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而又国土辽阔的国家，民族众多，语言复杂。其中人口最多的汉族，遍布全国各地，其语言差异也极大。一个北方人听广东人或福建人讲话，简直同听外国人讲话差不多。在闽、广地区，即使相邻的县、相邻的市镇，讲话也不一样。一个一生活动范围半径不超过50华里的人，如果又不识字，简直无法同外界联络与交涉。这种情况对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显然极为不利。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清末以来，不少仁人志士开始从事国语运动。
中国人在戊戌维新之际才有了自觉的现代化意识，国语运动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胡适少年时代就投身这个运动中了。
胡适后来回忆说：“国语运动与国语文学运动当初本是两个独立的运动，后来始渐合为一。”（胡适致黎锦熙的信（1921年5月5日），引自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4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他所说的国语运动是指读音统一与文字注音的运动；所说的国语文学运动主要是指白话文的提倡。
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沈氏音书序》，其中说：“抑今之文字沿自数千年以前未尝一变；而今之语言，则自数千年以来，不啻百万千变，而不可以数计。以多变者与不变者相遇，此文言相离之所由起也。”而“语言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影印本，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所以，他对于当时从事切音文字的研究，极表赞成，期望“此后吾中土文字于文质两统，可不偏废，文与言合而读书识字之智民可以多矣”（《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2页。）。这位维新运动的主要的宣传鼓动家，显然是把确立言文合一的新国语看成是国家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事切音新字研究的第一位功臣是福建同安人卢戆章，他在1892年制定出切音新字方案。1898年变法期间，朝廷曾下令调取卢氏的方案加以研究。变法失败后，维新志士王照从事官话字母的研究，于1900年制成《官话合声字母》，“专拼俗话”，比卢氏方案进了一步，很得严修、吴汝纶这些大学者的赞赏。1902年，吴汝纶曾上书管学大臣张百熙，推荐官话字母，提出“使天下语言一律”的主张。黎锦熙说，吴氏是第一个喊出“国语统一”口号的人。随后，清政府制定的《学堂章程》中也列入了“推行官话”的条款。1907年，劳乃宣刊印他的《简字全谱》。第二年他向朝廷进呈《简字谱录》，惜未能获得正式承认。后来，资政院开设，劳氏以议员身份，将他的主张向资政院提出。资政院决定将其方案交张謇、张元济等人主持的中央教育会议去讨论。该会于1911年作出了《统一国语办法案》。但辛亥革命爆发，此案只好搁置了。民国成立的那一年，临时政府教育会议通过了《注音字母案》，又设立读音统一会。次年，由此会审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读音，这成了后来《国音字典》的基础。1916年，成立了国语研究会，从事国语的研究与推广。
以上说的就是早期的国语运动。国语运动即白话文的运动，也是伴随维新运动而发生的。1898年，《无锡白话报》创刊。裘廷梁为之作序，提出“白话为维新之本”，把国语文的意义看得特别重大。其后，在杭州、上海及安徽等地，白话报刊陆续出现。1906年，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的胡适，参加了白话报《竞业旬报》的撰述，随后担任该报的主编近两年之久。这期间，他发表了大量的白话文章，其中还有一部未写完的白话小说《真如岛》。胡适无疑是早期白话文运动的一员健将。
但从清末到民初这十几年中，国语运动与国语文学运动两不相涉，没有联合成一个统一的运动，这是一个大缺点。王照制作《官话合声字母》，是“专拼俗话”的，多少含有一点国语与国语文学统一的意思在里边。但他的方案在清末来不及推行。而当民国初年教育部设读音统一会时，一般学者却只注重注音读书的问题，“和国语统一无干，和白话教育也无干”（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13页，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至于其他从事音标文字研究的人，例如劳乃宣，心理上根本就不存以白话为国语的念头。他说：“中国六书之旨广大精微，万古不能磨灭。简字（即字母）仅足为粗浅之用，其精深之义仍非用汉文不可。”（劳乃宣：《进呈简字谱录折》，见《桐乡劳先生遗稿》卷4。）由是我们又看到这一时期的国语运动的另一个大缺点，那就是无论音标文字也好，白话报刊也好，其提倡者用意都只是为了“开民智”，是专为下层老百姓预备的，根本不曾想到国语统一乃是包括士大夫在内的全体国民的需要。胡适批评说：“这种心理的基础观念是把社会分作两个阶级：一边是‘我们’士大夫，一边是‘他们’齐氓细民。‘我们’是天生聪明睿智的，所以不妨用二三十年窗下苦功去学那‘万国莫有能逮及之’的汉字汉文。‘他们’是愚蠢的，是‘资质不足以识千余汉字之人’，所以我们必须给他们一种求点知识的简易法门。……在这种心理状态之下，汉文汉字的尊严丝毫没有受打击，拼音文字不过是士大夫丢给老百姓的一点恩物。”（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11页。）“国语教育的不能推行很广，大原因就在这缺点。”（胡适：《国语运动的历史》，载《教育杂志》，第13卷第11期。）
于是，我们看到了令人困惑的局面。一则，从清末以来，凡头脑开明的人都认识到古文已不足以充当新教育的工具；但他们自己对那“千古之至美”的古文又十分留恋。二则，他们明知白话可以开通民智，利于教育普及；但他们自己却瞧不起白话文，以为那只配给下等社会应用。这些令人困惑的矛盾如果不得到适当的解决，国语与国语文学的运动就不可能进一步发展，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二
胡适是摆脱上述困惑、使国语运动与国语文学运动统一起来的中心人物。
当国内的教育机构和一班学者只在注音字母上下工夫的时候，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开始倡导白话文学。与清末不同，他不是一般地提倡白话文，而是提倡白话文学。他公然宣布，古文是已死的或半死的文字，白话是活的语言。死文字决不足以产生反映时代的活文学。必须承认白话不但是教育的工具，而且是创作新文学的利器。他主张用白话作文、作诗、作小说、作戏曲、作一切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