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关于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的新探讨。中国有关学术工作者历来重视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的研究，在这方面的学术论文也比较多。石峻、方立天的《论魏晋时代佛学和玄学的异同》（载《哲学研究》，1980（10）。）认为魏晋佛学和玄学有四点不同：（1）前者讲出世，后者则讲治世；（2）魏晋玄学先影响魏晋佛学，然后佛学又影响玄学；（3）魏晋玄学对摆脱汉学中神学目的论和发展哲学思想起过积极作用，虽然它也有消极的一面，而魏晋佛学的作用则主要是消极的；（4）玄学居正统地位，而佛学则居附庸地位，这种情况直至东晋末年才开始改变。文章认为魏晋佛学和玄学也有四个共同点，即基本上都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路线，都有较丰富的辩证法，都维护儒家名教，都是门阀士族的统治工具。杨曾文的《佛教〈般若经〉思想与玄学的比较》（载《世界宗教研究》，1983（4）。）以两晋时期广为流传的《放光般若经》为依据，考察了大乘佛教般若思想与魏晋玄学的异同，指出两者都认为世界万物有着统一的精神性本体，都认为现象世界从本体看是没有运动变化的，玄学强调"言不尽意"，般若大谈"真谛""不可分数"，玄学调和名教与自然，般若讲"不二法门"。杨文推进了般若学与玄学的比较研究。严北溟《论佛教哲学在思想史上的挑战》（载《哲学研究》，1982（2）。），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和民风习俗进行了挑战，而且不断取得"胜利"。这个挑战表现为两个大问题，一是儒家纲常伦理观念应否维护的问题，二是神灭论与神不灭论的是非争执问题。挑战的结果先是玄学与佛学的合流，接着是儒佛合流，佛教成为宋明理学产生的重要思想来源。苏渊雷的《论佛学在中国的演变及其对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深刻影响》（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3（4），从佛教的起源及其兴衰，佛教的东传，佛教对古典哲学、文学、艺术等的影响，佛教与各国文化交流等方面，简明而系统地介绍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概况及其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5.开展"比较宗教学"方面的研究。比较宗教的异同，揭示不同宗教的关联和特色，是深入研究宗教的重要方面。在这方面，汤一介先生是着了先鞭的。他的《略论早期道教关于生死、形神问题的理论》（载《哲学研究》，1981（1）。）对佛道两教的生死、形神问题做了比较，指出佛教以"有生"为人生痛苦之根源，主"不生"，道教追求肉体成仙，主"不死"，两教所持观点不同，但又都是为了解决生死问题，追求解脱。超生死、得解脱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形神问题。佛教认为在精神与肉体结合时，得不到解脱，只有通过修持，使灵魂离开肉体才能进入涅槃境界，所以主张"神不灭"。道教追求肉体成仙，即形神一起飞升上天成仙，所以主张形神不离。《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看研究比较哲学、比较宗教学的意义》（载《中国哲学》，第8辑。）一文，强调在两种不同传统的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应该注意找出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某些共同规律、总结各自思想文化的特点、发现问题，提出新的研究课题。这具有方法论的意义。陈士强《中国早期佛教形神论与其他形神论之比较研究》（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4）。）对佛教形神论与古代唯物论形神论、唯心主义形神论、道教形神论的异同，做了细致深入的分析，对于揭示古代形神论理论的发展规律做出了贡献。此外，近年来论述儒道释三教异同的文章也逐渐多起来了。
