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要追求的理想，和他的亲身实践，恰恰是自相矛盾的，如此一来，儒家的学说又怎能不陷入实践与思辨层面的两难境地？
儒与侠的两位大宗师，都将自身的矛盾与悖论留给了后人，士人的精神世界，就此先天不足。
夭折的“独立精神”
士人如果要成为一个独立的、有实力的社会阶层，换言之，要成为古代中国的知识、智慧精英与“意见领袖”，最应该具备什么？
是一种严密的组织和制度吗？显然不是。此前“诸侯、卿、大夫、士”的社会等级制度已经相对而言比较完善而且有控制力了，但还是没能逃脱分崩离析的命运。
士人阶层究竟最应该具备什么？
应该是独立精神。无论是“士大夫”，还是“知识分子”，如果真的想要成为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还是对思想、文化、政治起到极大作用的那么一部分人，就必须有一种独立的精神和一种不依附于任何权力与财势的立场。
但是，中国古代的士人，却是缺乏这种独立精神的，所以毛泽东在评价他们时，用了“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这句古语来形容他们依托于权势阶层而生存的状况。
不过，无论是曾子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还是孟子与墨子对士人力量的讴歌，都意味着他们想要以一种独立的、独特的文化与思想状态影响这个国度。可是，从历史的现实来看，这种精神独立的理想最后还是没能实现，或者说刚刚萌芽就被扼杀了。
原则冲突与立场选择
那么，是什么扼杀了士人的“独立精神”呢？
是中国的政治文化。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里面，有两个特别有意思的词：“组织原则”与“政治原则”。
“组织原则”，就是你的政治取向和政治活动，要以你所在的派系或者组织的共同意见为基础，不能违反组织的决定，一切以组织的团结为出发点；“政治原则”就是以实际遇到的政治情况作为首要的出发点，所有的政策和主张必须是为了解决现实中遇到的政治问题。
两者比较起来，如果用理性的政治观念去考虑，自然应该是政治原则第一，而组织原则只能作为一个补充，甚至是很小的补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在政治上永远处于一个有效率的应对者的地位，才不会陷入政治困境之中。
实际上却远非如此。中国式的故事，最大的特点，就是理性原则根本无法衡量错综复杂而又变化无定的现实。在中国古代，根本没有哪个时代是能够让政治原则超出组织原则之上的，春秋战国是这样，秦汉隋唐是这样，宋元明清也是这样。
“站队”成了中国古代政治中一个最重要的命题，屁股坐在哪条板凳上，嘴里说着哪个阵线的话，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只有在确定了自己站在哪个队伍之后，才能统一用这个队伍的腔调表态，否则，就会被清除出政治队伍。
在这个组织原则横行的古代中国，造就了许多特殊类型的人，比如弃妇、忠臣和异端。
在中国古代，弃妇、忠臣和异端，是几个连结在一起的存在，本质上来说，他们并无不同，只不过表现出的外在形式有所差别而已。
在那样的社会中，做忠臣的，只要抱定了“政治原则必将胜过组织原则”的信念，执着地坚持自己的操守，就可以流芳百世，大不了咬咬牙，自沉以明志；做异端的，实际上是忠臣的变态，只是咬牙的时间更长一些，而且敢于采取激烈的态度把自己的立场宣扬出来，公开反抗组织原则；做“弃妇”的，什么都不需要，只等着被一脚踢开之后，便可以用一副软弱、可怜的样子出现在世人面前，告诉大家，我是被组织原则（在家庭里面，丈夫就是这个基层的社会组织的领袖）抛弃的，但是我本身是无辜的。
在组织原则一统天下的时代，家庭中可以有弃妇，社会上可以有异端，朝廷里可以有忠臣，但是他们都是组织原则的陪衬。所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是异端和忠臣的结合，或者弃妇与忠臣的结合，因为这两种状态恰恰证明了组织原则的约束力——你违反了组织中的秩序，就要被惩罚，而你却忠于这个处罚你的人或者组织，这本身就是一种可笑的现实。
中国古代的文人，有很多都曾经含冤受屈，这个现象是正常的，不过有人因此就认为中国文人的命运自古多舛，这就基本属于借题发挥了。要知道，这些文人们之所以被冤屈，并不因为他们是以文章而知名的文人，而是因为他们是在政治上“有问题”的臣子。
这些文人在政治上出的“问题”，大部分都是“组织原则”的问题，这可以说是文人的性格（简称“文人性”）和臣子的性格（简称“臣子性”）之间的一种碰撞。
文人的性格，生活在理想世界里面，自己是一切的主宰，而臣子的性格，则是在现实的环境中循规蹈矩服从上级的命令。这两种性格之间是有冲突的，当然，不能说谁对谁错，因为它们属于不同的领域。
