言，可以说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超越时空、文化、地域、语言的共同记忆。
史学与记忆在近代的另一个区分，表现在方法的层面上。或许我们这里可以借助英国史学思想家柯林伍德 (Robin G.Collingwood)的表述来加以形容。柯林伍德说，如果某人说 “我上周写信给某某”，这只是一个记忆的表述，而不是历史的表述。但如果这个人又说：“我没有记错，因为这里有对方的回信”的话，那就变成了一个历史的表述了。显然，对于柯林伍德来说，记忆与史学的区别，在于后者必须要有证据。的确，史学在近代的根本变化，在于史家研究方法的改进。兰克之所以被誉为 “近代科学史学之父”，就是因为他强调历史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确凿的、经过核实的一手材料之上。而且，到了兰克的年代，史家已经掌握了一系列检验史料真伪的手段，因此他们就更想将史学与记忆加以区分了。
那么，为什么自上世纪末至今天，记忆开始又与史学联手了呢？或者更准确地说，为什么史家愿意降低身段，开始研究记忆了呢？有关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简单地解答。第一，有关记忆的研究，是战后发展起来的一个显学。相对其它学科，史家开始研究记忆，还相对较晚一些。因此或许有史家希望急起直追的原因。第二，记忆研究之所以会引起史家的重视，又与史学本身在战后的诸种变化，切切相关。这些变化，主要指的是史家对史学研究态度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之所以产生，又与战后世界文化氛围的转变，有着密切的联系。
屠犹与创伤记忆
记忆研究在战后的兴盛，当然与二次大战的爆发及其特点有关。一般而言，战争的爆发会让人记忆深刻。希波战争会促使希罗多德写作《历史》，便是一个让人熟知的例子。而二次大战中又有一个相对特殊的现象，那就是希特勒德国的种族灭绝政策，也即屠犹 (Holocaust)。这一屠犹的实施，其规模史无前例，不但让受害者或幸存者不堪回首，也让其他人为之唏嘘感叹，形成一种心理创伤 (trauma)。不过虽然不堪回首，但在战后，犹太的幸存者及各种犹太人的团体使用了各种力量，推动有关这一事件的研究。就史学界而言，目前发行的《史学与记忆》(History and Memory)的这本专业杂志，就是由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大学 (Tel Aviv University)编辑、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发行的。
屠犹当然只是在二战期间所发生的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除此之外，历史上还有不少相似的暴行。近年南京大屠杀也显然是中国人的一个创伤记忆，于是也成为记忆研究的一个热点。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 (Iris Chang)的《南京大屠杀》一书，在1997年出版以后引起了许多反响。张在书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南京大屠杀是一个 “被遗忘了的种族大屠杀 ”(the forgotten holocaust)，并将这句话列为书的副题。这个例子也表明，记忆研究并不是史家的专利。相反，已经有学者指出，记忆研究 (memory study)虽然以跨学科为特征，但其主要的研究者来自文学、电影和文化研究等注重 “再现”(representation)的领域。记忆研究的材料，也往往超越了文献资料，而特别注意实物 (博物馆、纪念碑、陵园等)、公共祭祀活动、神话的形成和传布以及口述回忆 (采访录、回忆录等)。
换句话说，如果史学观念本身没有发生变化，史家仍然专注政府的档案为其基本史料，那么记忆研究在史学界也无法开展。而史学观念的改变，不仅反映在史家的选题上，而且也反映在博物馆的收藏甚至建设上面。前面已经提过，博物馆在现代也已经经历了一些显著的变化。收藏的扩大显然是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就是 ，一些新型的博物馆开始出现。这些博物馆又有另外一个称呼 ，那就是纪念馆 ，虽然它们都是为了收藏以前的遗留物。不管是博物馆还是纪念馆 ，其实都表达了公众的一种怀旧情绪。而这一怀旧情绪 ，又在当代显出了一些不同。博物馆建立的初衷 ，一般是为了保留古物 ，弘扬民族文化传统。而博物馆收藏的扩大和纪念馆的建立 ，则显然更方便让现在的人回忆逝去的时代 ，于是过去与现在的互动 ，显得比以前更为频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