6.近代佛学研究的新进展。楼宇烈的《佛学与近代中国哲学》（载《世界宗教研究》，1986（1）。）一文，对于近代的佛学与哲学的关系做了深入的分析和全面的评论。文章指出，近代中国佛学的特点是：把佛学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实证知识加以比较，希图把两者融合起来；突出地强调佛学的哲理性质，而不是单纯地把佛学看做一种宗教说教；着重强调佛学非出世、非蹈空，而有应务救世的实际作用；以唯识学最为发达，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近代中国佛学是唯识学的复兴。文章还对佛学在近代的振兴及其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因做了全面的揭示，指出这些原因是：随着西学的传入，以及受到欧美研究佛教兴趣的影响；许多资产阶级社会改革家真诚地以为，佛学的振兴有助于社会的改革、国民道德的改造和革命者无私无畏精神的培养；借助佛教慈悲救世、众法平等、证智自由等说教，以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社会大变革形势的推动等。高振农《中国佛学与近代哲学》（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1）。）一文，除了分析中国学在近代的复兴及其原因以外，着重于介绍近代学者在佛学研究中的成就，尤其是杨仁山、欧阳竟无、熊十力、吕澂的思想。
7."经变"研究的新收获。"经变"就是把某一种佛经故事变成一幅画，是佛教艺术中的主要题材之一。阎文儒的《经变的起源种类和所反映佛教上宗派的关系》（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4）。），认为根据遗存的石窟艺术，"最早的经变，是小乘经中的佛本行、佛本生故事变。玉门关以东，从敦煌起，直到中原，大乘学十分兴盛。除莫高窟早期壁画接受由新疆（古代西域）地区传来的小乘经变外（佛本行，佛本生变），以后由南北朝到唐代，大乘诸学形成许多宗派。讲经的人，为了把佛教宣传得更广泛，进一步起麻痹作用，依据画出经变的方法，创造了通俗的讲经文——变文。因而大乘经变，也随着变文的发达而发达起来"。文章还指出"经变的创造与佛教的发展，宗派的形成，当然要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也不一定是那样的直接，而且创造经变的人们，也不能完全按照地主阶级和法师们的要求而进行创造，不过根据调查的材料，与各地方佛教宗派的发展和形成的时间，是相当吻合的"。作者从实地调查研究中得出合乎实际的科学结论，是十分值得称道的。
8.对于佛经翻译和译场的系统论述。佛经的翻译是佛教传入中国初期的主要活动，一直至唐代仍是佛教传播的重要活动。前人已就这方面做了许多研究和总结。近年来苑艺的《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与译场》（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2（2）。）也对佛经翻译的历史过程和译场的组织做了系统的论述。文章指出，在译经初期，基本上是外国僧人主译，间有汉人助译，并且也无计划，文体又不固定，且偏于直译。直至晋代开始数人翻译，质量也有明显的提高。苻秦时最早建立译经道场，南方慧远在庐山组织了般台译场，此后译场规模渐趋完善。鸠摩罗什在长安（今西安）逍遥园、西明寺译场主持译事，不论技巧或内容，还是翻译质量都有空前提高，从而开辟了中国译经史上的一个新纪元。到了隋唐时代，佛典翻译事业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由中国僧人担任主译，主译者如玄奘既精通教义，又通晓梵汉语言，这是佛典翻译的最高发展的体现。此时佛典翻译的目的性更为明确，系统性显著加强，翻译制度臻于完善，译文的准确性也大胜于前。这种对佛典翻译的系统论述，对于研究中国佛教史是有益的。
9.开拓研究寺院经济的新领域。何兹全的《佛教经律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载《中国史研究》，1982（1）。），根据唐初律宗大师道宣的《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和《量处轻重仪》，研究了佛教经律关于寺院僧尼财产法的有关规定，并指出这些规定虽然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严格执行，但它毕竟是研究寺院经济的重要依据。何文不仅对研究中国古代佛教寺院经济史，而且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也是重要的启示。叶露华《北魏的僧祇户和佛图户》（载《世界宗教研究》，1981（1）。），阐述了北魏僧祇户和佛图户设立的原因及其对社会政治经济和佛教发展所起的作用。文章指出，北魏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利用佛教加强对劳动人民的思想统治，由沙门统昙曜提出创设僧祇户和佛图户，从经济上对佛教予以资助。僧祇户每年奉献谷六十斛给寺院，佛图户为寺院扫洒，参加田间劳动。两者地位都很低，实际上是寺院的奴隶和农奴。作者认为僧祇户和佛图户的创设，对缓和北魏的社会矛盾和开发经济有一定的好处，同时又大大地强化了北魏佛教的寺院经济力量，导致当时佛教势力急剧膨胀。叶文也有把佛教寺院经济的研究推向深入的作用。
