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之奇的说法对不对？对，但是说得晚了。如果在三年之前，这一番话向虞公说出来，可能还会有转机，因为三年前虞国好歹还有虢国作为外援可以抵挡晋国一阵，而现在两国已经决裂，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虞公又怎么会选择独立抵挡晋国的大军呢？而且，宫之奇所说的道理，虞公在三年之前未尝没有考虑过，他拿不出新的说法来说服虞公，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虞公再次不采纳宫之奇的建议。
事实上，虞公这时已经没有退路了，答应借道也是灭亡，不答应借道也是灭亡。历史不再给虞国任何的选择机会，只留下一个标准答案：亡国。
在无奈之下，虞公只能再次答应晋国借道的要求。宫之奇见到自己的建议不被采纳，而且虞国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为了保全自己的家族，他便率领着族人逃离虞国，到他乡去避祸了——他的选择，其实和虞公有什么区别？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战术而已。
这一次，晋献公亲自统率大军，经过虞国的国土，前去攻打虢国，无论是规模上还是声势上都比前一次更大。进入虢国后，晋军推进的速度十分迅速，很快就兵临虢国都城上阳（今河南陕县附近）城下，几个月后便灭亡了虢国，虢公丑也仓皇逃走。
晋国大获全胜，凯旋回师，看上去并没有对虞国进行攻击的迹象。而在回师的过程中，再次经过虞国时，晋国军队在当地驻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了进攻，结果一举成功，生擒了虞公，虞国也步了虢国的后尘，没有逃脱亡国的命运。
为什么虞公作出了种种努力，最终还是没有摆脱国家灭亡的命运？用博弈论来分析，虞公的选择基本没有错误（最后一次他相当于没有选择，所以不算），但结果却是失败的，这正说明了在权变的策略选择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左右着权变的成败，那就是实力。
“权”字在历史中的魅力就在这里，权力与权变永远不能分离，但在历史的事实中，它们往往难以统一，因此当事人只能艰难地选择，而后来者只能做一些事后诸葛亮式的评说。
霸主的难题
在两个强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什么？是击败对手，还是让自己先立于不败之地？
答案自然是后者。因为双方都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能够战胜对手，他们之间的冲突，往往是因为一时的冒进或是偶发的原因所引起的。因此，在保全自己的基础上再图胜利，是强者之间进行争斗的一般原则。
如何想办法让自己不受损失？从传统的政治或军事学说来解释，不外乎是论证“势”、“道”支持的是哪一方，而自己应该如何让这种“势”与“道”成为己方的保护伞。然而，“势”也好，“道”也好，都是无法进行量化统计、具体分析的笼统因素，因而在可行性方面就差一些。如果运用博弈论来进行解析，可能结果就会清晰得多。
“风马牛”能否相斗
当两个强者因为某种利益冲突而剑拔弩张的时候，如何选择最利于自己的策略，在博弈论看来，就属于“斗鸡理论”的应用范畴。
一旦出现两个强者互相对抗的局面，用俗语来讲，恐怕就会出现“二虎相争，必有一伤”的结果。但显然双方都不愿意自己是“伤”的那一个。因此，在博弈论中，就给出了一个最适合当事人的策略选择：一方选择前进，一方选择后退。前进的一方可以获得最大的收益值，而后退的一方也不会损失太大，因为失去面子总比伤痕累累要好得多。看起来，中国的古人虽然不知道几千年后会出现博弈论，但“斗鸡理论”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早已经得到过很好地应用了。
春秋时期，齐国和楚国这东、南两方的霸主之间，就曾经出现过一场争斗，而最后，恰恰是用“斗鸡理论”的模式来解决的。
当时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作为自己争霸天下、指挥诸侯的旗号。他首先帮助燕国打败了屡次进犯的山戎，而后又帮助受到狄人侵扰的邢国击败侵犯者，并且协助邢国重筑了城墙以抵御狄人的再次入侵。后来，卫国也受到了狄人的进犯，齐桓公又帮助卫国在黄河南岸重建国都。
因为积极地讨伐“夷狄”，保卫同属于周文化辐射的中原诸国，齐桓公在各国中的威望大大提高，他想成为中原霸主的政治理想也更加坚定了。在这时，只有南方的楚国不但不服，还常常和齐国对立。
齐桓公如果要建立自己在中原的霸主地位，就必须收服楚国，但楚国肯定不会听从齐桓公的号令。这样，齐楚之间就形成了斗鸡的局面。
楚国地处南方，向来不和中原诸侯有过于密切的来往。那时候，中原诸侯把楚国也当成“蛮夷”来看待。但是，楚国人开垦南方的土地，逐步收服了附近的一些部落，慢慢地变成了大国。后来，楚国国君干脆自称楚王，超越了周代“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位体制和周天子的名号（王）等同，明显是要和中原分庭抗礼，更没有把齐国放在眼里，这就成了齐国称霸中原的最大阻碍。