一个领域有一个领域的原则，如果在文人的领域内像政治领域一样发号施令或者循规蹈矩，肯定不会是一个好的文人；同样，如果在政治领域里面像文人的领域一样信马由缰或者信口开河，也不会成为一个好臣子。
所谓文人性和臣子性的冲突，简言之，就是一个自我角色定位的失误。如果抱住一种角色定位不放，在任何场合下都认为自己应该是那样一副模样，必定会受到挫折甚至遭遇失败。而后人又往往不能持公允之论，反而认为他们的挫折与失败都是因为小人的暗算、旁人的嫉妒，将这些事实上的失败者推上了神坛。其中最有偶像意味的，就是屈原。
“不识时务”的重臣
屈原名平，“原”是他的字。根据史书的记载，屈原是一个翩翩公子的形象，容貌出众，举止优雅，谈吐不凡，而且喜欢穿着与众不同的衣服，他的招牌式打扮就是高高的帽子、显眼的腰带——这就是后世所说的“峨冠博带”。
屈原出身于楚国的王室贵族，曾经受到楚王的重用，在楚国的中央政府担任重要的职务。可是他后来的仕途经历却十分坎坷，一再被贬黜，最后因为看到国家即将倾覆，他抱着大石自沉汨罗江。从这个简单的履历上面看，他确实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一位不受君主信任而再三被贬，可至死都怀着一颗爱国之心的忠臣。
被君主疏远甚至抛弃但是仍然满怀忠诚，这正是“弃妇”与“忠臣”的结合。可是，为什么忠臣会变成弃妇呢？是单纯因为楚王昏庸无道吗？以往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恰恰是把问题都推在楚王身上，说楚王昏庸无能而且轻信谣言，才让屈原受到冷落最终悲愤地自尽。可是，是否事实真的这么简单？
历史不是靠一条线索就能决定最终的结果的，楚王自然有他的昏庸和软弱之处，但从屈原的个人经历来看，正是因为他一步一步背弃了自己的出身并且违背了自己所在组织的原则，才逐渐成为众矢之的，最后成为整个楚国中央政府的对立面。
屈原所活动的舞台——楚国，在政治上是十分重视门第出身的，所以许多王族子弟都做到很高的官职，而这个国家也靠着牢固的贵族势力，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南方的霸主，并且可以和西方崛起的秦国抗衡。而且，从王权的继承性来看，只有楚国和秦国是从春秋时代一直发展下来并且没有经过江山易主的国家。
所以，楚国要维持国家的稳定，首要的任务就是保证王族与中央权力的牢不可破，而且鉴于齐、晋的教训，楚国更要注重内部上层统治集团在政治上的一致性，才不会有祸起萧墙的危险。
因而，在战国时代各国轰轰烈烈地进行变法的同时，楚国看不到什么大刀阔斧的改革行动，即便是流亡到楚国的军事家、改革家吴起进行的改革，也是昙花一现，并且在贵族们的合力反抗下以失败告终。
有人认为，这是楚国的保守势力太强，其实，这是因为楚国有既定的国策，就是要保证上层集团地位不能动摇，以此保证国家的稳定。
而屈原，恰恰违背了这样的立国方针，才让自己变成了政治上的被遗弃者。从出身来讲，他和楚国王室是同姓一族，属于王室的贵族；从地位来讲，他在楚怀王在位期间担任的是地位十分重要的左徒。
屈原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个官职，一方面因为他确实是有真才实学，对治理国家的道理、存亡兴衰的规律有过人的见解；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出身于贵族阶层，符合楚国政治上用人的一贯原则。所以，他如果想要有所作为，就要恪守这两方面的守则：一方面在自己的职位上最好地发挥自己的才干，另一方面在大局上要维护最高层集团的利益。
对屈原来说，前一条守则他恪守得十分好。他任左徒期间，兢兢业业，一入朝就和楚王讨论国家的发展大计，帮助楚王制定各种可以富国强兵的法令；他还特别擅长外交工作，负责对外接待各国使节，处理和各个诸侯国之间的外交事务。由于他出色的政治才干，他赢得了楚怀王的信任，楚怀王把他当成自己的左膀右臂，国家的政事基本都依赖他来处理。
可是，屈原这个人，又恰恰是把国家的发展和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甚至凌驾于君主和最高统治层利益之上的一个爱国者。他一再强调用人要先重视才能和德行，而不能任用那些只有贵族出身却没有真才实学的公子哥；而且，他还提出改革的政策，希望楚怀王能够励精图治，限制贵族的权力和利益，把富国、富民放在第一位。这样的主张，等于否定了楚国上层统治者们执政和获利的合法性，于是，他们想方设法想要让屈原的改革计划流产，对于正受楚怀王信任的屈原来说，疏远他和怀王之间的关系自然是最佳的办法。
贵族们要怎样反击呢？从理论上、改革可行性上与屈原论战，他们是占不到便宜的，因此，他们所做的，就是诋毁和污蔑屈原。其中，和屈原职位相当的上官大夫阴差阳错地成了这个阴谋的执行者。