10.义邑制度研究的新成就。义邑是产生于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民间佛教组织，由僧尼和在家信徒构成，而以信徒为主。原是民间为共同造像而发起，后来逐渐发展，兼及于修建窟院、举行斋会、写经、诵经各事。但有关史书及佛教典籍中均无详细记载，张英利、戴禾两位同志主要以碑石等资料为依据，撰《义邑制度述略》（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4）。），就有关重要问题做了考证和分析。论文推断义邑制度形成的时间，最早当在魏太武帝灭佛之后。义邑制度兴盛的原因有三：（1）北朝造像的盛行。（2）《提谓波利经》对义邑组织的形成与普及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此经附会中国的礼教，杂以阴阳术数，在五戒中增加五常、五行、五脏、五方的内容，投合北朝一般人的信仰。（3）社会上层人士，如官吏、豪绅、高僧的加入，并居于重要地位，也对义邑的巩固和扩大起了重要作用。文章分析了义邑内容的等级制度，指出义邑的等级区分极为严格，且称谓极为复杂，达几十种之多。其首脑称"义邑主"、"法义主"、"邑主"、"邑正"、"邑长"、"邑师"等，成员称"邑义"、"法邑"、"邑子"、"邑人"、"邑徒"等。文章还分析了造像中佛道混合的现象。这对于研究北朝佛教史是很有裨益的。
11.对西藏佛教研究的新贡献。研究西藏佛教的论文也比较多，其中王森的《宗喀巴年谱》（载《世界宗教研究》，1983（2）。），系1963年的旧作。文章以年谱的形式对西藏佛教的主流派黄教创始人宗喀巴（1357-1419）的生平事迹进行系统介绍，并对有关的人物、教派、祭论、寺院略做考释。此文对研究西藏地区的历史和佛教有重要参考价值。再者，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人员罗炤于1981年在北京房山云居寺文物保管所发现《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此书系现存最早的藏文佛典之一，译于西夏中期，明正统十二年重刊。罗氏特作《藏权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考略》（载《世界宗教研究》，1983（4）。）一文，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系统地介绍了该经的特色。该经的发现，为研究西夏佛教、校释西夏文佛典、探讨《般若经》的演变，以及考察明代前期西藏僧人在北京的宗教活动，提供了重要资料。
三、几个特点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近十年来中国佛教的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学术界重视。以往由于历史的原因，学术界对中国佛教的研究视为畏途，并不重视，既没有深入认识研究的重要意义，更谈不上研究的兴趣和热情。但近数年来，不只是从事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工作者，而且连中国哲学史、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史等领域的研究工作者，也都从不同角度撰写了有关中国佛教的文章。由于从事研究力量的广泛性，更由于研究者的积极性，因而形成了中国佛教研究成果多、质量高的新局面。
（二）开拓新领域。近数年的中国佛教研究，不仅继续重视对佛教人物、宗派、思想、教义等的研究，而且开拓了佛教与社会政治、寺院经济、佛经翻译、佛教哲学范畴、佛教若干特殊制度（如义邑）等方面的研究，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佛教研究的范畴和内涵。
（三）采用新方法。方法的科学化直接关系到研究成果的大小。一般说来，大家都普遍地重视从社会历史条件来说明佛教，从历史必然性去追踪佛学思潮的起伏，使研究奠基在可靠的基础上；还广泛地采用比较方法，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以深入地揭示出不同的时代、地区佛教的具体特征；也重视应用考证对勘的方法，以辨别佛典和经文的真伪；有的还特别注意分析佛教的命题、概念、范畴的含义，并力求用现代科学语言准确而通俗地表述出来。
（四）重视整理资料和挖掘新资料。《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系从大量有关资料中选择编成，既重视整理资料，也注意发掘新资料。《中国佛教典籍选刊》是系统而有重点地整理中国重要佛教典籍的新成果，其中的校释工作，本身就是难度颇大的研究工作。此套书的出版，将为系统地研究中国佛教思想提供可靠的资料基础和方便条件。
当然，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中国佛教的研究工作，目前仍处于草创阶段，今后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但就目前从事中国佛教研究的人力、条件、现状和趋势来看，中国佛教的研究必将持久地深入地开展下去，并将取得愈来愈大的成绩，这也是可以预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