齐楚两国本来相隔很远，发生战争是比较困难的，但由于上述原因，空间上的距离就被利益上的交错拉近了，更何况齐桓公是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来实现他的霸主地位的，楚国对周天子的不敬，就是对他的不敬，更是对他的一种挑衅。对楚国这一战是必须要打的，至于如何收场，那就要视情况而定了，于是齐国就发动了对楚国的进攻。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约会了宋、鲁、陈、卫、郑、曹、许七国军队，先攻打蔡国，蔡国一败涂地，而齐桓公意犹未尽，乘胜与七国诸侯继续南进，联合进攻楚国。楚成王得知消息，也集合了人马准备抵抗。但他分析了双方的实力，觉得与齐国直接交战，对楚国并没有好处，甚至不利于楚国的发展，他在心里是极希望齐国退兵的。但如果真要打起来的话，那就只能是两败俱伤了，谁也得不到好处，因此他一边积极备战，一边又派了使者去见齐桓公。
楚国的使者对齐桓公说：“我们大王叫我来见齐侯，请教一个问题：你们齐国在北面，我们楚国在南面，两国毫不相干，而且素无往来，真的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你们的兵马要跑到我们这儿来呢？”
楚国使者说的本来是事实，但他却忘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不是以空间距离来划分的，而是以利益值来进行衡量的。风马牛是不相及，但风马牛的主人却可以相连，发生利害关系的。
“斗鸡”的虚与实
听了楚国使者这一番话后，管仲立刻反击说：“我们两国虽然相隔很远，但都是周天子的封地。当初齐国太公姜尚受封的时候，曾经接受了一道命令：谁要是不服从周天子，齐国就有权去征讨它。你们楚国本来每年向天子进贡包茅（用来滤酒的一种青茅），为什么现在不进贡了呢？所以，我国国君前来讨伐你们。而且，当年周天子昭王南征到了楚地，却一去不返，所以我们国君前来询问你们。”
管仲话里的潜台词是：不是我们齐国要来攻打你们楚国，而是周天子派我们来征讨你们楚国的，所以我们是正义之师，师出有名的。
齐国真是师出有名吗？不进贡能够成为攻打楚国的理由吗？其实当时诸侯国不向周天子进贡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更何况不向周天子进贡的不止是一个楚国，中原的一些诸侯国也是如此，那么齐国为什么单单来进攻楚国而不去攻打他们呢？而且，周昭王南征一去不返，并不是楚国的责任，而是他被人暗算了，这笔账又怎么能算到楚国的头上呢？
可见，管仲所提出的攻打楚国的理由，其实并不成立，但管仲又不能直接说出齐桓公攻打楚国的真正动机，所以只能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楚国的使者能够抓住管仲言语中的漏洞进行反驳，又会如何？
显然，直接戳穿管仲的谎言，证明这个理由不成立，会赢得当场的面子，但是这样也会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让齐国恼羞成怒。一旦管仲或齐桓公发怒，下令进攻，结果可能就是玉石俱焚，楚国会损失惨重。楚王之所以派使者前来联系，为的就是平息可能出现的战事，因而使者的任务不是逞口舌之利，而是要息事宁人。因此，使者说：“没进贡包茅，这是我们的不是，以后一定进贡。至于周昭王的事情，我看您还是去水边寻访一下吧。”
楚国使者口头上承认了错误，但齐国汇集的诸侯联军不能就这样撤退，如果仅凭使者的一句话就撤退，那这场战争的收益值显然没有达到预期，并且过于没面子。最主要的是，在这场争斗中，齐国还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而事态也还没有到楚国不能忍受的状况。就这样，齐国自然会选择继续前进，这虽然有两败俱伤的可能，但如果不前进的话，也就不能完全使楚国屈服，所以要获得最理想的未来收益值，也就只有冒风险了。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则和策略，在楚国使者走后，齐国和诸侯联军又拔营前进，一直到达陉。此时，楚国的安全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再也不能退了。至此，楚国如何选择应对策略，就变成了影响全局的关键点。
此时，楚成王派出了第二个使者进行谈判，这一次他派的是出自楚国公族大姓屈氏的屈完。
进退之“道”与攻守之“权”
齐桓公为了显示自己的军威，请屈完一起乘车观看诸侯联军的队伍。屈完一看，诸侯联军果然名不虚传，队列整齐、训练有素。齐桓公炫耀过了他的联军，便对屈完说：“我们起兵，难道是为了我区区一人吗？先君建立的友好关系应该继续，我们维持旧交如何？”
屈完马上截住齐桓公的话头：“君侯亲临敝国祈福，承蒙您抚慰我们大王，两国维持旧交，正是我们大王的心愿啊！”
齐桓公还有一半的话没有说完，此刻又继续讲道：“你看到以我国为首的诸侯联军了，用这样的军队去作战，谁能够抵挡得住？用这样的军队去攻城，有什么拿不下的险关？”（此处齐桓公与屈完之间的对话，采用沈玉成先生《左传译文》中的翻译，略有修改。）