上官大夫因为怀王亲近屈原而冷落自己，对屈原的才能十分嫉妒。有一次，怀王任命屈原制定国家法令，屈原刚刚写完草稿，还没有作最后的修订，上官大夫就想把功劳据为己有，希望屈原把草稿给他，被屈原严辞拒绝。上官大夫恼羞成怒，就向楚怀王报告说：“大王您把为国家制定法令的任务交给屈原，全国上下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可是每颁布一条法令，屈原就洋洋自得地夸耀自己的功劳，说是‘除了我之外，谁也制定不出这样的法令来’。”
按说，上官大夫的这个诬告，是十分容易被识破的，只要调查一下，就可以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可是楚怀王却没有这样做，他听了上官大夫的报告之后非常生气，没有作任何调查，就开始怀疑屈原，马上和屈原疏远了。如果仅仅说这是因为楚王的昏庸，似乎过于简单，因为再昏庸的君主对于自己十分信任的大臣都不会说疏远就马上疏远的，而且从楚怀王一生的表现来看，他是个十分顾念旧情而且优柔寡断的君主，那么，到底是什么触动了他的神经，让他不加调查就马上疏远屈原呢？
答案就是：组织原则。
首先，上官大夫对楚王所进的谗言，虽然意在诬陷屈原目中无人而且功高震主，但是却有意无意地触及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君主的权威和上层集团的稳定。上官大夫的话，楚怀王完全可以理解成，屈原把自己的功劳和成就摆在君主之上，认为自己才是国家的立法者和政治权威，这和那些篡国的权臣有什么不同呢？君主对于自己的权力向来是最敏感的，哪怕是再懦弱的君主也是一样。作为一国之君，楚怀王绝对不能允许权臣把持朝政架空自己，哪怕这个权臣是自己再信任的人也不行。
其次，屈原在之前的任职期间，一直强调要进行改革，革除弊政。他的想法自然是好的，那些改革措施也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楚国的政治环境下，这种改革，将得罪大多数的当权者，他们肯定会群起反对。而楚王的统治，很大程度上就依靠这些当权者的拥护，所以得罪了他们，就相当于得罪了楚王。楚怀王虽然十分器重屈原，但是为了一个屈原而得罪所有的大臣，他肯定会有所顾虑，甚至会寻找一个机会牺牲屈原来保全自己。
以往，人们因为喜欢屈原的诗歌，敬佩他为国捐躯的气节，所以在看屈原一生的经历时，完全站在屈原的角度，去指责楚怀王是如何昏庸。但是，如果站在楚怀王的立场上，就可以看出，他如果支持屈原，将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包括他的王位和生命，这是很多政治家都无法具有的勇气，何况是处在楚国日落西山时代的楚怀王呢？更何况，即使楚怀王真的去支持屈原，坚持让屈原进行改革，那谁又能保证那些贵族们不会进行大规模地反抗呢？谁又能保证屈原的命运不会像吴起、商鞅一样被贵族们清算而身首异处呢？
屈原所面对的反对派，不是一个贪婪的上官大夫，也不是一个昏庸的楚怀王，而是整个楚国的贵族。屈原作为贵族的一员，违背了贵族们的利益，所以，作为异端的屈原，是注定要被贵族们从朝廷中清除的，因为，他已经不再是一两个当权者的敌人，而是整个政坛的敌人。
与政坛为敌的独立精神
屈原被贬之后，楚国发生了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就是张仪诓骗楚怀王撕毁和齐国的盟约，间接使楚国在战争中失利。
当时，秦国想发兵攻打齐国，可是齐国与楚国有合纵的盟约，秦惠文王对此十分担忧，就派张仪去游说楚怀王，并且提出，如果楚国能和齐国断交，秦国愿意献出商、於之间的六百里土地作为报答。
楚怀王贪图土地，轻信了张仪，与齐国断绝往来。可是张仪出尔反尔，说根本没有承诺什么割让土地。怀王勃然大怒，大规模起兵攻打秦国，结果大败，楚国汉中一带的地盘也被秦国占领。后来怀王再次派兵攻打秦国，结果又被魏国偷袭。这两次失败，令楚国的处境非常艰难。在这之后，各国又共同发兵攻打楚国，原本可以和秦国抗衡的楚国，就这样江河日下了。
后来，秦昭王以与楚国联姻的名义，提出和楚怀王见面。楚怀王贸然入秦，结果被扣留，在秦国去世，尸体运回楚国安葬。楚怀王死后，长子即位，就是楚顷襄王。顷襄王依然沿袭楚国的政治传统，任命兄弟子兰为令尹。
当时，因为子兰劝怀王入秦，导致怀王的暴死，楚国人都将责任归罪于他。但是，这只是百姓的意见而已，在统治集团内部，因为贵族政治的传统，谁都不会公开去提出反对子兰，因为一旦反对子兰，就相当于向整个楚国的统治集团宣战，这是每个既得利益者都不愿意冒的风险。
这个时候，屈原以他的诗作再次挑战了统治集团的组织原则。他虽然被放逐，却依然眷恋楚国，怀念怀王，总是希望国君突然觉悟，统治风气也能为之改变。这些情绪，在他的作品中多次委婉地流露出来。
作为一个文人，屈原这样做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作为一个贵族出身、曾经担任高官的人来说，他这样做无疑是破坏了楚国的政治习惯，说得严重一些，简直就是公然和政府对抗。而且屈原的作品里面，明显表露出对当政者的鄙视和失望，并且表现出天下只有他一个人才有高洁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