齐桓公想通过炫耀武力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获得最大的收益值，但他考虑到楚国已经退无可退，因此也向屈完透露了一个信息：我们诸侯联军也并不想和楚国开战，但你们的行为太不尊重我了，必须要让我赚足面子，获得实际的利益，我才能收兵。
按照斗鸡理论，齐桓公的做法，正是实力稍强、占据先机的一方主动前进以试探对方反应的行为。如果楚国决心破釜沉舟，结果可能是僵持或开战，也可能是齐国适当让步；如果楚国让步，那么自然正中齐桓公的下怀。
此时楚国（临时决策者为屈完）有这样几种选择：
第一种情况：态度强硬，激化矛盾，双方开战。
第二种情况：态度强硬，双方僵持不下，互不相让，但都惧怕对方的实力，形成“冷战”。
第三种情况：态度强硬，令齐桓公和诸侯联军恐惧，对方让步。
第四种情况：主动让步，让齐国获得利益而退兵，保全领土，但后患无穷。
第五种情况：伪装主动让步的姿态，麻痹诸侯联军，然后主动出击，将其消灭。
第六种情况：刚柔并用，有礼有节，与诸侯联军进行和谈，双方面子、利益都不受损。
大体而言，楚国能够作出的选择及各种选择引发的结果就是这六种类型。其中，第一、第二、第四种情况显然是不明智的，因为屈完的任务就是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更不是出卖楚国利益。
第五种情况，属于诡诈的手段。虽然春秋时期“兵不厌诈”的情况越来越多，使用诡道、诈术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比比皆是，但他们往往受到道德上的谴责，获得一时的利益而失去天下诸侯与舆论的支持。楚国本来就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如果再采取这样的手段，可能会受到更强烈的排斥。
那么就只剩下了第三种和第六种情况两个选择。严格来说，第六种是将第三种情况进行改造，强调立场、原则并显示己方实力，同时又不像第三种情况那样气势汹汹、破釜沉舟。
在斗鸡理论中，解决这个困局的关键，就是双方的理性与情感所能接受的限度在哪里。所有的选择，必须控制在这个限度之内。
齐桓公的底线是“面子”与“利益”，要么得让楚成王承认他的霸主地位，要么就要从楚国捞到点好处；楚成王的底线是“尊严”与“利益”，不能被齐桓公这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北国君主欺凌，也不能让楚国的利益受损。
屈完就如在跷跷板中寻找平衡点一样，只能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否则就会导致矛盾的进一步激化。相比较而言，齐桓公更希望得到形式上的尊重，而楚成王更需要实质上的尊严。因此，屈完的选择也就呼之欲出了，那就是：刚柔并用，有礼有节，与诸侯联军进行和谈，双方面子、利益都不受损。
事实上，屈完正是按照这个思路去与齐桓公交涉的。齐桓公显示出自己的军事实力后，知道他不过是想用武力求尊重，求得楚王对自己霸主地位的认可。齐桓公会不会对楚国开战呢？只要不损害他的面子，就不会。
屈完正是看穿了齐桓公这一点，说：“君侯若是协助天子、扶助弱小、讲究道义，那样人家才会真心真意地佩服你。要是光凭借武力使人屈服的话，即使我们楚国国力没有你们强，但却可以用方城（楚国所筑的长城，在今河南方城北至泌阳东北）作为城墙，用汉水作为战壕，与您对抗。您就是再多带些人马来，也未必能派得上用场。” 屈完的潜台词是：面子是要靠互相尊重才能维护的，如果要和谈，我们接受（屈完之前已经表示过了），如果要打仗，我们也奉陪到底。
当然，屈完能够这样抢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楚国确实有实力与齐国对抗。试想，如果是齐桓公在进犯蔡国的时候，蔡国的使者这样说，齐桓公还不马上宣布进攻？而屈完这样说却可以，因为齐国也不敢贸然与楚国在战场上决一胜负。
为什么屈完的口气、态度与之前的使者截然不同？除去个人的性格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之前的使者与诸侯联军谈判时，联军还没有任何动作，只是逼近楚国边境，因此想办法化解可能发生的战争是他的任务。而屈完出使时诸侯联军已经大兵压境了，因此遏制住齐桓公的势头并让局势转向和谈才是最关键的。
按照《左传》的记载，屈完说了这番话之后，齐桓公是什么表情，不知道；齐桓公是什么心情，不知道；管仲这样的名相有什么反应，也不知道。只有一个结果：屈完代表楚国与诸侯订立了盟约。
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就这样消弭了，原因就在于屈完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看清了楚国与齐国这一对斗鸡的底线，促成了和谈。结果是，楚国表面上承认了齐国的霸主地位，齐桓公争得了面子，而楚国也没有丧失尊严，双方都满意而归。
为什么齐楚两国能够和谈？并不是因为国君热爱和平，而是“权”的作用——他们的实力、地位相差不大，双方彼此忌惮对方的实力，在这样的基础上，表面的和平才容易实现；而管仲偷换话题、强调齐国侵楚的合法性在前，屈完有礼有节、消除双方的摩擦在后，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用权变之法争得面子、保全实力，自然就没有必要开战了。
德与法的盲区
